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
面对金庸小说，无论是狂热的崇拜者还是偏激的反对者，都不会否认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肯定者与否定者，都往往着眼于金庸小说的这种巨大影响力。有人曾套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古话，比喻金庸小说的这种影响力，说是凡有华人的地方皆有金庸小说的流行。如此影响巨大的小说在发展不足百年的汉语新文学史上出现堪称奇迹。面对这样的阅读奇迹，歧见是必然的。汉语新文学的视角可以解释这些歧见产生的理论和观念背景，进而可以为弥合这种种歧见提供学术准备，重要的是可以规避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不良影响。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评价中的意义张力
只有特色非常明显的作品才会像金庸小说那样，造成批评意见的极大悬殊。褒之者从文学史的意义上将其推许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口’的成果，属于“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认为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具有典范的意义：“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北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因此有人将金庸与鲁迅、沈从文、巴金等并列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列在老舍、郁达夫等之前，甚至茅盾这样的文学家还不在此列。
贬之者则认为金庸小说属于“胡编乱造”、“粗制滥造”之列，许多论者将金庸视为妖孽，斥为野狐，更有将其归为祸国殃民者：“为了赚钱，只顾趣味，不顾文学，严格说来，制造了大量文学垃圾，造成了中国文学空前的灾难。”。
无论是褒是贬，都有相当的理由。文学既是阅读与欣赏的对象，也是研究与批评的对象，因此，越是像金庸这样有影响的著名小说家，越是应该引起不同的批评和充满争议的评价。文学欣赏各有各的喜好，各有各的口味，相互之间不应该彼此勉强，甚至不应该彼此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批评都值得尊重。当然，各种批评意见能够得到怎样的以及何种程度的认同，那是另一个问题。就文学欣赏而言，对金庸小说如痴如醉的态度值得赞赏，像王朔那样宣称“实在读不下去”的说法应该同样值得尊重。就文化定性而言，好之者将金庸小说定位为极其高雅的文学建树，属于“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甚至与民族文化建设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说“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而另一些论者则坚持认为金庸小说就是“高级通俗小说”，是“高等文化快餐”的产品与供品，甚至说是低俗的东西，是当代文化几大俗中的代表。这些定性都不无其自身的道理。
不过，就学术研究而言，富有学理性的批评更容易得到认同。对于金庸及其小说这样已经成为汉语文化圈中的一种文化景观，成为汉语新文学史上一种文学现象的对象来说，“捧杀”和“棒杀”的心思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捧杀”和“棒杀”言论的出现都非常自然，但“捧杀”和“棒杀”的可能性却已经接近于零。在这样的情形下，回归批评的理性，从学理层面对金庸、金庸小说及其衍生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作学理性的论析，将更容易得到历史和文化的认可。
围绕着金庸的批评论争，大多都体现出上述这样的学术自觉。除了一些只谈感想好恶的“定性”式言论而外，批评言论都相当普遍地从文学史的角度展述其文学贡献，或者进行文学定位。将金庸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的文章题目，在这些批评文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誉之者将其称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和“我们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即便是棒之者，也称其为“中国文学空前的灾难”，将金庸及其小说与宏大的历史建立起了某种必然的联系。
这种巨大的反差给学术界带来了某种尴尬。除了让学术界在外界面前的观感大受影响而外，也很容易造成内部学术认知的混乱。一方面将金庸及其作品宣布为本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是一定时期文学史上的“奇迹”，而另一方面则将金庸及其作品理解为祸国殃民的文化灾难源体，似乎是十恶不赦的诲淫诲盗者。这样的反差不仅会导致外界对文学研究界标准混乱、任性而为的不良评价，也会让文学研究的后来者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形成这种巨大反差的根本要害，在于我们的研究者都习惯于从国家、民族的宏大立场审视和界定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等概念所暗示的文化结果。如果进入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所指很可能非常自然地被理解为一种空域范畴，尽管这种空域范畴仍然面临着太多的问题，例如，这些概念在通常的文学史学术操作中并未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中国空域包括进去，自然也就会将海外的华文写作哪怕是非常“中国”的那一类，从学理上排除在外。