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曾多次在有关会议上听木文先生讲话，也曾通过电话，第一次单独交往则是2010年。2008年我启动了编纂《共和国期刊六十年》的工作。这是一部编年体和纪传体结合的资料书，以图为主，配以文摘，保存历史。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它对改革开放期刊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然应该有所记载。如何遵循该书体例以图片反映新闻出版署成立？这让我犯难，一年多没想出办法。有一天看宋先生《亲历出版三十年》上卷，见该书第232页有一幅照片，真喜出望外。1987年5月8日宋木文副署长率出访新加坡团员在香港举行记者会，就国家建立新闻出版署问题，答香港各新闻单位记者问。照片上木文先生正发言，专注认真，分坐两旁的张伯海、杨牧之先生神情凝重严肃，香港李祖泽方面大耳，微笑聆听。这照片人物表情生动真实，构图紧凑，了无通常会议主席台照片的板滞、稀疏之弊。张伯海、杨牧之先生桌签上分别写着中国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局局长、图书管理局局长，这两个局不久后改称期刊管理司、图书管理司，桌签所写记忆了新闻出版署成立之初的机构名称。这照片不仅颇具历史纪念意义，而且以独特的视角折射了1987年的历史风云，包罗宏富，相信亲历者今后会有更细致具体的解读。我很想把它收入《共和国期刊六十年》。
《共和国期刊六十年》全彩精印，在黑白书页上翻拍不行，如何得到这张照片呢？我首先向伯海先生求援。他没有这张照片，他说你找宋署长试试。
文葆先生生前曾多次告我，宋木文很会当官，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具体工作放手让刘呆等副手去做。当时戴老已去世两年，言犹在耳。我了无私交私谊，为一张照片找宋署长，难免唐突，实在不敢造次。想了几个月，别无他法，只好给他打电话。听完我的陈述，他开始不置可否，后反复问为什么看上这张照片，图片放哪年度编撰页的哪个位置，图片说明怎么写，我都一一清楚地做了回答，当然我也记得趁机补充一句，《共和国期刊六十年》编撰过程中一些敏感、重大问题的处理我都请教刘呆、张伯海，请他俩指导、把关。听说这些后，他说，那张照片我可以给你，你哪天来拿吧。
又过了几个月，我带着一册《共和国期刊六十年》的全彩送审本去找他，那照片的版面位置自然在第224页预留着。接过送审本，没想到他既不从头看前言目录，也不翻1987年的年度编撰页，而是循翻口的年度标示径翻到1980年的“《新观察》复刊，《文汇月刊》创刊”。看完这一对开的年度编撰页后，他又默不作声地翻读《新华文摘》的专题编撰页，如此翻页挑读，真出我意外，我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不一会儿，他合上书，把送审本退我：“哦，原来你是借人家的话，说你自己的话。”这才让我憋着的气缓缓地轻轻地吐了出来。他接着说，《文汇月刊》是上海要停刊的，胡乔木也想保这个杂志，但没保住。第二次我再登门送还借的那张照片时，他又说及《文汇月刊》，说中央当年治理整顿有要求，在文汇出版社和《文汇月刊》之间，要下一个，上海方面或许认为出版社更重要，选择了保留文汇出版社。他还说期刊很复杂，期刊的事你多问张伯海，他儒雅，沉稳，期刊主要是他在管的。
木文先生主动说及这两点也是我行前没有想到的。这才发现我想借用的照片他已用信封装好早放在了茶几上，信封上还写了我的名字。我原来觉得他慈祥、和善的面容上总有一种内在的威严，他这几句主动告知的话―下子让我彻底放松了。想到难得跟他单独谈话，我便说及戴老对他的评价，想听听他的反应。没想到他不置可否，只微微一笑：“新闻出版署的工作重在吃透中央的方针政策。”说完他便起身到里屋取出戴老签名送给他的两本《射水纪闻》，边翻开扉页边对我说：“第一本是送给朋友宋木文的，第二本是送给出版政府官宋木文的，我对他亦师亦友，他对我亦友亦官。”这分析既新鲜又让我恍然大晤。我也曾收到戴老两次题赠《射水纪闻》，一次是该书出版后不久，一次是他逝世前几个月，题签内容、位置都基本相同，第二次收到书时，我只涌起老人糊涂的心酸。看到木文先生出示的戴老的书及题签、附语，我心潮翻涌，此后每忆及此都倍感沉重压抑。
戴老晚年，诚然因患病而神智不甚清醒，他去世前某年春节拜年时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忍与友朋言及。戴老生那病之前，两三次言及，《大公报》1949年10月1日的社论就是他受命起草的。见闻戴老糊涂之态后，我总问自己，这还是1949年撰写《大公报》开国社论的那个戴文葆吗？
看木文先生出示的书，我才知晓，我也未必理解戴文葆。戴老赠书明志，家国情怀是戴老终生所系，住房是他晚年感念最深最切之事。他在大行前可是一字一句向组织之最高领导清楚交代了。以戴老1940年代前期在重庆复旦大学参加党组织的青春壮志情怀，他走前一定会给组织写一封信；以宋木文的身份和交谊，戴老给组织的信只会写给宋木文而不会写给另外第二人。这就是戴文葆，这就是宋木文，这就是戴文葆和宋木文。
戴老给木文先生的附言，我视如文葆先生临终前的组织别言，他写道：
拙作一件：
关于老家江苏阜宁历史地理，及抗日战争中黄克诚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少奇任政委，重建新四军。我应家乡大众之命，为地方申述历史文化，保家卫国。拙作受到地方群众欢迎，并蒙国家图书馆发给“荣誉赠书”一件；我原在北京图书馆所收拙作，并二十余种获得登记，并征收阅读费。（这样一来反可能没人借读了。）
敬请宋署长指教。
我难忘曾分配西总布楼房给我居住。我迁居和平里后，原属日（分）三室一厅归人民出版社所有了。
感谢宋署长诸多关照从不敢忘。
戴文葆
（二oo七年）七月十日
这信中有关房子之言语，初看犹觉讶异，读完全信让我沉思良久。大概是我一时沉默不语吧，木文先生又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对戴文葆的政治待遇安排是远高于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的。”这句话―下子又把我拉回现实生活中来。戴老去世后，我蒙师友支持收集到一些戴老信件，才知戴老为浮名所累，时间和精力大都花在他很不情愿的事情上，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