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文子，基础的内容不外是三条：今本《文子》的真伪问题，“文子”其人的是非问题，以及《文子》其书的撰作时代。研究的结果会使我们发现任何独断论都会被质疑的，辨伪与求真实在是相互表里的。
——题记
《文子》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九篇，属道家类著作，班固自注“文子，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魏晋时人如曹植、慧远等人曾引用《文子》之言。《隋书·经籍志》：“《文子》十二卷，其注曰，‘文子，老子弟子’，梁《七录》十卷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文子》十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文子》十二卷，《文子》徐灵府（默希子）注十二卷，《文子》李暹注十二卷。唐魏征主篡《群书治要》及马总《意林》中都谓《文子》有十二卷，《意林》称引汉志所注云：“(文子)周平王时人，师老君。”唐玄宗时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其书为《通玄真经》。明《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有三种《通玄真经》的注疏：唐道士徐灵府作《通玄真经注》十二卷；宋人朱弁也作《通玄真经注》十二卷，缺后五卷，而且《道德篇》中也没有“平王问，文子曰”一章；宋末元初道士杜道坚撰有《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
自隋唐以来，《文子》基本上都是十二卷，实际上每卷对应于一篇，分别为《道原》、《精诚》、《九守》（或《十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义》、《上礼》，这些篇名在《群书治要》中就已存在，且后来也没有多少变化。但已不再是《汉志》所说的九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道家类》载《文子》二卷，为两淮盐政采进本，又载《永乐大典》本《文子缵义》十二卷，但缺《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修四库时，清人据其他刻本补充成《文子缵义》十二卷，以符《隋志》旧数，以武英殿聚珍本为代表流传至今。余嘉锡指出《道藏》本《通玄真经缵义》“篇注俱全，馆臣不加深考，别于永乐大典内辑出，即用此残阙之本付聚珍版印行,使学者不得见道坚全书,诚憾事也！”余说甚是,但《四库》本《缵义》和《道藏》本在体例上有所不同,四库本有牟 献之序 ,有旧注缵义之分,《道藏》本篇首有文子之传，吴全节、黄石翁、杜道坚皆为之序, 而没有牟 献之序，亦未见旧注缵义之分。以上诸本在文本内容上及篇次、篇名等方面基本相同,可统称为今本《文子》，据文献记载，《文子》一书还有唐朱玄注十二卷，明潜蓭(子汇)本十二篇等三十余种见录于书，主体内容应该和今本差别不大。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认为《文子》一书，为后人剽窃《淮南》、《吕览》等书而成，殆无疑义；但是，令人关注的是，敦煌本卷子本仅存《道德》第五，共百五十六行，为天宝十年所写。传世本中“则”字，敦煌卷子本均作“即”。
（一）、竹简《文子》发现之前
《文子》在唐代地位显赫，但也是在唐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对《文子》本身的内容进行评论，从而奠定了《文子》研究的基础。柳宗元《辨文子》云：“《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它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增益之欤?或者从为聚敛以成其书欤?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颇惜之，闵其为之也劳，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柳宗元肯定了《文子》一书的道家性质，认为其中内容有可取之处，但该书驳杂多于纯粹，剽窃窜乱之迹明显,于是把《文子》定为“驳书”，并删除了其中的“谬恶乱杂者”，刊定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文子》，还做了不少发挥，藏在家中。柳宗元所刊定的《文子》惜已失传，但他认为《文子》是驳书的观点却是后来学者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宋元明清各代学者对《文子》加以讨论的不乏其人。有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子》是否是伪书?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周氏涉笔》，宋濂，胡应麟，姚际恒等人都同意柳宗元《文子》是驳书的结论，宋濂同时认为今本《文子》中的思想“壹祖老聃”，可能是《道德经》之义疏，但认为该书“杂以黄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驳且杂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持同样观点“其书虽伪，然而不全伪也，谓之‘驳书’”。晁公武、姚际恒还认为是李暹增扩、窜乱了《文子》。
