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全世界人都知道，其实《恋恋风尘》写的就是我。我初中毕业到台北工作，那个叫阿真的女孩子晚我一年到台北。我们住在村庄里，双方的父亲母亲都已经称彼此为亲家了。阿真就是你跟她讲什么她都相信、很典型的台湾女孩子，她常年住在山上，不晓得外面世界的情况，到台北来工作，就是一心想依靠我。
那时候，我换了很多工作，什么都做过，在外面当学徒时，连老板全家的衣服都要洗。我记得有一个雇主，他女儿念的是台北很烂的一个私立学校，叫“敬修女中”，我要帮这位小姐洗制服，一边洗一边吐痰在上面，我发誓找女朋友一定不找敬修女中的。
后来我去当兵，阿真买了一千多个信封，然后写上她的地址，贴上邮票。那时候一张邮票两块钱，一千多张邮票要花两千多块钱，是她5个月的薪水。
那天晚上我本来要走，后来就陪着阿真一起写信封。她后来大概很累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她是在餐饮店工作，卖肉粽汤圆，最后她睡着了。我就拿个小棉被帮她盖在身上，自己继续写到天亮。写完后，我把信封捆好带在身上，到部队当兵。日后拍电影时，侯孝贤拍了我们一起写信封的情景，其他的故事就删掉了，因为觉得太煽情了，而且没有人相信。
我扛着一千多个信封去当兵，去金门要坐船。宪兵检查出来信封，质问：“你以为金门没邮局吗？”
我在金门服役的最后时间里，阿真却跟别人结婚了。那时候我很生气，很想回来问为什么，后来想想，又觉得我之前也没有承诺要娶她。营长看我很痛苦，就说：“好吧，批你特假。”因为在金门当兵是不能回来的，我在岛上待两年了，我想放假回去看看。
打包行李时，我说我回去要拿刺刀刺死她什么的乱讲一通。勤务兵很紧张，跑去跟营长讲，结果等我到港口后，宪兵不让我登船，说营长取消了我的假。我气得要命，却也想开了：算了，她既然都成了别人的太太，又能改变什么呢？可是当时我很痛苦，之后开始写小说，开始投稿。
我妹妹那时候念国中，很可爱，我经常跟她聊天，就讲我在台北那时候，每天晚上去帮阿真收店，然后我们拿着肉粽去北门打秋千，两个人坐在秋千上看最后一班夜车过去……我给妹妹讲了好多这些细节。
有一天，我叫妹妹帮我寄个小说投稿，她就把我原来的名字“吴文钦”涂掉，换上“念真”，就这样寄出去。文章登出来后，我看新名字挺好，从此就用下去了。
不久，阿真大概在报纸上辗转看到这篇文章，她打电话到我公司来找我。她没有讲她家里人，只是讲东讲西的，偶尔讲到她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小说，知道是我写的，她说：“你不要用那个名字，我看到很难过。”
后来，我打电话跟报社商量能不能不用那个名字了。报社编辑说因为我还有几篇稿子在那边等着发表，大家也都知道“念真”这个名字，再改很麻烦啊。我只好讲了自己的故事，编辑笑了：“你加‘吴’嘛，那就是‘没有’的意思。”于是，我变成“吴念真”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会造成以后恋爱的困难，没想到它会变成婚姻的障碍，也没想到侯孝贤会拿来拍电影，而且拍得还不错。搞成这样真的很烦，拍完后有人到我家访问时，我太太气得要死。结婚后，只要有人打电话说“我找念真”，她就说：“不在！”如果有人讲“我找文钦”，她就说：“你等一下哦。”
现在再回头看那一段初恋，真的是青春的沧桑啊。我想每个人如果在心里面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不坏，否则在世间算是白走了这一遭。
几年后的一天，我开车去加油时碰到她，两个人就在那边聊天，一切都成为过去，就讲自己的家庭怎样。
阿真后来的生活不是很好，她的先生生意做得不好。她跟我打电话，说她儿子在日本念书没钱，要我借给她。我说好啊好啊，没问题。她竟然跟我讲：“我欠你的钱等我退休时用保险金还你。”我就用很脏的台湾话骂她，就像年轻的时候骂她一样。
后来，我又好几次帮她度过难关。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人家知道我们的事啊，说：“怎样，现在看到阿真，会不会心脏还是咚咚咚的。”我说：“不会啊，我现在看到她，只是庆幸还好没和她结婚。”
人家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想了一会儿，找了一个理由：“如果一觉醒来发现旁边睡了一只大象，我会觉得很可怕――阿真现在变得很胖。”这个理由其实是一种玩笑，毕竟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
我还要强调一句：我一辈子没有拉过她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