作为一名杰出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的文学声誉不亚于任何一位国外作家。早在五四时期，国内著名作家茅盾等人就已经撰文评介萧伯纳生平及其戏剧创作艺术，1933年，萧伯纳应邀访华，期间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人座谈交流。国内对萧伯纳作品的译介及评论从未中断，迄今已有10余部萧氏剧作被翻译成中文，相关学术专著层出不穷，而在中国知网(CNKI)输入关键词萧伯纳后显示的结果为667条，其中包括学位论文、期刊文章以及报纸文章，由此可见，萧伯纳的文学创作思想及其剧作在中国可谓影响深远。
萧伯纳于1925年因其作品闪烁着理想主义及人性的光辉，在激动人心的讽刺中融入了非凡的诗意文采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萧伯纳的文学生涯始于小说创作，之后他在评论挪威剧作家易下生的戏剧时深受影响，从而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萧伯纳共创作了50余部剧作、数百篇书评及散文。1898年，萧伯纳将自己的早期作品分为讨人喜欢的剧作及讨人厌的剧作结集出版，前者有《武器与人》,《康蒂姐》等，后者包括《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等。进入20世纪后，萧伯纳的戏剧创作依旧锋芒毕露，《少校芭芭拉》及《皮革马利翁》等作品饱含机智的对话及幽默的格调，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不公等弊端。
萧伯纳十分关注英国乃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殖民行径、战争暴力、司法不公、性别歧视等种种现实问题，因此，国内学者对萧氏剧作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集中在他的社会问题剧之上。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国内萧伯纳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萧伯纳的创作思想及其戏剧文本，进而阐明该研究取得的成果以及尚需解决的问题。
一、萧伯纳创作思想研究
萧伯纳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种生活环境无疑对萧伯纳的个人成长及思想意识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萧伯纳在其社会问题剧中以饱满的社会批判精神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对生长于斯的中下层民众体现出了细致的关怀，但总体来看，萧伯纳的现实批判起于揭露而止于讽刺。结合萧伯纳的成长经历及时代背景来看，人们不难发现其具有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的妥协性的一面。事实上，萧伯纳的创作倾向与费边社的创立目标相一致，二者都提倡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
在《萧伯纳戏剧三种》的译本序中，王佐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指出了萧伯纳的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本质，他认为萧伯纳的剧本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经常是前紧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不了了之的，甚至是败北主义的萧永远寄希望于聪明盖世的个人，他们的长处只是雄辩滔滔，有时即使谈到革命，眼中并无革命的群众。王佐良对萧氏戏剧的评论代表了国内主流批评话语的立场，而其中的阶级与革命等政治意识形态显露无疑。易晓明认为王佐良的相关评论出自道德评价的视角，他认为，作为一名费边主义者，萧伯纳深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新的经济视角使萧伯纳走出了传统道德善恶的视野，代之以新时代新生的历史理性原则。易晓明进一步指出，19世纪末期因基督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尼采等人的上帝已死言论撼动了传统的善/恶价值标准，传统伦理道德社会中的恶已经让位给现代经济社会中的贫穷。王佐良及易晓明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现代经济社会视角展开的评论对我们深入了解萧伯纳的戏剧创作思想大有裨益，然而，这种评论代表了一种外部视角，对萧氏创作的艺术审美特征关注不足。
国内学者对萧伯纳剧作的艺术审美特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其创造进化论的论述上。秦文在具体研究萧伯纳的戏剧文本之后指出，萧伯纳戏剧创作的一个普遍主题即是创造进化论，他认为创造进化论是萧伯纳研究了叔本华、尼采、达尔文、勃特勒等人的理论之后，博采众长，从而提出的自己对人与社会的独特见解在生命力的驱动下，人不断地完善自己、完善他人、完善社会。秦文详细阐述了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思想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宣扬费边主义理想信念、倡导现代社会女性解放事业等诸多方面的体现，强调了萧伯纳所谓的生命力对理想之人(超人)及理想社会(费边主义乌托邦)的强大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作为费边社的创建者之一，萧伯纳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身处不列颠帝国中心，目睹了帝国荣耀遮蔽下的社会弊端，因而主张建立一种渐进的改良主义社会，这一思想无疑受制于其中产阶级社会观及价值观，这正是萧伯纳遭致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垢病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萧伯纳也深受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他所提倡的创造进化论即是其核心创作思想。然而，萧伯纳对创造进化论的坚持以及对生命力的讴歌都集中在人的身上，他是在整个社会与人类历史中确认人类的位置、个体的位置，关注人的处境、揭示人存在的现状的。萧伯纳对人的重视应该与西方知识分子自文艺复兴以降所秉承的人文主义精神相一致，但这也难免产生另外的问题，如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却被忽视甚至遗忘了。
二、萧伯纳剧作研究
尽管萧伯纳的戏剧创作声誉不亚于同时代任何一位剧作家，他的剧作在中国的接受程度也与日俱增，但令人尴尬的是，萧伯纳的数十部剧作仅有《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少校芭芭拉》、《皮革马利翁》等成为国内研究者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此外，国内学者对《武器与人》、《康蒂姐》、《人与超人》,《圣女贞德》,《苹果车》等剧作也均有涉及，而对其它萧氏剧作的研究可谓寥寥无几。究其原因，《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及《少校芭芭拉》等作品最能体现萧伯纳的问题意识，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揭露与痛斥正好符合国内主流文学批评话语;而《康蒂姐》、《人与超人》、《圣女贞德》等剧作不仅充分体现了萧伯纳创造进化论的核心思想，而且闪烁着女性主义思想的光辉，因而受到了一定程度关注;此外，《皮革马利翁》因在舞台表演及电影改编领域均获得杰出成就，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严肃评论家以及普通观众热衷的话题。
