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团河南省委宣传部工作，任秘书。我听不少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的老同志说，“文革”前全国各省、市、区团委都办有青年报刊，而且大都办得很好，在全国报刊界很有特色，不仅团员、青年爱看，就连中年、老年也都喜欢。“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青年报刊无一存活，青年思想教育阵地成了一片荒漠。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青年报刊的恢复很快便被提到共青团的议事日程上。青年报刊工作是共青团整个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时在团省委各部门议论青年报刊最多的，莫过于我所在的宣传部。大家认为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当时有1200万青年，很需要一个青少年思想教育阵地，期盼着《河南青年》杂志早日复刊。而且，那时已有几个省、市、区恢复了青年报刊（记得大都是青年刊，青年报很少），好像有内蒙古、山西、甘肃、辽宁等地已为全国各地带了个好头，我们河南也应该迅速跟上，尽快恢复《河南青年》杂志的出版。
说句心里话，组织上让我筹备《河南青年》杂志复刊工作，我心里没底。但组织上既已决定，我就从头做起吧。没过多久，团省委向中共河南省委呈报了《关于河南青年杂志复刊的报告》，中共河南省委很快批复了这个报告，《河南青年》杂志的复刊工作也便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阶段。于是，我便着手开展了以下几项筹备工作：
二是从同志们那里和邮政局报刊零售点搜集全国各地已出版的青年刊物，带回办公室仔细研读，分析借鉴。上边提到的那几家刊物，我不知看了多少遍，确实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对后来《河南青年》的栏目设置、内容选择、办刊风格等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是根据《河南青年》办刊的政治需要，经团省委领导批准，临时订了三四份报纸。因当时筹备人员只我一人，没有办公室，我便在宣传部我的办公桌一头钉了几个铁钉，用书夹把每期的报纸夹起来，挂在铁钉上，就这样一连挂了几个月。
四是请领导和名人题字。以前出版的《河南青年》封面刊名是舒同先生题写的。于书法我不懂，只是有人说舒同先生的字体不太适宜做青年刊物的封面字。当时想到了很多领导和名人，其中认为邓颖超同志最合适。于是，我满怀着崇敬和期盼的心情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请她拨冗给家乡的青年杂志题写封面字。不几天，邓大姐办公室把信退回来了，我看到邓大姐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旁边是工作人员写的一段话，大意是：邓大姐听说家乡的青年杂志要复刊的消息很高兴，她祝家乡的青年杂志越办越好。但是，她不能题封面字，原因是中央有新规定，不允许领导人题词、题字。最后，邓大姐向家乡的青年问好！虽然字没题成，但我顿时被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高风亮节所感动。那封信，我一直珍藏至今。
五是申请开办经费。开办杂志需要经费，但经费从哪里要，我不知道。于是，我写了个报告，大体开列出所需款项数额，如办公费、人员工资、印刷费、稿费和新闻纸费等，总计约十五万元人民币，其中最大的一项是新闻纸购置费。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团省委向省委打了《关于河南青年杂志复刊经费的申请报告》。在团省委办公室和省委办公厅联系之后，通知我带着报告去见当时分管共青团工作的胡立教书记。胡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一边看报告一边和蔼地对我说：“年轻人，够不够？不够，回去重写，我再批。”胡书记的这句话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不仅感到省委领导对即将复刊的《河南青年》杂志的支持，更是感受到了党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同时也深深感到一个青年报刊工作者所肩负的重任！后来我才知道，十五万元虽算不上个大数目，但当时河南财政也很紧张啊！
六是着手准备复刊前几期的稿件。说那时的《河南青年》是一张白纸，应该是最贴切不过了。没有记者，也没有通讯员，稿件从哪里来？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从网上下载，每一个字都得有人写。准备前几期的稿件，的确压力很大。无奈，我只好找人约稿，请团组织施以援手。直到如今，我仍然感谢当年的老朋友，他们大都比我年长，有的已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听说《河南青年》杂志复刊缺稿件，都慷慨惠赐，予以支持。他们的名字我都记得，有的已经作古，恕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当然，我也要动手去写，仅第一期，我就在繁忙的约稿和打发日常杂务之余，写了人物通讯《事业心的胜利》，介绍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牛虻”。
当时，组织上让我来筹备《河南青年》杂志复刊，也只是觉得《河南青年》杂志复刊工作不能再等了，总得有人应个号，仅此而已，凭我的资历，组织上不可能让我去做负责工作。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大概到了第二年春天，组织上提出了《河南青年》杂志总编辑的人选――当时在河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的陈鹤翔同志。陈鹤翔同志是一位在共青团宣传战线工作过的老同志，“文革”前长期在《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和该报驻河南记者站工作，有丰富的青年报刊工作经验。1975年，河南省筹备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被抽去工作了一年，因为工作关系，和陈鹤翔同志结识，知道他知识渊博，原则性强，为人正派，的确适宜出任《河南青年》总编辑。组织上先让我去请，我便去了。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说明了来意，他谦虚地说了许多理由，婉言谢绝了。尽管我再三请求，他一直没有松口。我说：“老陈，那我可回去给团省委领导汇报了，就说你不来。”他说：“那你就回去汇报吧。”回到团省委，我立即向刘玉洁书记如实作了汇报。刘书记笑了笑，没说什么。没过几天，刘书记亲自去找了老陈，可能是刘书记求贤若渴的诚意感动了他，也可能是他一生中就有与青年报刊割不断的情结，他答应了。自此，《河南青年》有了自己的领头人，当时，团省委还从机关抽调了王世民同志来做老陈同志的助手，又根据出版《河南青年》业务工作的急需，调来了十来位同志。当我回忆到这里时，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老领导陈鹤翔同志、王世民同志已离开了人世，禁不住潸然流下泪来。
1979年，“艳阳六月，万木摇翠。在新长征的强劲东风的吹佛下，《河南青年》复苏d醒，向‘四化’吐艳了。”（摘自《河南青年》1979年第一期“复刊词”）这是“文革”后河南出的第一期青年刊物，距它的上一期已隔断了十三年！手捧着它，回想着为它催生的日日夜夜，我的心中充满了异常复杂的感情。那一期共印了十万册，动用的是“文革”后解冻了的团费，赠送给全省各级团组织，受到了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以及团干部的欢迎，一时好评如潮。
刊物出来了，人员基本调齐了，工作也就绪了，社里按工作性质和范围作了人员分工，我任一个编辑组长。从此以后，我就默默地耕耘在这方园地上，辛劳着并快乐着。就这样，一直到1984年下半年，我突然被调至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政治理论处工作，依依不舍地离开工作了五年的《河南青年》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