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级剧团作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政治伦理、市场经营、艺术传承等角色的有机统一，是其理想角色定位。县级剧团在经历了“游民社会”的戏班、“泛政治化”时代的剧团及市场化改革时期的“企业”的体制变迁后，其中的大部分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渐陷入了困境。科学合理分析县级剧团市场化改革困境所产生的原因，非盈利性组织的定位应是当前其改革的理想目标和路径指向。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县级剧团；角色定位；市场化改革；非盈利性组织
中图分类号：J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93-04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以戏班和剧团为代表的艺术表演团体，在传承传统文化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整体上建立了一个适应市场、面向观众的剧团体系，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
县级剧团作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在活跃农村文化、保障人民大众的文化权利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文化体制的转型，并在市场化的洗礼下，大部分国家直属院团及省市级剧团在改革中逐渐走向复兴，县级剧团却在从文化事业向文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既缺少足够的国家体制资源的输送，又无法适应市场化需求，逐渐被国家与市场所忽略、抛弃，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本文拟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对我国县级剧团的改革历程及其在市场化改革中所面临的困境作一分析，并对县级剧团改革的路径进行探讨。
一、县级剧团角色的结构定位
剧团作为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载体，文化的多重属性及我国社会基础结构决定了其具有三种基本角色，即政治伦理角色、生产经营角色及艺术传承角色。剧团作为这三种角色的融合体，首先是与文化的属性息息相关的，但在不同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剧团的角色定位在现实中又呈现不同的面向。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从其产生就内涵着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多种属性；剧团作为文化生产的载体，文化的属性影响了剧团文化生产的职能定位。文化从其产生就与权力交织在一起，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属性影响下，剧团需要承担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的功能，保持公共文化产品的公益性导向。文化也内涵着经济的属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载体，剧团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又是一个“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过程，需要服从市场的规则，剧团的市场经济属性不断显现。同时，文化还蕴含着社会的属性，特别是在文化民主化的影响下，剧团作为特定的文化组织，需要遵从文化组织本身的特性，这就要求剧团也具有艺术行业的特性，决定了其需要以特定的社会土壤为基础。因此，文化的政治伦理、市场经营、艺术传承的价值的有机统一，是剧团组织定位的理想角色。
而剧团这三种角色定位，是剧团与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关系的现实体现，这三种关系是剧团基本的社会关系结构，剧团与这三者关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了剧团角色的结构定位，影响着剧团职能发展的变迁。县级剧团作为剧团的一个层级，政府、市场及社会，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外在三维空间。但县级剧团位于剧团金字塔的底端，它需要在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它既有剧团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发展的特殊属性。从理论上来讲，剧团的层级越高，其市场化程度越低，而县级剧团位于剧团金字塔底端，作为剧团的一个层级，其职能定位具有剧团的一般特性，然而，相对于其他层级的剧团，它面对着广大农村社会，需要扎根于农村社会的土壤，在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之中生存。县级剧团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与其他层级剧团的不同职能定位。
