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18年2月6日凌晨，著名国学大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饶宗颐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i01岁。
笔者联系长住香港的国务院参事王国华，他发来信息说：“悲痛欲绝！昨天下午刚与他女儿约好，下周一下午四点与饶老见面，谁知昨夜12点45分仙逝，己成永别。实在接受不了！心痛如绞！好在他走得安详自在。”
王国华在香港《大公报》担任了17年董事长、社长，是资深传媒人。2008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饶宗颐先生2009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二人一位是馆员、一位是参事，且年龄相差30岁，由于同在香港，并一起为中华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向国家建言献策，因此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他们之间的交往已有20多载。在香港跑马地，饶宗颐先生生前常在居所“爱宾室”与王国华纵论儒学、宗教、书法、养生之道。
因中华文化而结缘
我和饶公的交往始于儒学，我的友谊也由于探讨中华文化而逐渐加深。正是因为文化上的亲近达到感情上的亲近，最后达到忘年交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末，我当时担任山东出版总社社长，主持了大型文化工程《孔子文化大全》的编纂工作，有幸结识了一批韩国、新加坡及港台地区的儒学专家。饶宗颐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我赴汉城举办“孔子文化展”。在同韩国人谈判之前，我拜会并请教了饶宗颐教授。饶公认为，韩国在传承儒学、教育民众、净化社会方面做得相当好，儒学研究也是走在前列的，特别是“儒学与现代化”的讨论在韩国媒体上是热门话题。他建议“汉城孔子文化展”要把握正确方向，弘扬正宗儒学，不可歪曲儒学。现在有些所谓“新儒学”的人，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沽名钓誉，脱离了儒学的真谛。后来“孔子文化展”在韩国获得了成功。
1990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支持下，“孔子文化大展”在香港举办。当时，国内对弘扬孔子文化仍有较大争议，而港台地区的一批学者却给予了大力支持，认为这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饶宗颐教授亲自为展览题词，从策划到展出都十分支持，艺术大师刘海粟为展览题写了“展标”。
饶公为“大爱无疆”释疑
1992年，我到香港任《大公报》社长后，和饶公的接触更加频繁。那时候，饶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正面鼓励。他说，在香港办报要有骨气，扬正气。只要抓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根弦，就出不了大问题。
每当我遇大事不能决断时，就去请教饶公，他用一个历史典故，便在谈笑中使问题迎刃而解。饶公成了我的精神导师。而每次饶公见到我，都会双手一抱拳，亲切地叫我“王公”。我们一同出席大型活动时，饶公总是紧紧握着我的手，相互依托着。
2004年《大公报》参与组织策划的“佛指舍利莅港供奉”活动，饶宗颐题词“法雨溥施无远不届”，盛赞佛指舍利莅港。
2008年汶川地震，《大公报》准备举办一个抗震救灾的大型图片展。初定展标为“大爱无疆”，但有不同意见，认为这四个字似乎只适用于国际救援部分，如将整个展览定为“大爱无疆”似有不妥。为此，我到“爱宾室”请教饶公。
他说：“‘大爱无疆’这四个字好。这次大地震，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人，表现的就是‘大爱’，无疆界的‘爱’。从地域上讲，世界上的朋友都来援助，是‘无边界’的，从爱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是‘无边无际’的。这四个字很贴切！‘大爱’，是指爱的程度，达到‘无我’状态的爱，就是‘大爱’。大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随后，我让他书写了八尺大的四个字“大爱无疆”。饶公解释说，他写的“无疆”的“无”字，就写“无”。因为“无”并非“o”的简化字。“无”是很古老的字，早在汉代就有“无”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天屈西北为无”，是指“天”字最后一捺屈西北，使为“无”。所以，当初我国公布的简体字，有些是很科学的，是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才定下来的，不只是为了书写方便，“无”字便是一例。而“o”是由上边一个篆体“林”字，下边加一个“亡”字组成的篆体“o”演化来的。意思是树林都死了，也就“o”了。
饶公的四个大字，力透三层宣纸，笔力惊绝！饶公说他的手劲很大，边说边与我较起了手劲，果真十分有力。我就问饶公，他的手如此有力，有什么养生秘诀？
饶公说，最重要是两点，一是不间断做腹式呼吸和自我腹部按摩，二是女儿在饮食起居上细心照料。这两点缺了哪一点，我这身体早没了。自我按摩，是按少师杨凝式“韭花帖”写的“神仙起居法”，养真人之气。饶公说养生也要遵循中庸之道，从腹部入手。该神仙起居法只有三个动作，我已坚持了十几年，效果甚佳。
“大爱无疆”四个字，赈灾义卖500万港币，一时成为热点新闻。
