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哲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是内在统一、息息相关的。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 既是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也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活的灵魂。哲学是文化系统的核心，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而哲学认同则是民族认同的关键环节。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思之流，可谓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早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传统和精神风貌，其中包括自己特有的民族风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今之莘莘学子，唯有穷年累月地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才能尽究其意、体察三味并领略其独特之处。相比之下，科学则没有这个特点，譬如数理化就不分国籍，正所谓科学无国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差别甚大，既有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三种路向之分，又有罪感苦感耻感的文化之别。耻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强调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将礼义廉耻称为四德，当作为人处世之根本、人生价值之尺度。孟子认为，君子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 耻，无耻矣。宋理学家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根据古人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思想，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以耻感文化为精髓的中国古代哲学，并非专注于形上玄想或者抽象思辨，亦非推崇超验本体或神圣教义，而是主张道不远人，天道人道乃一个道，天下一理皆从性起，万化一源皆是自生; 并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就在于确立人人必须恪守的价值原则和做人标杆。概言之，中国古代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最大意义上的人学。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中的人学语义，对于强化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突显当代人的主体地位和担当情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哲学之基本精神中的人学语义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重点是现实的人及其价值理想，始终把其目光投向人类自身理想价值的实现。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意义、人的尊严是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阐发其中蕴含的人学语义就成为后人从事哲学研究的根本支点。即使是在不得不涉及到自在的自然、遥远的彼岸、神秘的天道、抽象的理性时，中国古代哲人也总是结合人事而论之就人事而论自然、就人道而论天道、就人本而论上天、就人伦而论鬼神，如此等等。与人生世事相联系、与社会伦理相牵挂、与日常生活相羁绊，这是中国哲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根本旨趣在于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基本精神中的人学语义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节用爱人、博施与民之人本精神
以人为本或者以民为本的精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最古老的人文精神之一。儒家向来不问宗教神灵存在与否，也不关心与人无缘的纯粹自然，它把人道、人事作为中心问题来考察，仅就人事谈问题，彰显了一种强烈的人本、民本情怀。如，当子路问鬼如何时，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子路问死如何时，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人生彼岸的事总是避而不谈、讳莫如深，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 怪，力，乱，神。他关心的是教人如何积极地做事、如何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他教人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于律己，认为人不知而不愠乃入德之门、积德之基。他要人知孝悌、讲诚信，认为孝悌乃为仁之本，君子要务本，本立而道生。
2. 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之健生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中的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之积极进取、崇尚健动的思想品格。这一点与西方古代哲学讲的万物皆流、无物永驻的思想，可谓异曲同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见，二人都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视为一个流迁不止的运动过程。但是，二者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不是一味讲自然宇宙的自发生成，而是更强调人在宇宙生成中的人学意义。《周易》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认为生生之谓易，生生精神或者生命意识是中国哲学特有的做人原则，它激励人要自强不息、尚健尚动、奋发进取、直面人生。
3. 实事求是、亲历亲为之实践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修学好古而实事求是，注重实践而历练人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哲学强调知行合一、知行并重，学以致用、建功立业。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 诵诗三百，受之以政，不达; 使之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荀子认为，知行一如、不可两离，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 明之为圣人。墨子也强调知行合一、行重于知，认为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如果务虚言而馁行，虽辨必不听，人人都要赖其力者生，强力以从事。
二、中国古代哲学之价值取向中的人学语义
从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哲学常常结合人事讲智慧、融世界观和人生观于一体，在其基本精神中充满了丰富的人学语义。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哲学之价值取向上，同样把价值观与人生观合二为一，把对现实人生道路的探索与终极理想的价值关怀结合起来，其中蕴含的人学精神同样流光溢彩。中国哲人从不企慕超验的彼岸世界、从不诉求各种灵异的庇佑，其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创造、获得与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现实地、全面地对人生价值的期盼与落实，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对人生价值做出最高意义上的理解，从世界观的高度将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崇为普遍的哲学范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古代哲学将个人价值、群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类价值高度统一起来的关键在于，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自身必须成就一种非凡的理想人格、卓越的精神气概( 浩然之气) 。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深处具有一种内在超越的价值路向，认为研习哲学的真正旨趣在于，认识世界以范导人生，把握社会以成就自我。中国古代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启迪人生为基本主题的人生修养哲学，它特别强调捍卫人的尊严、凸显人的价值、争取人的利益、拔高人的地位。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认为三才之道的核心是如何做人; 道家以天、地、人、道为四大，深信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四大之根本; 佛学倡导直指人心，佛性须向性中作，莫向身外寻，人生价值须向内诉之于完美人格的理想塑造。在如何才能长生久视、获得永乐的问题上，在如何才能修身养性、塑造完美理想人格问题上，中国古代哲学强调最佳的养生之道是通过天人合一的路径，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境界。从儒、道到法、墨，从先秦诸子到明清诸贤，人学一统，概莫能外。格致正诚、修齐治平，乃平生之所愿; 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乃一世之所求。凡中作圣、尽职尽伦，以确定人生价值取向、找寻安身立命之本。成就完满理想人格、倡导经世致用之志，既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追求的人生主要目标，也是其治学的根本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