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瑗在继承孔孟政治理想的基础上，更重视“王道”社会实现手段的多样化，重视教育为现实社会服务。胡瑗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传播圣人之道，所以他高度重视“圣化”的治国作用。因此，他主张一方面要知人善任，广纳天下贤才；另一方面要依靠教育，让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
关键词：胡瑗；学校教育；圣人之道；治国贤才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与孙复、石介合称为“宋初三先生”。胡瑗的教育目的就是实现“王道”社会的理想，并在继承孔孟政治理想的基础上，重视“王道”社会实现手段的多样化，重视教育为现实社会服务。
一、启发愚蒙，统一万民
胡瑗大兴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启发愚蒙，统一民众的思想和意志。胡瑗认为，教育是行天下大道之举。他说：“天之所以生圣人者，必将有以益于天下，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举天下之教化，行天下之大道也。”
在治理国家这一重大问题上，胡瑗一直强调刚严互济。他说：“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法天霜露之气而成就万物皆有其渐，故始以仁义礼乐教之、导之，然民有不令不肖者，虽善教之，而终不能迁，则必用刑罚以整齐之，使不至于乱，而皆得其利又以渐而成治，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宜也。”显然，在行仁义礼乐之教与用刑罚以齐之的关系上，胡瑗更强调仁义礼乐之教。就兵伐来说，兵乃凶事也，非不得已绝不使用。他举例说：“秦之始皇，汉之孝武，隋之炀帝，皆贪一时之欲，恃一己之威，穷兵黩武，长征远伐，使天下之男死不得缘南亩，天下之女疲不得就蚕室，而劳于馈饷，流离四郊，以至老母吊其子，幼妇哭其夫，怨毒之气彻于骨髓，愁痛之声沦于肠胃，此皆为寇不利之明效也。”明所以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办好教育，并通过广泛的教育活动来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学校要发挥启发愚蒙、去恶扬善的作用。胡瑗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强调改过迁善，所以他反复强调教育要引导人们“进善除恶”。胡瑗的这一思想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他说：“圣人之治天下，将禁民之邪，制民之欲，节民之情，止民之事，必于其利害未作，嗜欲未形，未为外物之所迁，而其心未动之前先正其心，而不陷于邪恶。”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靠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当有人已萌生邪念之时，如果教育能日以善德闻于不善之人，就会使之日迁于善，日除于恶。
其次，学校教育要发挥统一国家意志的作用。胡瑗认为，统治者要统一民众的思想，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就要通过教育来改善民风，让“万民之众”服从国家的统一要求。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四海之远，万民之众，若符节之合，影响之随，教化明于上，而风俗成于下也。而对三代之后的不正之风予以坚决批判：“三代而下，言治者称汉唐，然未知先王教化之意，而人自为学。汉之士则党同门，妒道真。唐之文则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则于教化固可知矣。”为此，他倡导用统一的思想如“六德”、“六行”、“六艺”等来教化民众，只有这样，才能让天下的民众学会自我节制，处困而不动心、不思邪，“以仁义道德充积于中”。
再次，学校教育要发挥归顺民心的作用。他说：“以圣贤之道，设为仁义之教；礼乐之化，以渐以摩，使之入人之肌肤，藏民之骨髓，然后天下之人皆合心毕虑，感悦于上也。”…胡瑗极力主张大兴地方官学，提高民众的封建道德，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以实现太平盛世的目的。他认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传播圣人之道。他说：“圣贤之人非苟柔邪佞媚，以取悦于天下之人，盖上之临下以仁义之化，行已之道，兴天下之利耳。”所以他主张用“仁”来教民，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仁义”的教育推广。他说：“蛊，坏也。盖言三虫食一皿，有败坏之象。又言谷之积久腐坏者败变而为飞虫，亦蛊败之象。夫物既蛊败，则必当修饰之。以人事言之，则是风俗薄恶、教化陵迟而不纲纪也。方此之时，圣贤之人必以仁义之道施为而拯治之也。”对刚刚遭遇动乱之苦的天下百姓，更应该施以教化。他说：“夫圣贤之所以往伐首恶者，将以正天下之民也，其恶既除，其民如苏，固不可加之暴猛峻之刑，以益苦之也，何则？夫民之被害既已久矣，染恶亦己深矣，故非亟而可拯也。必须化之以渐抚之，以慈与之解其倒悬，然后以渐而正之可也。”胡瑗认为，教民的最终目的是使民感悦，归心于君王。而要使天下人对自己信服，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兴仁义之教化。显然，胡瑗己把仁义道德教育看成了救国的良方。
