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笔者在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逗留时期观察所得。基于对中国重庆市部分小学及重点中学进行的小样本观察，本文重点描述了中国学校普遍存在的教学风格，即交互式整体教学。这种交互式整体教学风格是即刻可辨识的，因为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学校采用的传统教学方式，也存在于英国和中国的大部分学校中。本文所述的交互式整体教学具有两种显著特征。
第一，教师运用独特的设计(通常是在一个单一的任务中)，让大部分或全部的学生同时参与教学活动。为了促进教学，课桌椅通常被一排排整齐地摆放着，教师在教学时站在教室的前方。这种教学的特点是否定个性化教学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缺少或近似于没有小组活动。
第二，交互式的特点意味着交互式课堂教学不同于演讲。当进行交互式整体教学时，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解释、指导和反馈，促使学生充当问题的探究者。
评论家经常错误地认为:在交互式整体教学中的学生往往是被动地学习，因而，交互式整体教学总是令学生厌倦和乏味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一堂运用这种方法且经过精心策划的课，将为学生带来刺激的、兴奋的体验和鼓舞人心的精神享受。尽管一些激进的教育家断言，没有什么比小组合作或个性化学习方法更好。然而，中国的交互式整体教学与英国的交互式整体教学区别在于表达方式不同，这与中国独特的习俗和传统直接相关，有一些是传承自古代，有一些是由现代社会发展而来。相比之下，作为以对传统教学怀旧的方式而存在的英国交互式整体教学是建立在一系列可辨识的价值观之上的，它的优点是提出假设而不求证。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承担的任务不仅是传达思想和指导学生从事相关学科的学习，同时，还担负着传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职责。例如:关于知识是开放的还是有限的、是临时的还是明确的;关于什么样的知识或者认识方式是最重要的;关于教师和课程应体现哪些权利;关于个人自主权和集体责任如何平衡等。
学校的生活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不会停留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它会渗入学校、课堂。正如本文将要解释的，学校生活的状况最能体现国家生活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公共教育的成绩单同时也是那个国家文化状况的反映。因此，在笔者描述中国学校的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时，也会谈到中国社会面貌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可以认为中国的教育状况会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面貌。
一、中国的教育
在讲述笔者参观和考察中国重庆若干所学校的所见所闻之前，本文将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教育政策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其他相关信息，尤其是从中国经济改革开始至今的30多年时间里，出现在中国教育系统中的一些改革，其中包括饱受争议的重点中学改革。
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学校的教育水平非常低下，发展也非常不平衡。在封建时代，只有占有土地的权贵阶级才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资金通常是由家庭、宗族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或资助，教育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为未来的管理者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那时的受教育者不仅要学习中国文学语言、管理语言，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习儒家传统哲学和历史，熟悉各类被认为是正确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经典文本。在那时，学校的教学是一个灌输过程，任何质疑世俗认知或者鼓吹变换教学方法的做法和言论，都会被视为打破旧习的危险举动而遭到全盘制比。进入当代社会，虽然儒家哲学不再是中国学校课程的核心内容，但是稍后本文将强调儒家传统在促进有序、稳定、独特的中华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影响力。
19世纪末，中国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一直缺乏自由和科学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政后的50年当中，一种新的教育类型被创建和确立。它既力求填补自由和科学教育的空白，又试图缓解中国社会教育的失衡状况，尤其是农村的教育问题。在那时，7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是却几乎没有能让农民们就读的学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面临的最大的教育问题是大量文盲的存在，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农村，文盲率高达90%于是，提供基本的学校教育成为执政者的首要任务。前苏联为中国提供了一套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院校在内的新兴教育模式。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间的协约减少，前苏联对中国教育结构及课程内容的影响也在减弱。中国共产党在承担扫盲任务的同时，明确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治教育任务也随之出现了。政治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巅峰，1966年至1976年间，中国所有学校的教学任务和学习内容大都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上。与此相关，政治斗争和体力劳动被认为是学生与工、农亲近的方式，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完全被打乱。虽然文革期间，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没有完全停滞，但是一些愤世嫉俗的西方评论家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入学率几乎为零，的确，该时期对学校教育的破坏性影响相当巨大，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耽误了整整一代人。