潮州话遇上山东话
我与饶公交流的最大障碍是语言。我那顽固的山东口音，遇上饶公的潮州口音，迫使我们除录音外，多用笔谈。一次访谈，一般都要写满一个小本子。我逐渐发现饶公写在本上的字像刻进纸里，我写的飘在纸上，无论我多么用力，字总是不入纸。
然而，不改的乡音也不能阻隔我们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反而平添了不少乐趣。一次中午茶聚，饶公谈兴很浓，先谈《中庸》，后谈西周人学艺记，又谈他的著作《画额》。谈书法，我略知一二，谈绘画，我无言以对。看到我一脸茫然，他突然对我讲潮州话，我说：“饶公，你讲的是什么话啊？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也不回答，只望着我笑。他女儿饶清芬在旁笑问：“你怎么跟王社长讲潮州话？”饶公说：“我在教他学潮州话。”我说：“好啊，你教我潮州话，我教你山东话。”他说：“我先教你‘食饭’怎么说，念jia pun。”我说：“怎么念‘驾崩’？这完全不是一个拼法啊。”饶公边写边说：“潮州古音f为p，所以‘食饭’就成了‘驾崩’。历史上有位御厨是潮州人，把‘皇帝食饭’说成‘皇帝驾崩’，结果被杀。”我对饶公说，“我教你山东话‘俺娘’，是我母亲的意思。”饶公说“潮州话‘俺’是‘傻瓜’的意思，引得哄堂大笑。这样的小插曲，在我俩交谈中经常发生，这是饶公的一种幽默。 每年春节，饶公总是在大年初一写一幅寓意吉祥的字，送给好友。2012年是龙年，他写了“龙马精神”八尺横幅送给我，并说，“你这年龄是人生的黄金时段，要以龙马精神报效国家。我一生最崇尚苏东坡那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屡遭贬谪，但始终心向国家。当再次被贬惠州时，仍心向中原，写下了‘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的诗句。”
我们定期饮午茶，其间谈心论诗是一大乐事。每有重大新闻，饶公总会顺手拈来，或诗或词，写在我事先备好的本子上，边讲解边议论，其乐融融。
神舟九号升天那天，我们正共饮午茶，一落座，饶公满怀深情，以狂草字写了“穿天心出月胁”六个字，并说：“我们文人讲究文章要穿天心出月胁，顶天立地，气冲霄汉。现在我们的飞船正在穿天心出月胁，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之后饶公又在小本上写下了他13岁时写的诗，其诗言志即为《穿天心出月胁》。
灯尽目咙倦欲眠，一行一字尚流连。
睡时积欠以千计，诗境独游垂十年。
不学后山卧草盖，颇师张籍啖焚笺。
为诗终似为文苦，月胁天心费出穿。
为民族宗教问题献良策
民族宗教问题，不仅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正在面对的问题。
为此，我先后5次以求教方式与饶公展开讨论。谈话涉及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中西宗教比较、宗教政策以及如何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国人的心灵境界等问题。
饶公说：“人们都把我看作‘儒家’，实际我是很‘佛家’的，当然还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我曾在法国教授宗教学，学习过许多不同宗教，所以对这方面有些了解。我认为，要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离不开对儒学、佛学、道学的研究、诠释和宣扬。目前中国执行的宗教政策是正确的，既要存异，又要有约束，更要有底线。底线就是不搞分裂。因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利用宗教搞政治，或搞政教合一，历史教训太深刻了，不得不防。国家乱了，什么也谈不上。政策上要同和存异，这其中‘中庸’思想是很受用的。”
饶宗颐认为，文化建设最首要的任务是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亦即精神和心灵的安置问题。这个问题忽视了，那精神和信仰问题就只能靠宗教来解决，也就给各种宗教的大发展，留出了空间。中国目前确实面临宗教大发展的趋势。中国地域广阔、人口多，一旦宗教发展出现失衡现象，约束不住，又没底线，历史的经验证明，就会出现大问题。
我们的谈话从不同侧面展开，饶公说，要解决民族宗教的问题，文化建设是基本功。对于如何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他提出四项具体意见。第一位是要有求是、求真、求正的学术态度，公正无私地对各种宗教文化进行研究。第二就是重视在正确文化研究基础上的文化建设。蔡元培先生曾在上世纪初提出要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宏图大计。当今世界，代替宗教恐难以实现，以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平衡由宗教大发展产生的一些问题是可取的。第三项是要用深入人心灵的义理，进行长期的文化教育。譬如办一份不带宗教色彩，但吸收宗教精华内容，以“修心”为宗旨的通俗刊物。另外，除出版外，还可搞一些地域文化项目建设。
这份珍贵的材料由我整理成《宗教题与文化建设――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饶宗颐与国务院参事王国华谈话录》，报送到国务院参事室并收录到《国是咨询》文稿中。
著书详录饶公书法
这6年多来，我与饶公讨论的话题最多的是中国书法。饶公常对我说：“王公，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我己练习书法90多年，到现在仍觉得需要老师。由于有这个心态，所以就产生出力量来。我今年已快100岁了，仍感到学有不足之处，仍需要改革自己，这样作品就丰富多了。我的书画作品主要产生在60岁退休之后。90岁后，我又创造了荷花新画法。你不是也喜欢我用新法画的大莲花吗？”
