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读了一本传记，是台湾学人齐邦媛的《巨流河》，今年读到另外一本，是大陆诗人周涛的《一个人和新疆》。两书似有共同之处，即“述而不作”：齐著因年事高而在自己写作的基础上由弟子帮助整理，周书则纯粹由作者分多次口述，经朱又可先生落实成稿，两者都经传主亲自校订过。齐邦媛的飘零路线大致是辽宁-北平-南京-武汉-重庆-台北，书中记录自己在战争与离乱中的“歌哭岁月”、求学生涯；周涛的迁徙历程则是山西-北京-伊犁-喀什-乌鲁木齐，书中详述个人成长，细说社会变迁，近逼历史实况。在某种程度上，这两部自传都可以说是个体中国人的成长史、心灵史，但读取其中的思想信息、生命奥秘，或许需要我们对自己头脑中的“认知机制”调校一番才行。一学者，一诗人，两人精神气质各异，两书内容迥然不同，情趣格调几无可比。表面看，学者齐邦媛在矢志不渝追寻浪漫乌托邦，诗人周涛却似乎在持续不断地披露世故经验。从根本来看，则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很显然，前者更具理想倾向，达成的是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真实，后者则具备实证价值，抵近了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虽然孰高孰低，难分伯仲，我在此还是想强调后者的重要，也就是《一个人和新疆》的独特意义。因为像齐邦媛那样陈述“光荣与梦想”类型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虽说崎岖的命途可歌可泣，执著的追寻可敬可佩，但到底仍属“常态”书写；而周涛这种直率、接地、某种程度上甚至不乏残酷真实的案例，实在太个别了，尤其是在事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幽暗“社会心理”的部分内容时。反过来看，这又正是诗人性格的体现：他无意进出观念世界之门，也不想费心印证所谓的历史意义，看上去，他的生命本身就是表明社会人情冷暖、道德程度高下的水银柱。他像《忏悔录》的作者卢梭一样，通过一种无邪的方式让一个时代的人性事实充分曝光，在所谓的上层阶级尚未学会用虚荣、伪善来粉饰自己的鄙陋与野蛮之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1949年前后出生并成长于大陆的中国人，如果周涛也像齐邦媛那般自珍自爱，又时时不忘家国情怀、民族兴衰的大主题，就很有可能会伪造出一本面貌不同于现在的传记，什么“激情燃烧”啦，什么“青春无悔”啦，什么蹉跎岁月啦，什么社会批判啦，还有什么自证清白啦，等等，可能五花八门、面面俱到，还可能多多少少会说谎，会言不由衷，也就不会有太大价值。
文明或文化，向来有理想之维，即塑造、雕琢甚至附会的成分，也就是有将社会进程和人生之路“艺术”化的成分；心理学则不然，要尽量祛除外部世界的杂芜图像和凌乱遮蔽，在观照内在之我形成建构的过程中，映现出生命的超然实相，可能更偏重于“科学”。从具体的表现形式看，一为修身自好，一为放浪形骸。抛开一般的道德化修辞或意识形态纠结，这两种真实同样珍贵，同样让人尊敬，当然，前提首先是真实。文化学意义上的真实一般都会令人感到心灵的慰藉，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有时则未免会让初读者感到不适，需要对自觉不自觉的精神洁癖有所克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指出，对人类认识结构的建构，也就是对认识的心理发生的研究，是进行认识论分析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大多数认识论学者提出的看法，不是先验论的就是经验论的，即认为人是从属于预先存在于主体或客体中的一些形式。所以，认识的成长问题应该受到重视。而从分析心理发生的资料，到分析这些资料的生物学前提，再到考察古典的认识论问题，发生认识论就有可能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而全面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考察一部传记类作品，尤其是自传性作品的时候，对其价值的判断就须稍微理性一点，冷静一点，而不是任由感情的好恶，或者据理于什么文明规则、进步观念、道德制高点之类。
这正是我认为《一个人和新疆》在目前所见大陆作家的同类著述中独一无二的原因所在。