1978年12月，中国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邓小平复出之后不久，推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政策，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
此后，中国教育改革经历了关键的一年，即1986年。在那年4月，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制定了第一部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该法用简短的条文概略勾勒出九年义务教育轮廓，规定适龄儿童需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受这一规定影响的儿童超过200万。该法律还规定，学校不应该收取学杂费，政府应提供补助资金来支持不太富裕的家庭等。
与英格兰的国家课程相比，中国缺少的是以主题为主的课程。尽管中国有些基础课程强调了专题领域，如品德与生活，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英国式的跨学科的主题，而是一些与学科知识相分离的主题，其目的要么是应付学校的课表和考试，要么是为了确保学生彻底理解国家目前的方针政策，包括其历史。
截至2010年，中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近90%的人接受过基础教育。2007年至2010年间，中央教育预算增加了两倍，国家将更多的资金分配给了农村地区，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因长时间投资不足造成的落后状况。中国正打算投入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来满足未来教育的发展需要，相比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为600。虽然中国还需从各个方面努力追赶西方，但这已经代表了胜利。中国的教育以低得惊人的水平开始发展，经过近30年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即便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实施过程既不简单也不顺利，在中国较偏远地区的农村仍有待发挥其作用。
事实上，在2007年推进农村教育改革之前，国家财政拨给学校的教育经费有15亿元，真正用于农村地区的只占1/4。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至今青睐的是城市中产阶层，离开了农村的农民工在城市里仍然很难获得较好的教育。目前，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是没有足够多的学校、参差不齐的出勤率、居高不下的辍学率(尤其是女童)等。虽然有法令明确禁比，但仍然有许多学校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包括教科书费、服务费、膳食费等。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我们经常会听说这样的故事:教师聚集起来捐钱给学校的贫困生以确保他们的出勤率。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中国农村，而且也出现在城市里。
中国学校学制安排是一个学年两个学期，总计8个月的在校学习时间，通常9月1日和3月1日分别是秋、春季学期的开始，暑假在7月和8月，寒假在次年的1月和2月。城市里的小学通常把一周的学习分为25个课时，每课时45分钟;农村里的小学实行灵活的时间标准(一般是半日制)和教师流动制，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学校逐渐集中，以上情况也在日渐改变。
按照国家新课程要求，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小学的课程主要由中文、数学、体育、音乐、绘画、自然、历史和地理等科目组成。关于政治和道德修养方面，主要强调学生应热爱祖国、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和铭记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耻辱，这种强烈的情感特征已形成一门科目，并且作为意识形态渗透到其他所有学科中。
在小学，7岁以上的儿童是中国少先队的成员，中国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公民责任意识。戴红色的领巾是小学生成为少先队员的身份标志。此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穿自己喜欢的服装，统一着装被认为是例外而不是规范。
外语学习，通常指的是对英语的学习，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进行，农村学校会稍晚。中文和数学约占整个小学上课时间的5000，中学的课时分配也体现了类似的特点。中学阶段的物理科学和化学科学也会受到更多关注。
中国学校体系的发展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导致合格教师的短缺，这促使招聘的教师人数不断增加。小学教师往往入职门槛较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只要受过中等教育就可进入小学教师的行列。为了提升教师的知识和技能，中国教育部已制定了专职和兼职教师的在职培训课程，这些训练课程的具体内容由日益增加的教师培训学校、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组织实施。
二、重点中学
本文的实证对象来自于中国重庆的3所重点中学。中国的重点中学不同于西方私立学校，它们是中国模仿西方独立的教育部门而建立起来的优质教育机构。重点中学深得当地政府的重视并获得财政支持，其目标是为顶尖学院和大学输送人才。重点中学成为未来技术专家、商人、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摇篮。正因为如此，重点中学有明确的任务，即培养有才能的接班人，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学生在这里学习，要想实现学业目标，需要面对大量的竞争和承受更大的压力。
