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都出现过“叠加”（superposition）这种形式，但该语言现象引起语言研究者的注意，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从外语研究来讲，Hopper&Traugott（1993）、Lehmann（1995）、Shaumyan&Sypniewski（1995）、Sypniewski（1996）等在其论著中都有所涉及;就汉语研究来看，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阐释并分析了“叠加”这一概念，如刘丹青（2001）、薄文泽（2002）、马清华（2003）、聂功斌（2003）、刘志生（2005）、于峻嵘（2006）、王淼（2007）、石锓（2007）、朱其智（2007）、江蓝生（2008）、王新宇（2009）、雷冬平、胡丽珍（2011）、李立林（2011）、张谊生（2011，2012，2013）、张云峰（2013）等。本文拟从共时角度对新世纪以来诸位汉语学者对“叠加”概念的应用和探讨进行大致梳理，试图总结和回顾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对其认识和运用的得与失，并为汉语学界今后展开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与“叠加”相关的共时研究
刘丹青（2001）认为“叠加”是一种与语法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句法现象，并提出了语法化视域下的“同词异类叠加”，即同一词汇成分以不同的词性在一个句法结构体中同现，如宁夏中宁方言“我给给了他一本书”当中作为动词的“给”和作为介词的“给”的叠加;南京方言“走小门走”当中作为前置介词的“走”和作为动词的“走”的叠加。刘丹青认为“叠加”不同于同一词语以相同的词性在句法中出现（比如“狗咬狗”），而是语法化等级差别所造成的同形词语以不同的语法身份同现。
薄文泽（2002）认为海南文昌话亲属称谓系统体现出来的语义关系恰好是汉语和临高语有关语义特征――“叠加”――相互影响的结果。
马清华（2003）认为“附加成分叠加”是子句内部多次使用功能相同、相关或相反的附加范畴（情态、指称）标记，以作用于同一意义焦点的现象。在此定义之下，马清华集中探讨了强程度标记叠加的基本类型和叠加规则，并在此分析之上发现叠加是一种弱势的有限扩展规则。至于是否采用叠加方式，一直是在经济性、准确性、有效性和句法可行性之间权衡作出的。
聂功斌（2003）认为“叠加”是一种被忽略的修辞格，该修辞格就是说话者为加强语言表达的程度，在一个意义上加强与之方向相同的意义以浮现更大的意义强度。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我们的语言更加多彩丰富。比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盲人、瞎马、夜半、深池”四层意义叠加在一起使所要表达的意义更加突出，极言情境之危险。
刘志生（2005）从近代汉语词汇学角度研究了“叠加式词语模”，该词语模是这样一种固定模式：从结构上看，整个模式由前后两部分相叠构成，前件和后件也各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不变的固定词部分A，一是可变的变项部分X或Y;从音节上看，它们都呈四音节形式，由前后两个双音模块叠加而成，构成“2+2”模式，比如“XA+YA”形式和“AX+AY”形式。
于峻嵘（2006）从训诂学角度探讨了表示“遍指”的“名词叠加”，比如“人人”及相关的“日日”的意义结构问题，提出名词只在数量的有限程度上具有可叠加性，而名词叠加构式也承载了“全指表达”的意义。
王淼（2007）分析了汉语中两种常见的动词“叠加”格式“一边VP1一边VP2”和“又VP1又VP2”两者在语义关系、语义特征、格式义三方面的明显区别。
石锓（2007）从汉语史角度梳理了汉语形容词“AABB”形式从叠加式到重叠式的历时演变。石锓认为“叠加”是一种形成句法结构的句法操作手段，其前后两部分是句法上的并列关系。唐宋时，重叠式“AABB”在叠加式“AABB”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其机制是重新分析与类推。
朱其智（2007）从二语习得的偏误类型――杂糅（又叫结构纠缠、结构混乱）分析入手，指出“叠加”是两种结构简单相加所造成的偏误类型，其中包括词语叠加（比如“一个栋旧公寓大楼”）和句法结构叠加（比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要来到中国留学的原因”）。
江蓝生（2008）在对肯定否定不对称现象进行解释时提出了“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即在两个意义基本相同的概念之间发生的，意义相同的两个概念叠加后，通过删减其中某些成分（主要是相同成分），整合为一个新的结构式。这既包括构词层面同义词的叠加和词形的整合，比如“早先+以先――早以先”;也包括构词层面相邻的两个同义或近义概念的叠加与词形的整合，比如“果然+不出所料――果不然”;还包括句法层面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叠加后整合成新的构式，比如表示“不希望、不如意”的否定式“差点儿没VP”与肯定式“差点儿VP”之所以语义不对称，是因为“差点”与“没”是在同一层次上叠加在一起来修饰共同的对象VP的，即“（差点儿+没）+ VP”。