饶宗颐的书法，技法丰富，功力深厚，五体皆备，自成一家，被称为“饶体”。饶公教我学书法，总是有问必答，诲人不倦，一点一画，随手示范。他一丝不苟，甚至连异体字及标点符号均一一订正。
我把与饶公有关书法的问答，以答问录方式，编纂成《书法六问》一书。饶公亲自传授书法经验，从五指如何执笔，指、掌、腕、肘如何配合，如何以“腕中峰”运笔，到中国书法“之法”“之势”“之意”“之源”“之理”“书法与养生”等，原汁原味记述了饶公的书法理论与实践。书中还首次对他的《论书十要》逐条作了解释，系统地论述了他独有的书法理论与近九十年的书法实践经验。
2011年底，《书法六问》的繁体字版在香港出版时，正逢饶公获中华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新书面市后，很快售罄，饶公满怀感慨地说，“《书法六问》在香港已是‘家弦户诵’。”
饶公在《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一文中提出，“21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重拾传统与道德文化的时代，当此之时，应当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为响应饶公的这一倡议，2013年，我又在饶公的指导下，精选了古典书论中有代表性的经典名句，参考古今书家观点，编撰了《书法四字经》一书，由北京与香港两地中华书局同时出版。
百岁寿宴与《心经简林》
几年前，我与饶公聊天时，他说，“王公，老天如果给我两年时间，我就可以庆祝一百岁了（按农历算法，饶宗颐2015年为99虚岁。中国传统民俗，一般在99岁这一年过百岁生日）。可我最近身体不太好……”我问他，那我们今年的调研应该选什么题目，要不要搞一搞“心经书法”？他说，心经书法怎么搞法？要搞就搞“心经简林”。
“心经简林”是香港特区政府根据饶公的榜书《心经》建造的大型户外文化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户外经林。1980年，65岁的饶公登上泰山，观摩经石峪摩崖石刻《金刚经》，心灵为之震撼，遂立下宏愿，要在香港建造一项类似的文化工程。回港后，他考察了香港地区的山石地质条件，不像泰山的岩石般坚硬，且容易风化，不适合石刻，遂放弃了这一想法。
21年后，饶公86岁高龄，又有了新的创意，他让女儿买了两刀宣纸，借来了巨型羊毛笔，在四尺宣纸上挥毫，每张写一个大字，用两个多月时间，写了260多张，完成了榜书《心经》创作。 2003年，香港爆发SARS，饶公把榜书心经送给香港市民，以赐福消灾。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出资950万港元，把饶公大字榜书《心经》分别摹刻在37根非洲花梨柱上，树立在大屿山佛像前，由于与古代书简颇有相似之处，故名“心经简林”。
我说，“您写的‘心经简林’都己成为香港著名的人文景观了，还要研究什么啊？”没想到饶公第一次跟我急了。他说，“‘心经简林’这件事虽然香港出了书，但没有从书法研究上写清楚，应该从竹简开始研究，从大字榜书之宗入手研究。”回来后，我就开始查资料。我将榜书之宗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和饶公榜书的《心经》中42个相同的字一一比对，不难发现有26个字在笔法与结体上惊人地相似，有16个字，饶公在传承中有创新。通过比较研究，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华书法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相似处，我看到了饶公书法是如何忠实地传承了千古不变的基本笔法；在不同处，我体会到了饶公如何把简帛三法融会贯通，并在鞒谢础上有创新和发展。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书法被称为大字鼻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隶书为基础，融合隶、篆、魏三法而产生的伟大艺术作品。饶公的榜书《心经》，同样以隶书为基础，但融入了篆书和简帛书，是隶、篆、简帛三法融合而创作的艺术作品。这两件书法艺术品南北呼应，是横跨千年的历史对话，是镶嵌在中华大地上的两颗书法艺术明珠，在民族文化的创新和书法美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11月，我撰写的《心经简林一一饶宗颐的书法艺术》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饶公特别高兴。在2015年12月6日举办的饶公百岁祝寿晚宴上，他给每位到场的亲朋好友都送了一本由他亲笔签名的《心经简林》。还让我把书送给北京的朋友。一位国务院领导收到该书后，不仅认真阅读，还给我和饶老亲笔回信。信中说，看了《心经简林》中有关书法的对话，“问之切，答之睿”，“有些内容还要细细品味”。“《心经》作为佛学经典，与道、儒之学，有不同亦有相通。如‘空’‘色’与道家的‘无’‘有’，似有异曲同工之处。‘自在’与‘无为’，其实都是积极的，都是大智慧。”并附有一首读道德经的诗：
函谷开关迎紫气，草楼对月演天则。
道如可道非常道，德至玄德是上德。
无有阴阳生万物，柔刚反正贯六合。
五千二百三十字，看似无为却大哲。
饶公回信说这首诗“大气磅礴，立足之高，实属罕见”，并回赠了一首《莫高窟题壁》绝句：
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
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