在其专著《萧伯纳研究》中，黄嘉德结合萧伯纳的戏剧理论与代表性剧作展开论述，全面评价了萧伯纳戏剧创作的得与失。杜鹃在《萧伯纳戏剧研究》一书中结合萧伯纳生平及创作历程，将萧伯纳剧作分为早、中、后三个时期分章论述，在研究萧伯纳戏剧理论的同时还梳理了国内学者的萧伯纳戏剧研究。同时，国内还有数篇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萧伯纳的戏剧作品，如朱漩的《萧伯纳戏剧中的道德观》葛欣的《权力、信仰与知识的整合一一萧伯纳(巴巴拉少校)的尼采思想解读》伍金文的《萧伯纳三部戏剧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上的讽刺研究》、陈燕红的《萧伯纳和他的观念剧》等。此外，国内出版的英国文学史基本上都对萧伯纳戏剧有所涉及。
国内关于萧伯纳戏剧研究的期刊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少数几部较为经典的社会问题剧上，研究者所采用的视角不尽相同，但主要关注的仍然是萧伯纳戏剧所体现出来的创造进化论、女性主义思想、宗教观等，也有部分研究者从翻译学角度研究萧伯纳剧作的翻译问题，或从语言学角度切入分析萧伯纳作品中的语言使用。相关研究拓展了萧伯纳戏剧的研究视野，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当代萧伯纳研究的学术性无疑更强了，更注重微观细节，但在切入现实、回应现实方面，则远不及鲁迅、茅盾等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宏观关注偏少。
三、萧伯纳戏剧研究的未来
我国学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因不满当局统治及中国文化面临危机的现状，而极力引进西方文艺思想及文学作品，由于萧伯纳致力于揭露并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问题，他的剧作深受国内学者的欢迎，其中陈独秀、鲁迅、茅盾等人对萧伯纳的评介最具影响。早在1915年11月，陈独秀即在发表于 《青年杂志》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提到白纳少(即萧伯纳)的名字，并将其与易下生、王尔德等人称为作剧名家。茅盾分别在五四时期与20世纪30年代撰文介绍萧伯纳及其戏剧创作。跟陈独秀及茅盾不同的是，鲁迅对萧伯纳的态度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转变。1925年五册惨案发生后，萧伯纳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声援活动吸引了鲁迅的关注，此后，鲁迅才开始公开撰文评介萧伯纳。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鲁迅与萧伯纳几乎没有彼此影响的痕迹，但二者在鞭挞社会弊端、讽刺不公与虚伪等方面认识相同，可谓殊途同归。
毋庸置疑，萧伯纳在戏剧创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刺以及他在社会活动中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是他赢得国内学者研究兴趣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然而，萧伯纳毕竟是一个费边主义者，他所秉承的是渐进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信念，这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相互交织，却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大相径庭。因此，在纪念萧伯纳诞辰150周年之际，国内学界对萧伯纳的评价是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费边主义者和批判资本主义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家。不过，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新时期的萧伯纳戏剧研究愈发纷繁复杂，国内学者已经不再囿于萧氏创作的问题剧，而是将学术目光延伸至其它作品，采用的研究视角也趋向多元，此处不再赘述。
国内学者在潜心研究萧伯纳戏剧思想及作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回顾相关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刘涛在其硕士论文中回顾了20世纪中国的萧伯纳研究后提出应该从根本上研究萧伯纳的戏剧艺术，即以艺术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萧伯纳戏剧。但是，该论文并未阐明何为艺术的标准，假如此种艺术的标准未能全面纳入时代背景、社会语境、观众/读者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话，就会与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艺术家所宣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不谋而合，而这恰恰是萧伯纳所强烈反对的。杜鹃也对萧伯纳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做了全面梳理，强调了特定历史语境及国内读者期待对萧伯纳戏剧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国内对萧伯纳戏剧的翻译及研究尚不够系统深入等客观存在的问题。王岚在详细论述新中国60年萧伯纳戏剧的研究状况后认为相关研究应该加强对社会现实的宏观关注。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萧伯纳戏剧研究的重点问题仍有待商榷，但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多样性视角及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无疑对深化萧伯纳戏剧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观其一生，萧伯纳的文学创作路径与其他爱尔兰作家大相径庭:当叶芝等人为爱尔兰文艺戏剧摇旗呐喊之时，萧伯纳并没有为爱尔兰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相反，这位生于都柏林的爱尔兰剧作家自1876年迁往英国后大都在英国生活、创作，这或许正是萧伯纳通常被国内学者贴以现实主义作家而非爱尔兰民族主义作家的标签的原因所在。然而，尽管萧伯纳并未直接参与爱尔兰的戏剧运动，但他曾应叶芝之邀撰写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该剧鲜明地对比了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性格特点，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的政治欺骗和经济掠夺，同时也谴责了爱尔兰本土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作为一个侨居英国的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或许也经历了身份的错位所带来的困惑，而他究竟是如何调整自我身份认同的?在宣扬创造进化论并探讨人的不断完善之时，萧伯纳又是如何看待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的?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现代主义思潮如日中天的时候，萧伯纳又是如何对待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迥异风格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都值得研究者做进一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