在这本二十万言的自述中，周涛从自己呱呱坠地讲到著述完成时的66岁，从童年记忆、青少年成长，到从文从军，获得自己的影响地位，不但是去理想化、去意识形态化、去文学化，而且是有去“文化”化倾向的。说明这一点很有必要。我们对现实文化、文明的意涵本身的价值判断且不去说。就是那些毕生抱着与现实文化、文明相颉颃心意的社会批判者，以为自己遗世独立，常常觉得孤愤悲凉，其实都还是对这个世界爱得太深、欲求也太多的完美主义者，知人论世的著作中，矛盾和痛苦常常一望而知。但周涛显然有那么点“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的意思，他至少并未将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或者是“挚爱”挂在嘴上。在书中，他曾引用据说是英国皇家晚会上有人演唱的几句歌词“我又老了一天”、“我恨这世界，这世界也恨我”这样的比喻式的认同，说明了周涛精神上的某种松弛，也就是说，他没有夸大自己存在的重要性，也不过分纠结于终极的去来问题。可以说，在这方面他拒绝了任何文化的外衣，可能还有点佛家所说的放下的心态。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一个个体的回忆，就真正做到了口无遮拦。 “有一次我站在海淀区的一个小山坡上，正好是早上上班，觉得自己好像大将军一样，看着脚下灰蓝黑的人流，心里忽然间生起一个念头――这些人都是我们解放的。心里有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优越感。我自然地把自己放在解放者的行列里。”尽管他自己后来都觉得奇怪，那么小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但也确认了这就是自己一生当中思想基础所发出的芽：“人生的政治背景这个芽，是你的政治色彩，不是你的文学色彩。每个人都有人生的政治大背景，你是松树还是柳树，芽长出来是不一样的。同时，这个苗也决定你的性格，决定你的人生色彩是开朗的、忧郁的、昂扬的，还是压抑的，你的整个性格和你最初的芽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主人翁的态度：这个世界、天下是我的，我们的家，我不是生活在别人家。出身不好的人肯定是生活在别人家，这个威慑力随时都是存在的，也无处不在……我这个芽从色彩上和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是保持一致的。这里一定要把人生色彩和政治分开，政治上你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为什么我的文学里经常张牙舞爪比较狂？人家说狂气，霸气，甚至有些匪气。这从哪里来？和我从小在军队里长大有关系，说话无所顾忌，老子说错了没有关系。我们家的事我敢说，客人不敢说，客人说错了不好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周涛1946年出生在山西潞城县马场村的八路军总部――那个如今从方方面面正主导中国社会的阶层，其心智发育、情操培育、人格形成的条件如何，其原初的心理的建构是怎样开始的？上面的引述大概都是最好的说明。无论如何，当历史的发生和延展都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时，道德的现实，精神文化的本质，也都会随之而有所变动，或者是被人为地重组。胜王败寇的历史过程（逻辑？）并不会顾及到事后的历史编纂，而只是呈现为某种令人愕然的“景观”或“生态”，这就是为什么史著总免不了要尽可能去考据事实、钩沉史料、挖掘真相的原因。《一个人和新疆》的这种“真情吐露”，无疑是后世对历史进行理性探究时绝好的一种心理学佐证材料。
1955年，九岁的周涛随父母从北京搬到新疆：“在北京读到小学三年级，转到新疆自治区党委直属小学，那是个供给制的小学，毛巾、牙膏、牙刷、衣服都是发的。衣服非常好，吃得很高级，住在学校里，整个大宿舍有地板，每个宿舍配两个保姆。那是共产党的贵族学校，赛福鼎的女儿，还有很多乌鲁木齐的大干部和各个地州书记州长们的小孩都在那儿。”及至中学：“我考到乌鲁木齐一中，那时候八一中学主要收的是厅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我父亲是县级干部，所以我只好上了一中。”“党校（周涛的父亲在党校工作）有一个俱乐部，放的全部是内部片，外人看不到。党校一直在办三级干部轮训，省、地、县三级干部全部是新疆掌权的人，这些人看的电影跟街上的显然不一样。每天两部，全是外国片……那时电影院放的都是大众文化的电影，什么《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他们看《冰山上的来客》就激动得不行了，我根本不稀罕。”