因为与资产阶级有关联，所以重点中学在中国文革期间大多被关闭。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重点中学开始重新出现。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又明确规定，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划分。尽管如此，这些曾经的重点学校仍是中国努力振兴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重点学校依据官方的规定被取消，但是这类学校在城市里还在激增。每一位处于中产阶层的适龄儿童的父母都知晓这些学校，他们努力地送自己的孩子进入重点中学学习。重点中学的入学资格除了需要提供考试成绩之外，还会受别的因素影响，这可能导致入学机会的不公平，因此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以英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重点学校更着力于对精英的培养，实际上，能否进入重点中学学习，可能暗含着家庭文化资本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所发挥的作用。重点学校从侧面表明了城市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有可能是中国社会教育状况的反映。
三、中国的学校学习
以下内容是笔者依据对中国重庆3所重点中学的观察所作的描述和评论。
不考虑学校发展的阶段，每个班级都有近50-60名学生。课堂呈现7个明显的特点:
(1)课堂由教师直接主导，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多，师生互动少;
(2)课堂上学生几乎没有违纪行为，学生整堂课都面向前方端坐，积极回答教师的开放式或者封闭式提问，在寻求统一答案的过程中，教师会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鼓励和启发;
(3)小组活动是罕见的;
(4)主要学科的课外练习题通常较多，这些练习题是对教师讲解的知识点的反馈训练;
(5)死记硬背正确答案显得较突出;
(6)总的来说，教师对单个学生或全班的赞扬很普遍，学生之间的相互鼓励也很明显;
(7)日常的教学工作就是向学生展示学科的相关知识，鼓励学生力争上游。
这些特征很容易被识别出。正如笔者所说，这些特征构成了交互式整体教学的形式，这种教学形式也会定期出现在英格兰的教室里以及世界各地的教室里。此外，这种方式近年来连续被英国教育部长赞扬为最佳的学习方式，被认为比传统的西方教学方式更具有优越性。西方倡导个性化学习和有效学习。为此，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中国版本的交互式整体教学的许多弱点。他们会说，中国学生不是主动的学习者，而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完全服从教师的意愿;学生靠熟背记忆性知识，但不能通过证据去理解知识;学生没有足够的机会扩展自己的想象力，更没有机会和教师一起构建新的知识体系等。还有些批评家断定，有效学习不会发生在笔者所观察的中国任何一间教室里。他们认为要想成为一名有效教师，就需要在课堂上鼓励学生集体讨论，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强调学生从做中学习的重要性，而中国教师充其量只是灌输知识的工具。
这样的评价公平吗?不是很公平是笔者的回答。因为这些批评家未能完全理解中国的教育教学，他们只是依据西方基础心理学和意识形态上的观点做出如上的判断。在西方，大多数教师像中国教师一样，喜欢站在教室的前方与学生进行互动。此外，同中国教师一样，西方教师也有一个非常务实的观点怎样教才是最好的。这是成功的权宜之计，比学习理论要有用。与西方教师不同的是，中国的教师还知道怎样教才是最好的缘由，因此，中国教师更喜欢交互式整体教学。
抛开环境的制约，中国人数众多的班级和高度保守的测验系统，都是中国教师青睐交互式整体教学的原因。中国教育工作者更倾向于认为，课堂讨论和参与式的学习方法一般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他们认为更实惠的学习方式是教师带头直接传授知识和帮助学生消化知识。这种教学方式是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是，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从普遍的事实出发向上层层推理从而得出普遍的原理，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从既定的结论出发向下进行推导演绎命题。西方归纳思维方式推理出的结论往往是暂定的，而中国演绎思维方式推导出的结论极有可能是确定的，因此，中国的演绎认识论可用来记牢很多被强调的事实和原理。
事实上，中国部分教师对西方不重视识记的倾向感到不安。他们把掌握知识和理论与能回忆起知识和理论看得同等重要，认为课本上规定的内容往往是重要的知识和理论，应该被权威教授。在这种认知下，学生被要求机械重现课本知识，这是中国教师最喜欢的方法。目前，中国新的国家课程标准为未来的学习风格指明了方向。它超越了传统死记硬背的模式，强调了学生应该成为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学习者，而不是被动的和模仿的学习者，因此，在中国官方文件中多次出现了探索、合作、互动和参与等词汇。与此相关，教师的角色也被指导者重新定义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在推行民主教学的背景下，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享有的权利以及促进学生话语权地位的确立。
然而，在教师惯习和传统规则的影响下，运用这些更进步的教学方法在短期内还是一种愿望，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学生对教师权威的尊重。在长期的社会化影响下，中国学生按照中国社会的标准规范自己，服从权威和长辈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中国人不服从绝对的权威，这一点很重要。尊重是需要赢得的。这在儒家伦理中可追本溯源。具体来说，如果你是真诚的、有礼貌的、忠诚的、守信的、诚实的、可靠的、勤奋的、高效的，那么你这样(传承儒家思想)的人在中国是值得尊重的。另外，在中国拥有有序的美德也很重要。当然，这一点在西方也很重要。但是，这种有序的美德更加集中体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作为一种传统思想，它在集体和个体中都有所体现。
在中国，学生在教室里安静走动，彼此很少交谈，只是偶尔会破例。一遇到罕见的重要场合，教师就会要求学生保持安静，学生们会迅速做到并且毫无怨言。在中国，一个班级有近60名学生，这个客观因素一定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会迫使教师采用一种能适合全班集体教学的方法而不是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所以，笔者在中国大学讲课时，无论是面对上百名学生作演讲还是给一名学生作辅导，都会使用交互式整体教学方法。
