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份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像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我记得那年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伟大地位，他的模样已经被印刷媒体塑造了七十多年，已经先入为主成为我们的视觉记忆。是的，很可能是的，但我以为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也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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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评鲁迅
老舍说，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蔡元培说，著作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犹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鲁迅病逝后）
法捷耶夫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
美国女作家史特莱沫在她的回忆录《鲁迅具有“天才”的稀有品格》中，写道：“在他的一生的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夫人和朋友曾劝他出国，但他总是不肯离开中国。他说，他不能在中国这种危急的历史关头离开。他知道他自己病已很深，可是他不能离开他所爱的这片国土。他说中国需要每一个人。我们回答他说，除非他出去休息一年，否则他是不能帮助中国了。但是他希望能够好起来，而他这人是很执拗的。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执笔的战斗者，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太执拗了。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情愿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文外
陈丹青先生的《笑谈大先生》是很有意蕴和意思的一本书，书中很多观点，非常犀利且细腻，又有见微知著的功效。比如，陈先生谈到自己喜欢鲁迅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即是“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本文就来自于这一部分。作者的思维无疑是开阔的，眼光无疑是犀利的，单就一个相貌，便挖掘出如此多的性格的、文化的、民族的内涵，刻画出了鲁迅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崇高的历史地位。文章最后写道：“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这句总结性的话看似有些极端，却蕴含深意。佛教中讲“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人的心性自然会呈现在他的神情上，积年累月下来，一张面孔便有了特殊的气质。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是同样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