在中国长期形成的以行政区域为边界的市场结构中，文化表演市场具有较为明显的分层结构，不同层级的剧团面向的群体与市场也呈现分化的状态。国家级剧团面向全国乃至国际高端市场，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省市级剧团，主要面向城市的观众，占据着大部分真正市场意义上的观众；而县级剧团由于不具有其他层级剧团的体制及市场优势，则主要面向特定的县域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历来都是其一个稳定且广阔的市场。在这种市场定位的影响下，县级剧团的戏剧表演不能仅仅是“阳春白雪”的代表，更应该是“下里巴人”的体现，这就要求县级剧团不能脱离乡村社会的基础。总的来说，县级剧团要承担县域公共文化服务、市场经营及艺术传承等三种主要功能，而这三种功能的有机统一，是县级剧团角色定位的理想模式。
二、县级剧团的历史变迁
县级剧团公共服务、市场经营及艺术传承三种价值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理想的职能定位模式，但在现实中，县级剧团价值与功能定位是与每个历史时期的特定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格局的影响下，剧团的角色定位呈现不同的面向。就当前我国县级剧团的市场化改革来说，是以改革开放初期“以文养文”的政策实施为起点，但要探寻县级剧团市场化改革的内在动力，则需要从历史变迁的视角来透视。总的来说，我国县级剧团经历了“游民社会”的戏班、“泛政治化”时代的剧团及市场化改革的“企业”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时期县级剧团的体制都有不同的特点，其组织定位也呈现不同的面向。
“游民社会”的戏班。在建国前的千百年间，以戏班为代表的艺术表演团体呈现明显的金字塔结构，在市场竞争及行业分工的影响下，戏剧表演市场也带有较为明显分层色彩，不同层级的剧团面向不同的市场及观众。特别是在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民间戏剧市场不断壮大，戏剧表演开始从封建上层社会的专属品向市场化、平民化的形式转变，并逐渐形成以民俗文化取代宫廷贵族文化的戏剧格局。而到了民国以后，伴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西方戏剧与剧团管理模式也逐步引入中国，开始形成以市场及票房为导向的剧团管理体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剧团”开始出现。总的来说，在传统社会双轨政治的影响下，剧团大多以以戏班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的形式存在，除少数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戏班依附于皇室、官僚及大地主外，对于大部分戏班来说，它们主要面向城乡观众，民间社会的“游民意识”是其存在的基础。在扎根民间社会的土壤下，许多流动的戏班游走于城乡之间，对民间社会的文化发展及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较大作用。相较于依附于封建上层社会的戏班，底层游动的戏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发展为不依靠官方供养而以市场生存为基础的民间组织，其文化生产的政治伦理角色相对淡化，文化的经济及社会属性是其组织定位的基础，由于几乎脱离政治权力的控制，戏剧创作与表演的政治话语较弱，且往往以娱乐生活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形式呈现。 2“泛政治化”时代的剧团。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及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步伐，许多戏班逐渐脱离民间社会的土壤，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中转变为县级剧团，成为国家权力渗透及社会整合的一个组织。特别是在“文革”其间，县级剧团作为国家权力运作及意识形态灌输的载体，背负着政治宣传与政治教化的职能，演革命样板戏成为县级剧团的主要任务。在这一时期剧团国家化的进程中，县级剧团逐渐脱离了民间社会的土壤，文化的经济与社会性遭到扼杀，剧团的政治伦理角色是其生存的根基。但在这种高度国家化、体制化的剧团体制中，剧团原有的压力和动力都被某种看似以“稳定”“平等”“保护弱者”为政策出发点的社会福利体制所淡化了，这一来，致使戏曲剧团和艺人的独立生存能力逐渐退化，随之也就遗忘和失落了真正属于他们的魅力和价值。在科层化及单位制的影响下，县级剧团作为国家“格式化”的组织载体，不仅与其他层级的剧团发挥同样的功能，也忽视了艺术表演行业本身的特性，县级剧团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活力。被政府“供养”的县级剧团需要依靠政府体制资源输送才能生存，剧团的文化生产完全由政府投入，也不计经济效益，政治伦理角色是这一时期剧团组织定位及发展的根本所在，县级剧团的“依附性”品格逐渐形成，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县级剧团体制僵化的根源。
3市场化改革时期的“企业”。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全能型政治体制的瓦解，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我国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体制改革，建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体制，逐渐成为剧团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剧团“去政治化”的过程，但“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剧团完全与政治断裂，而是剧团在维护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依靠市场自主地进行文化生产。