王新宇（2009）提出了“共形叠加语”的概念。这种共形叠加语词的重叠部分在概念上不完全一致，只是两个语词具有共同词形才叠加在一起使用，比如“迅雷不及掩耳+掩耳盗铃――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感人肺腑+肺腑之言――感人肺腑之言”。该文对共形语词叠加使用现象进行了尝试性描写和系统性分析并对其加以分类解释（分为积极修辞叠加语、中性叠加语和消极修辞叠加语三类）。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共形叠加语的语用价值，并对其规范问题进行了辨证的讨论。
雷冬平、胡丽珍（2011）描写了近代汉语同义双音虚词通过概念叠加与词形整合形成同义三音节虚词的现象，将该类演变分为三类：一类是AB+AC→ABC，如“便则道”“一壁厢”“依然原”;第二类是AC+BC→ABC，如“久已（以）后”“起为头”;第三类是AB+BC→ABC，如“多敢怕”“只除非”“只除了”“只除是”等。以上同义词叠加整合再词汇化的过程为江蓝生提及的词汇层面的同义词概念叠加和词形整合现象提供了文献用例。 李立林（2011）在对娄底湘语小称后缀的研究中发现“子”“唧”“崽”“崽唧”等表示小称的后缀可以相互叠加，其叠加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类：“中心语素+子/唧+崽/崽唧”和“中心语素+子+唧”，小称后缀叠加的深层理据为语用和认知的需要――当用一个后缀来表达还不够的话，就会选择多用一个;当然，不同层次的后缀叠加是汉语方言词汇发展轨迹的一种保存。
张谊生（2011）讨论了“预设否定叠加”的方式与类别、动因与作用。张谊生将预设否定双重叠加式分为“蕴含、复置、交互”三类，而由再加复置构成的多重叠加式又分为“复置+蕴含、复置+连用、复置+交互”三类。预设否定叠加的动因有主观突显、词义磨损、兼顾特色、整合结构等。这种否定叠加的基本效用就是强化，但叠加式的强化必然会导致否定义的羡余。这种不同词语的叠加形式满足了预设否定多样化的语用要求，还形成了一系列词义与句法后果，包含预设否定词的词汇化与习语化。
张谊生（2012）在共时平面上将“叠加”与“强化”（reinforcement）放在一起共同考虑。他认为二者相通但侧重点不同，“叠加”着眼于表达形式，而“强化”着眼于表达效果。张谊生提出叠加强化的方式主要有四类：并存式、累积式、框架式、糅合式;基本类型包括增强型、兼顾型、补充型、分述型四种;其后果分别表现为：配合义融合的词汇化、格式义定型的构式化、浮现义形成的整合化、功能义弱化的附缀化等四个方面。
张谊生（2013）关注了具体词类――介词的“叠加”问题，他认为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由于一部分介词的功能有所弱化甚至转化，为了增强表义效果、满足特定的表达需要，再加上双音化的韵律驱动，就会出现同义介词的叠加现象。张谊生将现代汉语介词叠加的方式与类别分为六种：并列式与归并式、附加式与嵌套式、融合式与累积式，并认为介词叠加可以满足协调结构、区别语义和强调语用等不同平面上的多样化需求，而介词叠加的后果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并列叠加的词汇化趋势，二是结构错配的附缀化性质。介词“叠加”的提出不仅关乎介词的形成与发展、功能与用途，还涉及到了介词的使用频率、接受程度以及规范化问题。
张云峰（2013）对类型复杂、功能多样的近代汉语比况框式介词进行了观察。他发现概念叠加是其形式上最为显著的构成特点，该形式呈现出省略性、地域性、修辞性、扩展性等若干运用特点，也具有标识虚化等级、语流分界、意义补足等作用。
二、前人研究的贡献和不足
综上所述，前人对语言“叠加”现象的认识和研究以及对“叠加”概念的探讨和应用，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体如下：
（一）学者们在汉语研究中涉及到了诸多语言学平面中有关“叠加”的问题
词汇平面：刘志生所提出的近代汉语叠加式词语模，比如：“X三Y四”“X天Y地”“不X不Y”“三X两Y”等用一种简洁而固定的“叠加”形式表达了某一种甚至几种特定的意义类型，它们仅用有限的四音节语音材料使词语的信息含量得到了扩充。叠加式词语模构词符合遣词造句尽可能经济简练的语用原则与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大势。江蓝生、雷冬平、胡丽珍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词汇层面的同义词概念叠加和词形整合成三音节词的现象给予了说明和描述。
句法平面：江蓝生指出所谓句法层面的叠加，是指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叠加后整合成新的构式，并据此分析了“差点儿VP”与“差点儿没VP”，“难免VP”与“难免不VP”，“VP之前”与“没VP之前”，“除了X”与“除了X之外”等句式的形成机制。
语义平面：无论是构词层面还是句法层面，江蓝生始终将“叠加”框定在语义平面中“同义概念”的叠加上，至于后来的紧缩现象和构式整合，则是另外一回事。
