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现代戏剧
“老百姓还爱看旧剧，这不仅由于习惯使然。实在旧戏上还存在着许多中国艺术上的优点……在今天，若不从利用旧形式做起，那么，我们实在找不出使‘百姓喜闻乐见的’其他更好的方法”。[1]这是对本土文化最好的肯定，中国戏剧只有立足于本土之上才能更好的展现自己、发扬自己，正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戏剧而言只能作为相对独立的外部条件中的催化剂和方法论。也就是说，俩种各自独立的文化并不能因为某些人为操作而化而为一，首先它们应该在各自独立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从而近而得到长远的发展。
一、作为催化剂的西方文化 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是两类文化的组成体，是两种性质的戏剧文化，产生它们的土壤不同，促进它们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本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文化的交流数量极少，中国文化的发展主要是靠自身的调整，西方文化还起不到多少冲击的作用。但当鸦片战争强迫性的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给中西文化提供了一次相互融合的重要契机，也就是在此时象征着西方文化的《茶花女》等一大批西方文学涌进了还在晚清的中国。也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涌入，形成了对中国民族戏剧的反思。这次反思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有西方文化这个比较物，另一个是把中西文化关系与振兴中华、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这样，就造成传统文化与近代观念的遇合。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现实的估价，因为是以近代观念来估价的，同时也是历史估价的继承与发展，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有“文以载道”之类的理论，而把对文化的估价与振奋民心联系起来，正是这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可见立足于“文以载道”基础之上的中国戏剧的继承与发展，是其自身的发展需要与历史呈现而西方文化只是实现这种继承与发展的一个外在促使因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导火索或者催化剂。 二、作为方法论的西方文化 所谓“旧剧再造派”是指在戏剧改良运动中，一批不满意传统旧戏的戏剧改良家，愤于传统旧戏不过“一种之技艺”，“没有存在的价值”，而在理论上竭力鼓吹创造新戏，傅斯年说“现在戏剧的情形，不容不改良，真正的新戏，不容不改造。”[2]这是中国重建或创造一种新型戏剧的热望，也成为戏剧改良运动中戏剧再造论家们的理论重心，立足于改造基础之上的再创作，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本是件好事，但是身为政治家的“业余”戏剧理论家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供舞台具体实践的某种模式，却清晰的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宗旨“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3]这也就为中国戏剧的“国籍”模糊性提供了一种可能。在那个风云变化的年代，政治家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戏剧的工具性作用，忽略了改良基础之上的再创作，而是采用了简单处理的全盘西化，甚至是规避了改良后的优秀戏剧，从而在文学史上造成了中国戏剧是西方舶来品的假象。戏剧隶属于文化而不是政治，那么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只能回归到文化层面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回归到戏剧改良派的理论——采用西法，即西方文化作为方法论出现。 三、相对独立的中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