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进行某些文学现象的批评和某个作家作品的评价时，当我们的思路和学术论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20世纪文学联系起来之际，“中国”这个概念的空域意义往往就退居其次，而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意义会訇然凸显。这体现出讨论对象的具体性与国家民族话语的宏大性之间所具有的巨大悬殊而造成的意义张力。文学家及其作品即便其地位再突出，与国家、民族等宏大话语之间都无法构成对等的学术关系；但我们的研究者出于某种习惯将这两个地位悬殊的话语联系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巨大的意义张力便开始起作用，国家、民族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本义，比如说空域意义、种族意义，而获得了意识形态的特别色彩，甚至渗透出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金庸的小说创作不过是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包装中，展演了现代人的精神体操与想象游戏，充满着娱乐的快意，拉伸着现代汉语文字的弹性及其表现力，试练并满足了文化传统沿袭下的一种阅读习惯，其成功在于一度形成了汉语文学世界的阅读中心和兴奋点，在于巨大的文化市场号召力，在于为当代文化增添了一个饶有魅力又丰富歧异的话题。所有这样的建树都应该放置在文学和文化的范畴内加以认知和评价，一旦与“中国”的国家情怀，与“中华”的民族感兴，甚至与“永久”的人类意识结合在一起，就必然面临着怪诞的变形，因为它被注入了本来就担负不起的意义的张力。只要是从“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20世纪文学和文化的视角对金庸小说之类的作品进行评价，意义的
张力就会出现并引起这种怪诞的变形。所有对金庸武侠文学褒贬过度的评价，无一幸免地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意义张力的干扰。
二、汉语新文学视角对意义张力的规避
意义的张力会在文学认知和文学评价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起着某种怪异变形的作用，而使用“中国”现代文学之类的强调国族意识的概念，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具体性与概念中包含的国家民族话语的宏大性之间的巨大空隙，又必然会形成这样的意义张力；何况，在特定时代培养出来的学术思维习惯，更特别容易从国家、民族、未来、永恒等宏大视角看待任何文学与文化现象。因此，面对金庸小说这样的文化特征相当明显、文学品质相当稳定的研究对象，应该设法超越这样的学术思维惯性，避开国族意识的暗示及其可能产生的意义张力。汉语新文学的视角将研究的重心由国族意识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汉语成就方面，可以有效地实现这样的超越与规避。
汉语新文学是指用汉语写作的所有新文学作品，或者通过汉语运作的所有新文学现象，它最大限度地包含了习惯上表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所有内容，并且自然地拆除了横亘其间的人为屏障。汉语新文学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相比较，避免了国族概念所预设的政治阈限，避免了由这种政治阈限带来的歧异与纠结，同时更规避了国族意识所必然产生的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干扰。汉语新文学是经过空间拓展的中心概念，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任何标准和品质，其中心标志是汉语的语言性质和新文学的基本素质。汉语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它更承载着与之相关的所有汉语文化的全部信息及其意义。当代社会文化学的知识告诉人们，一种社会文化的凝聚力主要体现在同一语言共同体的语言向心力方面，也就是说，语言是连接一定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这就意味着，用汉语阈限原来人们习惯于认知和表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会失去汉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及其意义表达的权力。其次，新文学是新文学创造者们的概念选择，它带着新文学运动的原始记忆，体现着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伟大文学传统的基本脉息。如果说“现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体现这段文学史的时代涵括力，也就是说，必须提示研究者将所有发生于这一“现代，”时期的所有文学现象都涵括在内，就“中国”范围而言，它既包括汉语现代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语种的现代作品，那么，“新文学”在强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的新的文学传统的同时，就可以不必对它所不能负责的其他语种的现代文学担负起学术阐述的责任，因为它毕竟只是汉语新文学，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