宋黄震在《黄氏日钞·读诸子》中明确提出《文子》是伪书，他认为作伪者系唐道士徐灵府。清人陶方琦认为今本之中不无文子旧说，但是“其书实亡于东汉之季,今所传着乃魏晋以后人剽《淮南子》一书而成者也。”他论证说《文子》虽冠以“老子曰”，中间有‘故曰’，实引《淮南》作为《老子》之语。又《淮南》作为战国时人问答者，《文子》亦作为老子语，详细考之，《文子》首章之《淮南》之《道原》、《精诚》即《淮南》之《精神》，《上德》即《淮南》之《说林》、《上义》即《淮南》之《兵略》，实相一致，而割裂矛盾之迹显然” “章句纷纶皆相遘于《鸿烈》间有异文,不外老庄韩非诸子之注。”清人钱熙祚作《文子校勘记》以证《文子》袭取《淮南子》之说。章太炎《菿汉微言》认为“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章太炎怀疑是张湛作伪。梁启超认为“此书自班氏已疑其伪托。今本盖并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剿自《淮南子》”。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不同意姚际恒的看法，认为《文子》就是伪书。张心澂《伪书通考》亦把《文子》列为伪书。杨树达《汉书管窥》：“沈钦韩曰：‘书为《淮南》袭取殆尽’；树达按：‘此今本《文子》袭《淮南》，非《淮南》袭《文子》，沈说殊误”。近人王叔岷作《文子斠正》，从文献校勘的角度详细论证了《文子》如何抄袭了《淮南子》。
也有人认为《文子》不伪，在道教界,吴全节《通玄真经缵义·序一》认为《文子》是《道德经》之传。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三》更是认为“文子归本老子之言,历陈天人之道、时变之宜,卒万古于一遍,诚经世之枢要也.”王应麟、孙星衍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今本《文子》的不伪。宋王应麟作《困学纪闻》，认为《文子》之言为荀子、董仲舒、汲黯、班固等人所引用“其见于《列》《庄》《淮南子》者不可缕数”（卷十），他还引用《文子》之言,解释《仪礼》、《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卷
五、卷七）。清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认为“今本《文子》十二卷，实《七录》旧本,班固《艺文志》称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为一篇,以配《下德》耳。”“淮南王受诏著书成于食时，多引文子，增损其词 ，谬误叠出，则知《文子》胜于《淮南》”。“柳宗元疑此驳书,所谓以不狂为狂者欤？”他还根据李善《文选注》认为张湛曾注《文子》。马骕《绎史》认为“《文子》一书，为《淮南鸿烈》撷取殆尽，彼浩淼，此精微。”（卷八十三）
2、关于文子其人
除班固外,王充《论衡·自然》也认为文子是老子弟子，并说“" 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认为“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可见文子是道家人物,且是老子弟子可能是有文献根据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李善，徐灵府，孙星衍都持这一看法，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三》还补充说：“文子，晋之公孙，姓辛氏，字计然，文子其号。家雎之葵丘，属宋地，一称宋鈃，师老子学，早闻大道，著书十二篇曰《文子》”，“楚平王聘而问道，范蠡从而师事之，勾践位以大夫，佐越平吴，功成不有，退隐封禹之地，登云仙去，吴兴计筹之阴乃其古处”。《史记·货殖列传》有范蠡师计然语。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引《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马总《意林》另录《范子》十二卷，认为其主要内容“并是阴阳历数也”，从洪迈《容斋随笔》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断有学者指出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
3、关于周平王。
班固认为《文子》称周平王是“似伪托者也”。黄震以周平王与文子相去甚远为由论证《文子》之伪，姚际恒认为称“周平王”是伪托而《文子》一书不是伪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认为“其称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为周平时人，非也。”孙星衍认为班固误读《文子》把楚平王当成了周平王。
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关键还是今本《文子》之伪与不伪，抄没抄《淮南子》。自唐中至清未虽有人为《文子》辩护，但辨伪之风日盛，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还是认为《文子》是伪书，大半袭取了《淮南子》中的内容。所以近现代思想史论著中，鲜见涉及文子其人、其书者。《文子》一直被看成是“佚、残、杂”的著作。
（二）竹简《文子》发现之后
本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以来，人们对《文子》的看法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作为马王堆汉墓帛书研究的副产品，唐兰等学者发现《文子》中一些文句和《经法》、《道原》等篇有呼应之处，从而认为《文子》应属先秦道家古籍，为《淮南子》所抄袭。更为关键的是，1973年定州八角廊村40号汉墓发掘出了不少竹简，其中有《论语》、《文子》等书的抄本，虽然损毁比较严重，但仍具有重要价值。1981年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发表了工作简报，正式宣布发现了竹简《文子》。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是，大家的看法却各不相同，颇有莫衷一是之感。比如，胡孚琛先生主编的 《中华道教大辞典》王卡先生所撰“《通玄真经》”一条中说：竹简本《文子》 “其内容多不见于今本。今本《文子》十二篇，当出于魏晋以后”。而该《辞典》谷方先生所撰“文子”一条则说，根据定县汉墓竹简，“《文子》时期已经流行的先秦古籍”。