这已经不只是心理建构、认识的成长问题了。诸如此类的“素材”所提供的，是社会权力结构、社会控制与支配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确凿信息，中国1949年以后新政权的统治策略亦可见端倪。出身、家庭成分与一个人社会地位、文化心理的形成关系重大。就像“红色”与“贵族”这两个完全不搭的词竟然最终被搭配在一起一样，父辈革命者功勋荫庇之下一代人的某种国民气质、社会情感的生成就是顺理成章，虽然未必直接与血统论相联系，我们仍可以看到一种怪异的血统论事实。1965年周涛考入新疆大学：“大家不愿意学维语，认为是考得不好，不如人家中文系的，才分配来的。‘文革’后才知道，好的才选到维语系，因为维语系的培养对象和中文系不一样，中文系培养的是中学语文老师，维语系培养的是干部，有两个分配去向：一个是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又懂维语，又懂汉语；一个是公社领导干部，到基层去需要精通两种语言。”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行政权力的“内在”运作方式，也于不经意的回顾中可见一斑。
一个和文学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人，会如何评价自己的笔墨生涯呢？冷眼旁观、奚落和嘲弄的口吻，先沾沾自喜后又视之若粪土的荣誉……周涛与“文坛”的关系并非是亲善的，他扬言最终是自己抛弃了文学。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诗人式的灵魂赤裸：涉足不久的他，参加了一些活动，拜见过几个名流后早已发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潦草时期，发表作品、出版著作、获奖成名、取得社会影响，道貌岸然的背后也不脱名利场游戏的性质。他调侃：“又出名，又获利，这文学创作的活还真不错。”他也明白：启蒙、革命、解放、阶级斗争，这些意识形态话语，还包括知识体制，都是在“真理”的主色调或旗帜下暗含了绝对的权力意志、绝对的社会支配形式。再就是如后来所显现的，干脆演变成了一种市场化的结果，一种赤裸裸的生意。周涛坦言，自己“搞文学”的动机并不纯粹，主要和自己父亲倒霉、家庭地位一落千丈大有关系。“他倒霉以后我就比较低调，心里有鬼，有软肋，老实多了，不敢再张扬了。”出身好、腰杆硬、条件好的社会宠儿周涛，经历了1960年代的大饥荒，参加过“文革”中的夺权办报，有一次差点在卡车上被乱枪扫射身亡，父母亲下放农村，自己从新疆大学到伊犁的林场接受再教育，后来分配工作到更加偏远的喀什，“四人帮”倒台后差一点被作为“重点人”查处。在这一系列变故和危难之后，周涛承认自己变了，特别是面对审查：“我当时声泪俱下，那么骄傲的人变得低声下气。”1978年，他的一首一两百行的诗《天山南北》在《诗刊》发表，当时“文坛”的领袖级人物曹禺和徐迟到新疆，在一个会上说新疆有人才，他就是人才了。不但一夜间在新疆成名，还从南疆的喀什被特招入伍，进入军区创作室，重回乌鲁木齐。
文学方面，周涛大概是以诗取胜的，他心目中想击败的对手是当红诗人北岛之类，但似乎壮志未酬。在一些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他位列西部诗、新边塞诗代表人物之首，曾经有一本诗集《神山》在1986年获得第二届全国新诗奖，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在新时期中国军旅诗歌中的地位一直无人可以撼动，至今仍有人在博士论文中长篇大论地提及。但后来他对乌烟瘴气的朦胧诗产生了反感，自觉无法加入，写作渐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东西，而且它使得传统的新诗没办法写了，怎么写都不对了……找不到自己了，明显地感觉到用郭小川、闻捷那里学来的东西打发不了这个世界。”90年代初，周涛索性以一篇《新诗十三问》发出强烈质疑：“新诗从诞生之日就是错误的，百年新诗走过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这个质疑引起过一阵讨论，但“诗坛”最终似乎未予理睬，依然自行其是，杀妻者被广泛接受并祭祀，唯外国诗歌样式和外国荣誉为大，标准混乱，趣味低下，中国的新诗群体无异于一群未被驯化的群氓。周涛的理据看上去不可辩驳：从诗经、唐诗、宋词、元曲，中国一脉相承的系统在“五四”以后断掉了，源头活水不存在了，新诗发展的大方向错了，路越走越窄。