在汉语新文学的意义上论述金庸及其小说，才可能避开国族意识所必然唤起的意义张力，从而在汉语文化的最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层面上分析其价值。金庸武侠小说脱胎于传统武侠文学，带着传统文化的厚度与穿透力，但无论从语言形态还是从文化观念、历史观念和人生观念等方面，都体现着新文学的文化传统和相应魅力。沿袭着武侠文学的市民文化消费的趣味特性，金庸小说在汉语新文学文化市场的拓展方面，以及在对新文学读者的阅读口味的重新开发方面，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这一角度说，刘再复对金庸小说价值的概括较为容易接受。他说金庸“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北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这是从语言和言语文化、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新旧新文学传统等高度，体现文学规律的内质因素，考察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较为公允之论，所切中的是汉语白话文和新文学及其传统的关键词。当然，刘再复同样没有意识到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在认知和评价金庸作品方面的优势，他依然沿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既定概念评估和阐述金庸，于是仍然避免不了意义张力的干扰和侵袭，将汉语白话文的金庸风格概括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崇高品质。这个典型的学术范例表明，诸如“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国族意识非常突出的学术概念，在用于具体作家作品等微观对象的评衡与分析之际，必然发挥出对于学术判断特别有害至少有碍的意义张力，从而对作家作品评价出现意识形态化的痕迹。
在汉语新文学意义上研究金庸及其小说，才可能让金庸回到他原来创作这些小说时的心理状态和文化身份，将他还原为一个文人、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学阅读机制的成功营构者、一个文化市场的成功开发者。他运用的是汉语，凭借的是新文学的构思体式和新文学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合理地利用了传统文化中极富魅力的因素。他所有的成功和成就都不应在国族意识上作意义扩张，那样的结果势必让他成为时代的文化英雄，当他负起时代文化英雄盛名的同时，责骂与声讨必然随之而至。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精彩的和杰出的金庸研究，包括对金庸小说的褒扬与贬抑，都是在“中同”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框架下和历史语境中研究和评价金庸作品，这样的历史感是非常必要的，但国家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国族意识，其所酝酿的意义张力会自然地削弱研究与评价的学术理性的色彩，从而使得原本在学理轨道上运行的学术评价演化为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价值论定。这是造成金庸作品在文化意识形态意义上被过度抬高或过度贬低的根本原因。
就金庸研究而言，离开了汉语新文学或者类似的视野，就很容易落入国族意识及类似宏大语境对金庸作意义张力的推崇或贬低。在金庸研究中，有些学者确实成功地绕开了“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但仍难避免在民族语境下作意义张力的推贬。周宁发表于1990年代的论金庸的文章影响较为广泛，原因可能是他的视野比其他论者更为宽阔，他超越了中国的语境而将焦点锁定在金庸与全球华人的关系，他看到了“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更看到了“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于是得出了“金庸武侠小说是现代华人共同的神
话”这样的结论。既然金庸用幻想构成的武侠世界已经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意义世界”，再将这个意义世界说成“现代华人共同的神话”就难免夸张。这样的夸张仍然与意义张力的作用有关，而这个意义张力产生于金庸及其小说这样一个具体的微观对象(无论它拥有多么巨大的读者群，其意义世界是自足的)与世界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宏大概念之间的巨大落差。
即便不从国族意识及其相关语境出发，也还是比较容易落入意义张力的夸饰或苛责之中。这样的夸饰可能通过将金庸与其他具有宏大话语价值的对象相提并论而造成。鲁迅虽然与金庸同样属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但是长期以来他又被视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创作的主要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标志性符码，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经从一个作家演化为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英雄，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教父；更重要的是，鲁迅以一个非凡的思想家和深刻的社会文明批判家的姿态，为现代中国文坛和文化界贡献了无比丰厚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几代中国人离不开的精神资源，他的伟大批判功绩也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脉重要传统。正因为鲁迅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化英雄，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精神资源，是现代文化传统重要一脉的开创者，因而在与其同时及此后的所有其他文化人和文学家中，能够被擢拔出与鲁迅相提并论或构成比较者寥寥无几。同样的道理，由于鲁迅事实上已经进入了现代汉语文化的宏大语境并成为关键词之一，任何一位试图与鲁迅进行比较的研究对象因此都可能受到意义张力的扰动，故而所有的这种比较都可能显得不伦不类。于是，有的研究者将金庸与鲁迅联系起来，认为“在金庸小说中，存在着无可辩驳的深层次的鲁迅精神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对个性解放要求的追求和对‘吃人’文化的批判方面”，虽然言之有理，但仍然存在着意义张力的痕迹，仍然会在人们的学术理解和学术接受方面造成挫折感。