中国是一个非常善于倾听和包容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学生不反感倾听他人长时间津津乐道于某一话题，这一点可以通过中国电视里长时间的对话采访和独白节目来佐证。同样，在大学上课的教师通常一次课就要讲解两个多小时，学生们对此既不会中断听讲，也不会感到烦躁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教材严重缺乏，中国的大学生都非常依赖通过讲座的方式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在中国，没有人会惊讶于这样两个事实:一是中央和教育部对各级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体系负责，二是靠死记硬背学习知识不被视为倒退的学习方式。在西方，存在这样一个观点，即知识的学习过程大多是师生共同建构的过程，教师和学生的合作始终贯穿在这个过程中。在中国，教师通过教授而非指导的方式帮助学生学习。许多中国学生和教师告诉笔者，一些知识是确定的，这就意味着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辩论而是直接传授即可。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解释后现代相对论在中国流行不起来的原因。
在中国，集体的认知被看作是重要的，个体的认知是可以忽视的，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中国人不愿意分享自己的观点的原因。教师既是倾听者也是独立者，在喧嚣的公共环境中做到怡然自得，并把这种状态也带入班级的教学中(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状态能得到其他教师和组员们的认可)。综合以上关于课堂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描述可以知道，中国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正处于一种被灌输和死记硬背的状态中，这难免让中国学生有些痛苦和压抑。但是，如果就此断定中国教师使用交互式整体教学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的学生战战兢兢地学习，却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其实，笔者前面描述过的那些学生，尽管教师没有采取巧妙的设计来使学生保持注意力或者增加学生完成任务的时间，但是学生们依然能神情专注，似乎很享受课堂的教学氛围。
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和古老文化，有助于了解中国当代教育哲学。前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代表人物是伊安凯洛夫。他的有关教育学方面的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并在那个时代被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广泛阅读。凯洛夫的教学理念主张学科知识的系统传授，强调根据详细的课程指导和教学计划来教学。他坚持认为，教师必须全面控制课堂教学活动，所有的教育应以符合社会道德的、政治的和爱国的教育为目的，旨在使学生成为有用的、遵从的公民。这与西方日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相反。在中国，凯洛夫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都起到了引领作用，这不仅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古代有关好学和勤奋刻苦的重要性、道德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性、社会阶层、文明、和谐、尊重他人等的观点，都比毛泽东思想早一两千年，这些思想和观点都是中国集体意识的核心特征。因此，把中国的教育哲学仅仅看作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粗略反映是不够的。只有看到由中国古代文明衍化而来的核心价值观对当今教育的巨大影响，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学校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模式。
西方的交互式整体教学模式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被称赞为最好的教学方法。虽说它是传统的方法，但没有人试图解释这是什么传统，或者解释为什么这是比其他方法更有价值的方法。这种教学模式(有时被戏谑地称为粉笔的谈话，有时也称作填鸭式教学方法)，作为传统的方式被大力提倡，从而引发了教学原教旨主义形式，其优点是在无需证据或理由支撑的情况下仍坚持己见。而中国式的交互式整体教学模式却并非如此，它直接与一套可辨认的核心价值观相关联，起源于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
四、结束语
在做出总结之时，重新回到这个话题的开头，那就是中国的校园生活是中国庞大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既是中国公众教育的成绩单，又是这个民族本身的报告单。
3件事情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首先，从经济上来讲，尽管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贫富差距的加大，也说明了个人财富和可支配收入上的巨大差异，这与城乡差距的断层相吻合。这种差距也体现在中国的学校上，与农民相比，城市原住居民能使其子女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却是条件艰苦、设施简陋、教师资源匾乏的现状。中国学校存在精英主义，通过理论性的挑选，优质资源学校的学生在学业排名中常常位居前列，这反映了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其次，尽管当前中国有些城市发生了市民的维权活动，大部分缘于非法侵占农村土地、城市里微薄的工资和糟糕的工作条件，但中国依然是一个有序的、稳定的国家，公民普遍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并愉快地接受它的领导，与之对应的秩序观念也体现在了课堂教学中。在西方学校中，学生往往由于表现过多、过于活跃，而不尊重他们的教师，教师们往往因为这些不受欢迎的行为而苦恼。
最后，中国公民为日益强大的国家而自豪。爱国作为公民应具有的情怀，在中国的学校中得到高度认同。中国历史课程营造出的积极的爱国理念，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西方的视角看，规模、复杂和信心是中国现代化的特征。我们希望效率、公平和质量也能得到重视。当教育系统和社会大众都关注这三点的时候，中国未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愿景也将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