“一方面，公共政策传统一直拒绝市场；另一方面，无论好坏，大多数人的需求是由市场的商品和服务满足的。”[2]剧团的市场化改革，在本质上来说，是市场的话语入侵文化领域的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经济属性开始得到理性的认识，市场化改革成为当前剧团重新定位自我的尝试。通过让剧团从计划主导型体制向市场主导型的体制过渡，试图让剧团在市场中重新调整其职能定位，重构剧团政治伦理、市场经营及艺术传承三种角色的平衡。因此，剧团的市场化改革，是剧团社会关系的重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县级剧团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组织，它具有文化生产的公共性与营利性的双重特性，在依靠市场的基础上，保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成为当前县级剧团组织定位的现实体现。
三、县级剧团市场化改革的困境
从县级剧团体制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出，当前的县级剧团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的话语重塑剧团的市场主体地位，让县级剧团重新回归农村社会，是剧团体制改革的理性回归。通过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使剧团与政府的关系由依附型向对立型转变、剧团与市场关系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剧团与演员的关系由依附型向契约型转变，这是当前剧团市场化改革的理想模式。[3]然而，在这种国家与社会格局发生变迁的影响下，改革开放瓦解了集体化时期剧团发展的根基，旧的框架已经消解，新的格局却尚未建立起来。在当前的市场化改革中，剧团还没有学会游泳走市场的情况下被财政体制改革“逼”下水进入市场，加上水势“不稳”市场波动，专业剧团没有“救生圈”政府扶持，结果是发生“呛水”乃至“溺水”事件，进而造成剧团“衰败”。[4]剧团蕴含的政治、经济及艺术传承三种功能失调，剧团与政府、市场、及剧团与演员等内外关系都开始断裂，县级剧团的市场化改革面临着体制困境、市场困境及演员身份认同的困境等多方面制约。
体制困境：压力型体制下县级剧团体制资源输送的减少。任何一个组织生存的体制，政府都是忽隐忽现的外在影响因素，剧团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剧团职能定位的现实运作。就县级剧团来说，自建国以后，政府历来都是剧团文化再生产的主导者，无论在何时，县级剧团都要依靠政府体制资源的输送来维持生存，同时也需要承担政府文化再生产的职责。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县级剧团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下降，政府体制资源输送正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县级剧团又被赋予了经济发展、艺术传承等新的社会功能，政府体制资源输送的减少与剧团职责的增加，成为当前县级剧团发展的一大矛盾。
政府体制资源输送的减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现行剧团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体制的延续。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剧团国家化的进程，县级剧团逐渐成为政府供养的一个部门，依靠政府体制资源的输送来维持自我的发展。但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并逐渐形成了压力型体制。然而，文化事业单位由于其固有的意识形态要求，以及在市场化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下降，县级剧团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开始断裂。特别是在当前的压力型体制的影响下，剧团的去政治化及市场化改革，往往会演变为一种“甩包袱”式的运动――县级剧团往往成为政府改革中被抛弃的对象。一方面，在传统体制惯性的影响下，戏剧工具化的理念导致了县级剧团职能定位的错位，阻碍了其在市场化改革中的转型。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是让县级剧团重新获得“走市场”的能力，但长期被供养的县级剧团，习惯了从政府获得体制资源的输送，随着剧团意识形态灌输功能的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体制资源输送的减少，剧团缺乏足够的资源来获取市场化的能力。
2县级剧团职责的增加。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县级剧团虽然获得的体制资源输送在减少，便并不意味着其职责的减少，剧团在权力体系上虽与政府断裂，但实质上仍然要服从现有权力体系的约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剧团形式上拥有了文化生产的自主性，但县级剧团仍然要服从于各级政府的工作，且在时代转型中被赋予的职责不断增加。就大部分县级剧团而言，现有的演出活动主要是以“三个服务”为中心，即“服务于市委市政府的中心活动、服务于各部门的演出活动、服务于基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演出活动”，政府摊派的任务仍然是县级剧团工作的重心。一方面政府体制资源输送减少，一方面剧团仍然要须应付政府下派的各种任务与考核，维持现状成为剧团及各级政府最适宜的方法，致使剧团在现有体制中摇摆不前，逐渐丧失了内在发展动力。 2市场困境：社会转型背景下县级剧团市场转型的乏力。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格局开始分离，并在引入市场这一话语下，建立现代文化企业制度，使剧团发展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成为剧团改革的一大方向。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政府掌握全部社会资源的格局在发生改变，但在市场天生追求利润的驱使下，文化生产的资本化带来的是县级剧团逐渐被国家与市场共同抛弃。由于县级剧团内部无法向现代化转型，外部又面临着市场的萎缩及观众的减少，大多数县级剧团在市场中苦苦挣扎，尚不具有市场竞争力。