关键是为什么要将金庸与鲁迅联系起来进行评价?这实际上因循的还是20世纪文学大师排名的思路，从整个世纪、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宏观语境来定位金庸及其小说的影响。鲁迅显然无可争议地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杰出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资源的象征，任何一个需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这一宏大视野中显示地位的对象，自然都需要与鲁迅建立起某种学术联系。然而，这种与宏大语境重要关键词的学术联系，必然导致意义张力的冲击，热爱金庸的研究者往往在这种意义张力的作用下反而误读了金庸。在文学的百花园中，鲁迅自鲁迅，金庸自金庸，他们用汉语写作新文学，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成为汉语新文学的写作典范，实在无须建立某种勉强的学术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那种坚持“认为金庸在‘雅’的方面也有贡献，但其贡献非常有限，他主要是在通俗文学的层面上是‘杰出小说大师’”，从而将金庸放在通俗文学的范畴内所进行的研究，虽然在文学理论观念方面的确不够新潮，但比那种试图消灭雅俗文学界限，从而把金庸甚至所有武侠小说都放置在雅文学、纯文学的意义上进行评价的方法和思路，似乎更能够维护金庸文学的特性、魅力和价值，学术评估也较容易为人接受。这就要求研究者跳出中国文学或中华文学的宏大思维框架，从白话文学和新文学建设，也就是汉语新文学的具体视角看取和评论金庸的创作。汉语新文学视角与其相应的概念相一致，有效地祛除宏大思维的引领、规约和暗示，可以让金庸这样的研究对象在独立价值的语境中展示其普遍意义，在平凡、朴素、寻常的理论中显示其非凡水准。
三、汉语新文学之于金庸研究的可能性
由于较为普遍的思维习惯的作用，由于“中国”、“中华”等概念之所指和能指的文化寓意的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平台上研究金庸，都难免受到意义张力的干扰，从而对研究对象产生过度评价的现象。金庸已经是汉语文化阅读圈中最明显地被广为接受的小说家，对他的“棒杀”显然达不到“杀”的结果，但对他的“捧杀”也很可能造成“捧坏”的情形。许多对金庸及其作品过
度指责的言论其实就来自于对其意义过度拔高的反弹。有鉴于此，需要引入汉语新文学或类似的学术平台，免除国族意识的激发与暗示机制，避免不必要的意义张力的负面影响，让金庸研究和金庸小说的评价回到学术理性的格局。可以想象，这种规避了意义张力侵扰的研究对于金庸及其小说，不仅相当有益，而且相当缺乏。
汉语新文学天然地包含着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成分，强调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巨大辐射力、穿透力和影响力，但是，它的定义所面对的是其他语种的文学，是在世界性意义上对自身语言文化品格及其魅力的肯定。在这一意义上说，金庸本人对其文学的理解，乃是基于汉语新文学的概念而不是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在那篇备受争议甚至因为语焉不详而令其蒙羞的讲话中，金庸所重视的正是在与世界其他语种文学相对意义上的汉语新文学：“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他坚信，相对于“用汉字写外国的句子与文章”，“最好用真正的汉语来写中国的文学作品”。这样的说法当然过于夸张，不够公允，但他着眼于汉语文学建设，将汉语文学置于与外国语文学相比较的意义上强调其汉语语言特性，以及相应的传统凸显，这样的意图相当明确，态度也相当恳切。虽然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理解也显得较为片面，认为“武侠小说才是中国形式的小说”，包括他自己创作的现代武侠小说“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但他关注的毕竟是“用真正的汉语”写作的小说，思维的中心乃在于与外国语小说的区别性中凸现汉语小说自身的魅力。
用语的不够准确并不能成为其从汉语文学而且是汉语新文学的立场界定、审视和评价小说的正当性的理由。当他将现代著名作家的小说称为“外国小说”的时候，他自己对“外国小说”的概念显然相当模糊，完全没有进行学术界定的意识。这时候，他心目中的中国小说或者汉语小说就需要在语言表述和文化传统方面与外国文风影响下的小说划清界限。他理解的中国文学传统也相当片面，实际上，当他将他所深陷其中的汉语文学表述为中国小说或中国传统影响下的小说，并且与他含糊其辞地称为“外国小说”的作品进行比照的时候，他也像他的批判者一样受到了意义张力的符咒的作用，错误地担负起了他其实无力承担的历史责任和意识形态责任。
显然，金庸的直觉是准确的，虽然他的理论表述大有问题。从汉语文学与外语文学的比照意义而言，武侠文学所具有的传统根系更深更密，汉语承载的公案小说、武侠文学确实最具有中国特色，并且与外国语言文学的同类作品比起来，其民族文化特色也最清晰。但金庸说“武侠小说才是中国形式的小说”，似乎只有武侠小说才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这就失之于片面和夸张。他应该将他强调的中心词始终表述为汉语小说，避开“中国小说”的表述，而且也力求避免将文学传统表述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只仅仅理解为汉语小说的传统，则他这一番关于现代小说与武侠文学关系的论述应该说并无明显不妥。从中人们应能看出，他所致力于建构的只不过是汉语小说自身的特征与风格，而不是对国族文化传统全面负责的“中国文学”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如果将金庸的文学理念在如此意义上进行展析，则能断定在汉语新文学和汉语小说的概念平台上研究金庸最为合适。汉语新文学视角之于金庸及其小说的研究因而获得了较大的学术空间和发展可能性。