“现在是一股新水，或者是从外国引来的水……人们读着一些半懂不懂的译诗，数典忘祖地念着一些外国人的名字。”他告别“亲爱的诗坛”，转攻散文写作，目标是要“解放散文”、摆脱五六十年代留下的散文模式束缚，并且很快以一批出色的长篇散文在散文世界掀起波澜。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鸟》即获得很大反响，张承志撰文评点，莫言写信表示赞叹。与鲁迅、林语堂、周作人、冰心、孙犁等人的书并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甚至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到了此时，周涛对中国的“文学码头”已经有些厌烦了：“这时的文学界对我来说失去了神秘感，也减弱了崇高感，同时增加了疏离感。我对各种文学奖项有很多不满意，它和我心目中想象的东西距离太大。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时代国家级的文学奖，一个是要公正，一个是要突出，不能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不能撒胡椒面，要把它奖励给那些最值得奖励的人。”文学界的各色人等也让他惊诧讶异，有一件事，80年代后期，他和一位军队作者程童一去领上海的一个文学奖，当责编随口介绍了程的“处长”职务后，立刻遭遇名作家茹志鹃当面奚落：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啊！结果是程当即决定不参加领奖活动并迅速离开了，这让周涛颇感无趣，也觉察到某些文人恶习：“这个圈也不是好混的，起码很不温暖。”至于对几乎什么人都可以获的鲁迅文学奖，他都没心思去领了：“鲁迅文学奖奖金一千块……一千快不够我来回的飞机票，来回的飞机票是公家出，我拿公家的几千块钱去领自己的一千块钱，不值得，花那个钱干啥？我这个人花公家的钱确实比较心痛。”最终他确实没有到北京领奖，而是让新疆的另一位获奖者沈苇代领了事。 浪迹“文坛”多年，但在《一个人和新疆》这部自述中，关于文学的讲述也就仅限于上述。书中更主要的，还是展示自己虽非传奇但真实得令人瞠目的人生。其中包括了迄今为止我们所见最为详尽的“文革”经历，从串联、武斗、夺权、抄家，到主笔写社论、武装械斗、派别之争和新疆地方杂糅的人脉关系，如同天方夜谭，却都姓名齐全，桩桩有据可查。成长经验、社会历练之外，关于自己的婚姻，周涛也有深刻的检点，这同样是他让我想到卢梭的地方。青春年华时期，自诩为才子的周涛，可以说风流倜傥，他曾经爱上了一个长得像索菲亚・罗兰的佳人。不料在追求索菲亚・罗兰的时候，佳人并不同意，见面一问，“她说已经有一个人追求她，她也答应人家了，并不是看不上我。我没想到事先已经有人追求过她，那是个军人。我只好撤吧。她哭开了，意思就是不让我撤。最后她说她跟那个人断，跟我好。等于是我把她夺过来的”。热恋三年后，随着索菲亚・罗兰插队去了农场，见面少了，他们之间开始疏远。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家庭垮了……我已经不是公子哥了，已经是阶下囚，眼看面临灭顶之灾。乌鲁木齐没有我们家了，房子被收走了，我几个弟弟也都四散他乡……我是老大，为了让这个家庭不垮，我在婚姻问题上就有想法了”。这时候，他再思量自己和索菲亚・罗兰的关系时，心路是：“跟她就是为了满足一个才子佳人心理，问题是才子佳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才子必须在家庭地位有保障的情况下，佳人也必须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这时要重振我的家庭，我只能通过改变婚姻状态，寻求新的支撑点。”
“那时候马文（周涛后来的妻子）跟我住在一个楼上，天天见，也接触多，我才想起，这是个救命稻草。我知道她父亲是南疆军区政委、少将，再加上她跟我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人，政治倾向是一样的，是一个品种，现在我这个品种半路夭折的时候，她那个品种还好呢。”当时的索菲亚・罗兰并不势利，完全不在乎周涛家庭的变故，没有想过要跟他断，他虽说于心不忍，“但如果我跟她好下去，我的家庭肯定是没有指望了。想来想去我还是下决心了。那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一封信，断了。……这是我背信弃义，为此我终生内疚”。
无所谓毁誉，但一生愧疚，心中忏悔，这也算得上是一个诗人清晰的自我了。
