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0-950年：虔诚贡品
现存多数的早期中国绘画，都是属于宗教上的贡品献物或是具有祈愿性质，其中尤以佛教为主。通常这些作品都是由不知名的画师艺匠创作，以丝绢为画布并加以厚彩重色。展览中的作品年代多从唐代（618-907年）到五代（907-960年）为止，呈现出当时中国宗教绘画发展的高峰盛景。
展品中的旗幡多是在20世纪初期由西方的探险队员于敦煌地区所获得，后来这些出土文物多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中，向世人重现当时丝路文化的精彩风貌。旗幡是进行宗教仪式时悬挂一旁或是高举于前的物件，通常具有超渡亡者和贡献神明的作用。在部分绘画上，还可以见到题跋款识的存在，指明出资人的身份和意图，比如一件唐代佚名之作《宝胜如来像》（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就内容上来说，这类作品中所描绘的主题多是佛陀、菩萨和其他护法神祗，有时候甚至连亡者的形象身影都会一同出现，以祈求能为在世子孙消灾解厄，先祖往生极乐世界，例如一幅五代作品《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所示。
但是并非所有的早期绘画都是属于佛教内容。展品中旧传张僧繇（活跃于490-540年）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其上描绘的就是道教中的神仙群像，分别是岁、荧惑、镇、太白和晨等五星，与角、亢、氐、房、心、箕、斗、牛、女、虚和危等星宿。各个形象特殊奇异，代表古代画家的丰富想象能力和社会上多元的宗教民俗意识。左图右文的图文设计，亦展现出中国早期故实绘画的叙述特色。
公元950-1250年：真实探寻
在早期宗教人物画的黄金期过后，伴随着皇室提倡与士人教育，新的艺术观念和风潮遂逐渐涌现。宋代（960-1279年）艺术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对世界的视觉关注、世俗生活主题和山水画兴起。此时现存的作品，多足由宫廷画家绘制，目的是作为皇室或官方建筑庭园的装饰物品。除了横幅手卷之外，它们通常是以直立挂轴的形式出现，也有些雅趣扇面和精致册页。此时绘画被当成是艺术家创作成果的明证，而不再仅是工匠产品，所以制作者的名称属款亦经常出现在作品之上。
此时艺术家最关注的课题，就是如何用他们崭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宇宙世界。展览中有好几件作品的主题皆是描绘山川水流、行旅人家、四季变动和自然大地之光影幻化等，各个画家笔墨精彩万千，卓尔不群，例如燕文贵（967-1030年）《江山楼观图卷》（大阪市立美术馆藏）。然而事实上这些动人的风景物象并非都是原址实景，而是画家竭尽心血殚思极虑所创发出来的作品，目的就是为了要呈现自然山川的崇高感和永恒性。宋代画家在其作品中，更加重视宇宙秩序的存在，强调人群生活的场景，更希望把他们对于世界的哲思观念，通过描绘山水形象而传达给观众体验。
公元1250-1400年：遁世隐居
宋代的消亡，在中国历史上导致了另一个波涛汹涌的世代产生――元朝（1279-1368年）。此时宫廷艺术家依然为其新的统治者服务，但是在南方社会中的一批佛僧和文士，他们的绘画创作和才情不但成为当时画坛上最新颖的动力，也影响了日后的艺术发展。
禅宗发展至元代时，不仅在佛门中成为主流，对于文人团体也影响甚巨，遂导致“禅机画”的兴起，如旧传牧溪（卒于约1281年）的《朝阳图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作为禅坐时的一种辅助工具，禅画本身的主题变化不多，多是山水林木的描绘或是宗派的祖师人物。尤其是特殊的笔墨表现，更被后人称为“罔两画”。由于此类绘画在当时并不受到主流艺坛的喜好，因此在中国本土现今所流传下的作品极为稀少。反倒是在东瀛地区，因为室町时代（1366-1573年）对于茶道和禅宗文化的热爱，这类作品大量进入到日本当地保存至今，像旧传石恪（活跃于10世纪）的《二祖调心图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等。
公元1400-1600年：悦乐追求
明代（1368-1644年）的社会繁华与经济富庶，让艺坛再次活跃起来。不仅皇室贵族与各级官员大力赞助艺术活动，民间的文人雅上和富商巨贾更是踊跃参与。绘事不但是人民休闲的重点，也成为彰显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的具体象征。此时由于各地画家纷纷崛起，在首都北京之外，江南多处的城镇例如南京、苏州和杭州等地，也都成为关键的艺术中心，进而发展成为独具风格特色的区域流派与地方美学，呈现出百化齐放的艺术盛况。
传统上，肖像画的制作多半是为了帝王贵族或高官武将等人士，但是到了明代之时，一般民间大众也开始委托画家绘制相关的作品。这些出资人不但想要藉由肖像画来表现自己的特征，对外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此次呈现的展品当中，画中的人物面貌与像主之形似与否，已不是关注的焦点，其背后所引申出来的像主的本质个性、艺术品味和文化价值才更为重要，例如展品中佚名所绘的《沈周像》（北京故宫博物院）。
公元1600-1700年：挑战古人
明末清初之际，可说是艺坛百家争鸣的时代。艺术家们不仅与同侪比较，他们还企图想要跟古人一较高下。然而面对着历代杰出的大师之作，如要超越他们的成就，首先就必须习得他们的手法技巧。因此这时期的画家都自辟途径以学习古法为尚。艺术家们不但尊崇古代名师，成为他们的跨世弟子，内心更殷殷期盼超越他们，想要出类拔萃青出于蓝。于是这段时间内的绘画成就，凭借着创作者的构思，打破了因袭陈规，而创发众多极具新意的精品名作。
从此次展出的董其昌（1555-1636年）《书画合璧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和王鉴（1598-1677年）《仿古山水十二屏》（上海博物馆藏）中，可了解到以董氏和“四王”为主的“正统派”画家，多数学习宋元大师的笔墨风格。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强调复古，主张传统复兴。由于他们多出自于仕宦世家且往来无白丁，因此经常有机会接触到古代名家的精品，有利于他们赏鉴和观摩。之后通过勤奋学习而掌握到先贤的技巧和观念，成为遵循传统的奉行者，且其作品广受皇室官员的支持，声势高涨直到19世纪末。
公元1700-1900年：西风引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