此外，学校教育要发挥促进统治者加强自我修养的作用。胡瑗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特别强调“正己”，尤其要求统治者以仁德正身、正天下。他说：“圣贤君子当是时，欲复有所济，使民心之安，教化之兴宜以仁义之道拯救之，是必先正其身，然后正朝廷朝廷正，然后正天下；必使天下人民事物各得其济而获亨通也。”从统治的角度来说，只有以德治国，才可以行尧舜之治，使百姓长寿幸福。他说：“君子有道德，可以升进而济天下之民……若王者有至圣聪明之资，能察己之道德以升进于位而任用之，使其道行于天下，致君子于尧舜，跻民于仁寿，则君臣上下罔不赖其德而受其福庆也。”从具体行事人的角度来说，“君子之人，凡能畜积其德，韬藏其器，则无有括结凝滞之事，如是则沛然莫之能御也，以至凡有所施为，有所动作，必有所获，所在必有所成功”。从对个人影响的角度来说，“好德者虽忧、虽贫、虽凶、虽短折，不害为君子；恶而弱者虽富、虽寿、虽康宁、虽考终命（善终），不免为小人”。可见道德的好坏，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学校教育还必须促进统治者加强仁德修养，从而达到正己而正人的目的。
二、培养贤才，治国安民
胡瑗说：“圣人设为学校，教育天下之材，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胡瑗认为，学校教育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他在《松滋儒学记》中说：学校教育培养“其材之成也，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其出也，可以长；其入也，可以弟。无他，盖本于学校之教而已矣”儿。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可以让受教育者皆能成才，大则可以担当经邦治国大任，小则可以专而治事。
在胡瑗看来，治国必须要有贤才。因此，一方面要知人善任，广纳天下贤才；另一方面要依靠教育，用学校培养的人才来治理国家。胡瑗把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看成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也是受教育学习的结果。他说：“圣人君子，于思虑有所不善而能速改之，以至由小贤至于大贤，由大贤至于圣人。”所以他要求“君子之人，则当求圣贤之道，学圣贤之事业。广其视听，大其知识以充已之道。上思致君，下思利民而成天下之事业，则君子之道毕矣”。为此，他特别重视学校教育，他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胡瑗的这段话论述了实现“天下之治”，即在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方面，人才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阐明了人才培养的一些重要规律。
为了使学校教育真正发挥培育人才的作用，胡瑗认为学校教育要贯彻“明体达用”的思想，即注重培养内圣外王的贤才。他把“师儒”以“内圣”看成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胡瑗认为，“内圣”教育只是学校教育的一个方面，学校教育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外王”之才。胡瑗不仅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政治职能，而且看到了教育的其他诸多职能。同时，政治职能并不仅仅限于空口说道，还需要诸如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来施加影响。教育的这种职能，才是真正为政治服务。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就是要使学生在懂得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平天下道理的基础上，把所学儒家经义和才能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他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虽萃聚之世，民已和会，然不可不有所备……如尧、舜、商、周之时，可谓极治矣，然犹立司马、司徒、司寇、司空之职，以训习兵戎。以是观之，虽在萃聚之世、至平之时，亦当戒于不虞。此乃圣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道也。”可见，胡瑗以培养“明体达用”之才为办学、讲学的目的，与过去儒家们单一的以培养“圣贤”为教育目的有所不同，他更重视的是培养有才干的统治人才。