对于新疆这个自己生活了快六十年的地方，周涛自然是有很多话要说。篇幅未及一半，他已经触目惊心地谈到了“终老天山”的问题，“士为自己的土地死，土地是知己者，因为这块土地不光养育了你，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充分了解了你，最认识你，最抬举你，你不死在这儿，你死在一群根本不理你的人那里干啥？只有新疆的人是你的亲人，死在亲人的身边是最好的归宿”。毫无疑问，这颗大地上的飘零的籽种，在天山雪水的滋润下，已经把根须伸向了新疆的泥土之中，他接受并且喜欢上了也许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西域家园，并且成为那里一个真正的儿子，一个自称“胡儿”的汉人。上大学时没能精通维语，不能深入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不知道人家语言的妙趣、文化的精微，也就无法在自己的写作中涉猎更多，这于周涛是一件憾事，但这不等于他对新疆的了解有问题。在口述最后，周涛模仿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风格，拿出一篇《新疆社会各民族分析》，言简意赅，直指要害，比那些常年搞“调研”写官样文章的所谓研究者见识高出不知多少倍。他在简略分析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锡伯、柯尔克孜、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八个新疆主要民族的性格气质、文化特征之后，得出结论：“从国家统一的大局来看，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没有分裂要求，只有受到尊重、受到保护的愿望。锡伯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不但不会搞分裂，还是反分裂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应该是坚信不疑的。维吾尔人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和睦相处，走共同富裕文明之路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分子不能代表维吾尔族人民的要求。对新疆各民族一分析，复杂的民族关系一下子变清晰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变得一目了然。”至于生活在新疆的汉人，周涛戏称，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大使：“他们每个人都形成了一种潜意识里明确的民族政策的观念，他和民族人打交道时一般情况处理得当，他不会在一些要害问题上触动人家。新疆汉族人对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有一种把握力，每个人都知道。”
不久前，陈毅之子陈小鲁带15名校友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向老师鞠躬的事，在社会上引起过一阵反响。无论是不是有“媒体行动”的成分，这种迟来的道歉，至少表明了“文革”中过来的一代人，特别是革命者后代的某种进化。作为得天独厚的时代宠儿，他们开始检点自身，寻求自律的精神，这是需要一种修养也需要一定勇气的。在世界愈发扁平，民主、自由、个人权利等价值不断深入人心的今天，没有哪个社会会继续容忍特权阶层、纨绔子弟的超然存在，而那些依仗权势或政治利益跋扈于公众视野者，更会被视为是懦夫的行为。这样的历史趋势，要求于社会的，是更多的开放和包容；要求于个体的，是更多的磊落和坦然。《一个人和新疆》的意义，不在于要为自己洗清什么，证明什么，或丢掉包袱，打开心结，而在于最大限度地复原、坦白甚至“裸露”生命真相，在于以真正人的尺度检视我们的文明，特别是在攸关历史晦暗中人的心理发生、心理结构、心理现实，以及人的认识成长的生物学前提时，这类经验其实更具颠覆性和震撼性，也更具客观性，是超越了一般“文学”及其趣味的社会学材料。这样的传记表明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扔掉词藻的堆砌和过分文饰，撕破自我包装的面纱，由个体心理、心智和情感的事实而连通社会文化，甚至连通政治现实，同时昭示出我们文明发育中的灾变讯息。这样的个体，与中国传统中的君子儒士是有很大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