从汉语新文学的视角研究金庸及其小说，能够有效地避免将具体的研究对象与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直接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从而也有效地避免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所天然地带来的意义张力对于学术表述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者的思路会很自然地调适到与金庸的观察点相接近的学术焦点之上，那就是在相对于外国语文学的意义上去看武侠文学的特性和价值。当人们将武侠文学和金庸小说放在与外国语文学相对的意义上进行考察的时候，人们一般不会再去计较它们与所谓精英文学或者纯文学、雅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不会在历史的纵向发展面上过多地纠缠文学的雅与俗的问题。
从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学术分析的理论角度来看，区分文学的雅与俗，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相当有效。严家炎虽然一直高评金庸小说的创作成就，但他从来都趋向于从雅与俗相对应的意义来理解金庸及其小说，只不过认为金庸的创作“超越了”雅俗文学的一般传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而文学的雅俗对峙则是基本的文化格局，甚至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于是，比起那种为了抬高金庸及其武侠文学地位而矢口否认文学雅、俗区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甚至有意贬雅文学而褒俗文学的偏激倾向来，这种研究思路显然更富有学术理性的精神。另一方面，雅俗文学都是在十分相对的意义上分别言说并且仍然难以说清楚的对象，两者之间的区分很难有清晰的理论厘定。因此，那种关于泯却雅俗之争甚至模糊雅俗之分的学术呼唤也不是没有道理，当雅俗之争或雅俗之分退隐之后，金庸这样的文学其文学史地位的取得就会顺理成章，同时更容易贴近文学历史的真实。
诚如严家炎所清晰地指出的那样，既然“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充满着雅俗对峙的情形，甚至这样的对峙成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视角进行具体的写作现象研究，
往往就很难绕开雅俗之争或雅俗之分的问题。只有从面对世界文学以及外国语文学的汉语新文学出发，才可能真正将汉语所写的白话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而不是先分出它们的雅俗品性，金庸研究和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才可能淡忘甚至免除文学的雅俗计较。特别是面对其他语种的文学，雅俗的计较常常成为不可能。林纾在清末翻译的外国小说较多地属于通俗文学，但他在哺育和影响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家的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将这些作品当作通俗文学。汉语小说和汉语新文学在面对外国语文学的时候，也自然无需一定要在内部先人为地强行区分出雅俗类别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金庸关于用汉语写作中国小说的论述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从汉语新文学的视角看金庸小说，会有更加充足的理由让人们认知这代表着一种经典的完成，并以他独特的“金益求精”使金庸小说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所传达的是汉语小说语言的精湛和叙事的特性。它所用的语言基本蜕脱了传统文言小说甚至旧体白话小说的痕迹，以异常的纯熟和精美，成功地参与了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规范建构。它塑造的人物以其全部的生动性显示出汉语表现力的强健，它叙述的故事演绎着汉语文化世界的深秘幽微和非同凡响。同时它的思想精神又充盈着现代气息，即便是在类似神话的世界也带有“人的文学”的浓厚色彩。因此，仅用小说作为典型的汉语新文学创作，是汉语新文学创作中足以与世界其他语言文学进行对话甚至进行竞争的文学典范。
在这样的描述中，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展开丰富而详密的论证，都可以通向切实而精深的研究。金庸及其小说研究在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平台上有许多待写的文章，因而也就意味着有非常广阔的学术可能性。在汉语新文学的学术世界，人们可以解除强加给金庸及其作品的意义张力的束缚与缠饰，可以在真正面对世界文学的意义上直面仅用作品的“地方色彩”和汉语品性，可以领悟到汉语小说对世界文学作出自己贡献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而在一种新的视点上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关系。
除此以外，尚需要考察金庸在溢出中国版图的整个汉语新文学范畴内的文学影响，也需要考察汉语新文学世界中金庸创作所起到的凝聚作用和整合功能。如果说金庸不是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最方便的话题，则一定是汉语新文学语境中最合适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