剧团现代化转型的困境。剧团的艺术表演由于其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决定了其文化生产必须服从“巴摩尔原理”的制约，但由于我国传统戏剧的东方特性，投入的增加，与产出却并不成正相关关系，大部分剧团利润不断下降。同时，戏剧的大众化，客观上要求戏剧创作与表演的转型，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民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但由于我国戏剧在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不能建构一套适合其发展的普适的话语体系，致使它在进入现代化的路径中越来越不能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湖北省应城地区的楚剧为例，它是由清代道光年间湖北东部流行的哦呵腔与武汉及孝感地区的山歌、竹马、道情、高跷及民间故事等融合而成，是一个独立的汉族地方声腔剧种，是荆楚传统优秀文化的积淀，观众只有具有一定的民俗情结及情感结构才能领悟，这就造成了楚剧与一般观众的断裂，以及在现代社会观众的狭窄性。
剧团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殿堂，人才的传承与延续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剧团人才培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剧团自己培养转变为招收艺术学校的学生，由于县级剧团待遇低，往往招不到学生，人员老化、人才断层现象十分严重。戏剧表演是一种高度角色化的场域，人才的断层导致了角色的僵化与失衡，消减了戏剧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同时，戏剧的创作与排练是一个高投入的领域，随着剧团收入的减少，设备的老化也是剧团发展的一大瓶颈，进一步加剧了县级剧团市场化转型的困境。
2戏剧市场在竞争中的萎缩。中国戏剧市场具有明显的分层结构，县级剧团一般面向农村市场，但自建国以后的剧团体制化的进程，不仅让县级剧团脱离了民间社会的土壤，还使得原有的剧团市场化机制流失，随着农村社会结构、人们消费习惯的的转变，原有的农村戏剧市场已不复存在，县级剧团面向的市场由大众群体转变成小众群体。同时，在市场经济及社会转型的影响下，由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电视、电脑等在社会中不断流行，人们的私性文化逐渐繁荣，多元文化的发展分流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而戏剧则在竞争中不断衰落。
3身份认同的困境：个体化背景下演员身份感的流失。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的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的心理过程。[5]身份认同的定位体现了个体对于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的双重确认，而身份认同的背后，蕴含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代表着特定组织及个体在社会分层的定位，需要特定价值或利益实现机制的维系。剧团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它在进行文化生产的同时，也给予演员特定的身份认同。县级剧团的市场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过程。在市场化的影响下，个体从原有的单位制的整合逐步走向依靠市场及社会来促进社会的重新整合的阶段，但社会的个体化减轻了个体对于集体及单位的依赖的同时，也带来了演员身份认同的困境。现实中，许多剧团，特别是县级剧团在改革中处于迷失状态，市场化改革导致了集体化时期的利益及价值整合机制的解体，而新的机制却并没有产生，在改革中，剧团与演员的关系处于断裂状态，剧团逐渐成为一盘散沙。县级剧团利益共同体的瓦解及职业归属感的流失，是当前剧团定位及演员身份认同困境的主要表现。
利益共同体的逐步瓦解。一个组织的正常运转，需要其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实现。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团体的存在必须是某种机会的存在，而职业化团体须得是一定基数的人按照某种经济机会指向，服从贯彻团体的意志而行动，因此延伸为职业化的建立。”[6]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的萎缩，政府的资源输送的减少，剧团的运转逐渐面临困境，经常连演员的基本工资都无法解决。同时，县级剧团从单位变为企业，剧团原有稳定的社会保障也因为剧团市场效益差而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剧团无法实现演员的基本利益，演员为了维持基本生计，不得不在剧团之外想办法，剧团内部成员在外培训、开小卖部、剧团外表演的情况时有发生，剧团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功能逐渐瓦解。而利益的实现是一个组织维持其成员认同感的基础，在缺乏利益维系的基础上，演员对于剧团的归属感不断减弱，越来越多的演员无法寻回身份的认同感，剧团逐渐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状态。