语用平面：王新宇所提出的“共形叠加语”是使用者出于语用目的，即在表达中推崇语汇刺激性，追求一种新鲜表达效果的表现。
修辞平面：聂功斌在叠加是意义之间的相加的认识上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格。
方言平面：薄文泽在对闽语海南话――文昌话亲属称谓的研究中，用“叠加”命名了不同语言系统在语言接触中相互影响所造成的结果。李立林发现了娄底湘语表示小称的后缀可以相互叠加，而不同层次的后缀叠加是汉语方言词汇发展轨迹的一种保存。
（二）学者们在语法研究中涉及到了汉语具体词类的“叠加”问题
名词叠加：于峻嵘对表示“遍指”的“名词叠加”作了可能性和限制性的分析。动词叠加：王淼将表示动作同时进行的两种格式“一边VP1一边VP2”和“又VP1又VP2”看成了动词叠加。形容词叠加：石锓认为形容词性的AABB在唐以前都是叠加式的，比如重言式叠加“穆穆皇皇”，重叠式叠加“青青黄黄”。唐宋时期叠加式与重叠式并存，比如重言式叠加“皎皎苍苍”，重叠式叠加“小小细细”。此后，重叠式“AABB”在叠加式“AABB”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副词叠加：马清华提出了专职强程度副词的叠加――专职程度副词1+专职程度副词2。比如“他还听不太十分清楚以后究竟会有什么结果”，这种叠加可得到强调或婉曲两种不同的结果;专职程度副词1+确证类语气副词：比如“今天真太危险了”，这种叠加表示口气强度的增加。介词叠加：张云峰从概念叠加角度关注了近代汉语比况框式介词叠加现象，张谊生则对现代汉语介词叠加现象的方式与类别、作用与后果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并提出了个人见解。不同词性之间的相互叠加：刘丹青在语法化进程之下考虑同一词语分别充当不同句法成分在一个句法结构体中同现的现象，虽然同一词语在不同句法位置的词性不同，但由于外在形式相同，刘丹青将其也看成叠加问题。在强程度标记的叠加中，马清华还提出了专职程度副词与程度代词的叠加、唯补程度词与状语性程度词的叠加、强级状语性程度词与结构助词“de”的叠加。
（三）学者们在研究中对“叠加”的基本含义达成一定共识
1.叠加是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成分而言的。 2.叠加是语言应用主观强调目的的外在表现形式。
3.叠加的二者或多者在语言某视域上具有共同性。
顾名思义，叠加是指使一物与另一物占有相同位置并与之共同存在。“相同位置”与“共同存在”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相互叠加的二者或多者在位置上的相同性，在功能上的一致性，在对象上的同一性。因此，尽管前人对汉语语言学中“叠加”的研究有很多贡献，但在语法学范畴之下，其中有些观点仍存在一定分歧并暴露出如下问题：语法叠加与同词异类相混同、语法叠加与框架结构相混同、语法叠加与糅合结构相混同、语法叠加与紧邻共现相混同、语法叠加与概念叠加相混同。
词性不同的成分即便是同形词汇，也不具备相互叠加的资格，充其量只是各守其位在各自句法位置承担各自相应的句法功能。而框架结构就是框架式，糅合结构就是糅合式，绝不可因为语义重复就与叠加式相混同，各种格式的本质差别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另外，紧邻共现只是语言线性排列特点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紧邻共现的主体则是在不同结构层面针对不同对象发挥各自语法作用的，比如“自从打太原回来以后”这个小句里的介词“自从”和“打”。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语法叠加是指相互叠加的主体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都具有一致性，而概念叠加只是针对语义平面的一个称谓而言的。简言之：概念叠加是语法叠加的一个下位概念，语法叠加包括概念叠加。
三、总结和展望
从目前汉语学界来看，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和诸多学者的努力，有关叠加现象的研究成果颇丰、思路开阔，但仍有许多内容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要在现有体系的框架内揭示“叠加”概念在语言学各个层面的不同指向，力求避免混同滥用，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在未来的研究道路上，应该采取一分为二、双管齐下的原则。一方面加强对语言学广义“叠加”的应用和探讨，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对“叠加”作为语法层面狭义本体概念的研究和分析，在“同位置、同对象、同功能”的“三同”限定原则之下框定“叠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期待后来者在今后的研究上能有更多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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