事实上，胡瑗在苏、湖两地设教多年，其问大胆改革，勇于实践，创造了名满神州的“苏湖教法”，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据有关资料记载，苏州州学开始时只有20多人，50年后，学者成倍增加，为赵宋封建王朝输送了很多人才，特别是胡瑗掌教以后，更是人才辈出。据宋代《登科进士题名录》记载，端拱元年（988）程宿榜以及大中祥符八年（1015）蔡齐榜，登科者有谢降、胡献卿、范仲淹等，除去早年的不算，仅天圣二年（1024）到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就有222名。如果从胡瑗掌教后算起，则有150多名，其问还培养了范纯祜、程颐等名人。以苏州为例，根据文献记载，从北宋端拱元年（988）始，至南宋绍定二年（1229）止，历时241年，苏州共出了448位进士。从南宋建炎二年（1228）至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历时83年，苏州共出了14位武进士，加上448位文进士，共计有462位进士。文风之盛一直影响到明清。 总之，胡瑗把培养人才的根本之策高度聚焦到了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同时胡瑗还认为，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的人才来治理国家，可以防止“智小德薄之人”担当大任，这就从更高层次上揭示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国家兴衰存亡的关系，进一步突出了学校教育培养人才的重大意义。
三、齐之以礼，以矩正民
以礼来约束人、规范人，是胡瑗大兴学校教育的又一个目的。他认为“正身”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礼”，而学校教育则可以通过“礼”教来让人知道等级，懂得规矩，明白行为规范。如果教化不行，则礼义不著，他说：“民既有栋宇以避湿燥，有衣食以御饥寒，然则教化不行，礼义不著，何以成至治之道？故司徒之官所以教也，父之未义者教之以义，母之未慈者教之以慈，兄与兄则言友，弟与弟则言恭，人子之道孝悌而已矣。夫能教此五者，则天下莫不驱顽鄙之行，而臻廉让之域也。”
胡瑗认为，“礼”是保持人们行为“合中”的调节器。他说：“人之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是以作为礼制以节之、教之，辨别其民之上下，安定民之心志，使为君为父为夫为长，凡在人之上者皆以恩威接于下；使其为臣子为妇为幼，凡在人之下者皆以柔顺事于上。如此则上下之分定，而人民之志固定矣。”显然，制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人的心理和节制人的行为。他认为：“君圣臣贤，上行下化，仁义礼乐著于天下，是国之文也。义母慈，兄友弟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闺门之内和谐肃穆是家之文也。圣人举此文明之道，发于天下国家，以文成其治，使刑罚措而不用，兵革寝而不作也。”…所以治理国家，关键是施仁制礼。他说：“君子以至仁之德陶成天下，使一民一物莫不受其赐。是故于一家施仁，则一家之内爱敬而尊事之；一国施仁，则一国之内爱敬而尊事之，虽有鳏寡孤独穷民之无告者，均使之不失其所，如此是为众人之长也。嘉会足以合礼者，言天以盛夏亨通万物，而万物莫不茂盛，故君子施嘉美之道，使各得会聚，谓犹民物既已富庶，则不可以无节。故欲男女有别，则为之制婚姻之礼；欲上下交接而和乐，则为之制乡饮酒之礼；欲其尊君宾王，则为之制朝觐之礼；欲其笃哀戚孝思，则为之制丧祭之礼。如是之类，是君子以嘉美之道而使皆合礼也。”尤其是居于宰相之位的高官要施文明章美之道。他说：“居公相之位，内总百揆，外统九州牧伯，而又作乐以兴天下之和，制礼以正天下之序，施刑以惩天下之恶，为政以正天下之治，是皆内含章美之道，以通畅于四支，开发天下之事业，如此是文明章美之极至者也。”
胡瑗认为讲求“正德”就要讲“礼”，他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者，此广明夫妇之道，必自阴阳为本始也。夫天地交错而生万物而有男女，男女既成则有夫妇，夫妇既正则有父子，父子既立则有君臣，君臣既正则有上下，既有上下，则礼义之道有所注错。此正天下、治邦国，人伦之大本也。”从治家的角度来看，“夫为父有其道，为子有子道，以至兄弟、夫妇各有其道。是以父尽其严，子尽其孝，兄尽其友，弟尽其恭，夫尽其义，妇尽其顺，如此则家道正矣”。胡瑗特别强调为臣者要尽人臣之礼，他举例说：“人臣居于显位，上而奉一人之尊，下而有百官万民之责，内无觊觎僭窃之心，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诸葛亮之于蜀主。此数君子是谓知终，终之于人臣之分，能存万世之义也。”所以他要求不管君王对待自己是何等的威严与无礼，自己作为臣子都应该唯唯诺诺，以温柔之礼来对待君王。在家庭中，儿子对待父亲也是这样，“一家之尊莫尊于父，一家之喜怒系焉。若为子者内尽其孝，外尽其礼，温柔恭顺以事其父，则父虽至严，亦将柔顺而接之矣。况于下者有文以相接，有情以相亲，其间纵有离间之心亦不可得而离间也……为臣子者果尽其心、竭其力、厚其礼以事之，则终不见其饬害也”。
胡瑗认为，天下社会是一个按“礼”运行的整体，所以无论是一家还是一国，都要按“礼”来行动。胡瑗所讲的“礼”，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度，强调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绝对服从，特别是天下对君的绝对服从。在下者必须按照在上者的规定来行动：“夫臣佐君而为治者，故君唱则臣和，君动则臣随，以至凡出一号令行一政教，未有不承于君而后为者也。故赏罚盛馔莫非天子所有，臣下安敢为之，为臣者何有专盛馔赏罚之礼哉。”所以，由此看来，胡瑗所讲的“礼”，既是一种等级制度，实质上也是一种规范。
总之，胡瑗非常重视“礼”的作用，他要求天下之事必须依“礼”而行，防乱也必须以“礼”为先。同时还要求为政者注重修身存礼，而学校教育就要承担好“礼教”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