2职业归属感的消解。在现代社会，职业是影响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而剧团作为一个“高雅”的艺术团体，集体记忆是演员身份认同构建的基础。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7]戏剧表演作为一个需要演员之间密切配合的工作，它内涵着价值及规则的整合机制。在市场化的洗礼下，剧团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演员“集体记忆”的流失及职业规则的动摇，演员从有地位的艺术工作者重新变为社会底层的“戏子”，相对于老一辈的演员对于舞台的热爱及剧团的归属感，新进入的演员缺乏对于戏剧表演的热爱，剧团职业伦理不断缺失。在当前剧团演员新老交替的情况下，新生代演员职业归属感的缺失，对于剧团的长远发展及技术的传承，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演员“去职业化”的背景下，剧团原有的科层制正在走向解体，但现代意义上的基于契约基础上的企业制度却未建立起来，剧团的价值整合处于虚化状态，进一步加剧了剧团共同体及演员身份认同的消解。
四、县级剧团市场化改革的未来：非盈利性组织的定位
县级剧团的市场化改革，把剧团转变为主要面向市场的主体，改革方向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即通过借助市场这一话语，激发剧团内在的发展动力，使其重新扎根农村社会的土壤，通过开拓农村市场，让剧团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达到平衡。但剧团的市场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县级剧团在当前被国家及市场共同抛弃的窘境下，在改革中逐渐丧失了内在动力。剧团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戏剧表演的公共性与营利性的平衡，而这种关系的平衡单靠市场化的道路是无法实现的。剧团的市场化改革，其整体方向是对的，但要破除“过分国家化”与“迷信市场化”的单向度改革路径，市场化道路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让剧团在市场中自生自灭，这就要求重新定位县级剧团的价值与政府的职责。在市场化改革的早期阶段，政府的财政扶持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艺术表演团体无法依靠自我完全在市场中生存，就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的国家，除了极少数大型剧团能完全在市场中生存外，大部分剧团仍然需要依靠政府及社会的捐赠才能生存。 如何重新弥合县级剧团与政府、市场及剧团演员的断裂关系，维持其政治伦理角色、市场经营角色及艺术传承角色的平衡，是县级剧团激活内生动力的关键。为了解决“过分国家化”与“过分市场化”的困境，把县级剧团转变为非盈利性组织，可能是县级剧团市场化改革的一条有效路径。从制度设计角度来说，非营利性表演艺术机构的使命是克服表演艺术领域的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因此，这些机构向来都不以营利性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以保持公共性为自己的导向。[8]将县级剧团定位为非营利性表演艺术机构，有助于保持其所提供服务的公共性质，使其既与政府和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与二者的关系断裂，还能让县级剧团重归农村社会的土壤，在公益性服务的过程重新获得社会认同的价值地位，寻回剧团定位自我的社会基础，从而重建剧团与演员的紧密关系。
县级剧团非盈利性的组织定位，并不意味着剧团不能进行经营与获益，而是不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公益性组织的定位，既能破除当前压力型体制下剧团发展的困境，也能保证县级剧团不在市场竞争中走向衰败，解决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论争，重构政治伦理、市场经营、艺术传承的的三重角色，剧团通过发挥其公共文化服务及社会治理的功能，回归农村社会，呼应时代转型背景下公民话语的觉醒。
因此，在经历了集体时期的去市场化的阶段，又经历了市场化的迷茫过程以后，县级剧团的非盈利性定位，有利于平衡政府、社会、市场这三种话语，为县级剧团的生存提供良好的土壤。县级剧团作为群众文化需求、传承传统文化的文化载体，在社会转型及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转变为非盈利性组织，在市场化的潮流中发挥内生动力，嵌入乡村社会的结构中；同时，政府发挥其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在政策与资金上加大对县级剧团的支持力度，完善与发展“以钱养事”制度，健全我国剧团社会赞助的渠道，培育农村戏剧市场，通过扶持县级剧团在农村的演出，重构其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联系，找回在农村社会生存的根基。这无疑是县级剧团市场化改革的理想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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