1、关于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及其与《淮南子》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大体上有两种观点：
1）把竹简本《文子》与今本《文子》等同起来或大体上等同起来，认为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艾力农先生的观点，他在廿世纪八十年代初认为“竹简一出，《文子》的真伪就好判断了，《文子》一书定有后人篡改，但是一部先秦古籍确无问题了，《淮南子》当是抄了《文子》”，“文子是老子传人，黄老学派的重要人物，吸收了儒家思想，还是法家的先驱”，他呼吁：“为文子在先秦诸子中立下户头。”艾力农先生关于《文子》的主要观点随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申和发挥。在释文还没有发表的情况下，大家普遍认为今本窜改之处颇多，但竹简《文子》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文子》不是伪书”，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而不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江世荣认为《文子》是《老子》古注之一，看来比《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还要早一些。（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第十八集）熊铁基等学者所著《中国老学史》称“名为《文子》的书，则明显是流传下来的早期老学著作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早的老学著作”，“可以肯定今本《文子》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之本”，“所以，在老学发展史上，《文子》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一部书”。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文子》是汉初古籍而非先秦人作，但也肯定今本《文子》的不伪，接受《淮南子》抄袭《文子》的结论。同时也有人认为《文子》是先秦道家言论集，是《老子》古注 。李定生、徐慧君作《文子要诠》，更是认为“据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文子》是汉初已有的先秦古籍无疑”，“今汉墓《文子》残简出，则伪托剽窃之说，不攻自破。”李定生等人的这些看法是有代表性的。王利器先生认为《淮南子》是《文子》的“义疏”。赵建伟先生认为竹简《文子》避汉惠帝刘盈之讳，而今本不避讳，说明今本中的主体内容早于竹简本，为竹简本所本。
2）把竹简本和今本区别开来，认为《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比较复杂，或认为竹简文子的出土确证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李学勤先生对竹简《文子》作了概要性的评论，他认为竹简文与今传本虽有对应的文句，但今本的窜改增益也是很明显的，“至于今传本与《淮南子》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问题”。严灵峰先生也认为“现行诸本，皆非原书之旧”。张岱年先生在没有见到残简《文子》释文的情况下指出《文子》即使是《汉志》之旧，而是否就是先秦的旧籍，似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王博先生认为“论《文子》之年代，当区分竹简所代表的古本与传世本。传世本必完成于班固之后，唐初以前，或在东汉未至魏晋时期。”陈丽桂、李缙云等学者也注意到了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明显差异。陈丽桂先生着重讨论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之间的关系，证明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李缙云先生对竹简《文子》的释文做了重要的修正。
张丰乾提出至少有四个问题还需要讨论：A、竹简《文子》与今本是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还是有前后因革的关系？ B、如果是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二者是同大于异还是异大于同？如果有前后因革的关系，后者对前者是略加损益还是全面改造？ C、能否根据竹简文断定今本《文子》不是伪书，而是“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D、怎样判定《淮南子》与两本《文子》的关系？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论证认为，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对比两者的同异，就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而是今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严重，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做补充。厘清这些问题是研究的基础。
胡文辉先生同样认为，今本《文子》只有《道德》一篇保存了汉简《文子》的一些原始材料，其他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根据《淮南子》剪裁拼凑成的。曾达辉先生也认为今本《文子》虽有若干章节与竹简本相符，其余大部分却是剽窃《淮南子》而成。丁原植先生对今本《文子》、竹简《文子》、《淮南子》的资料作了详细比照，他在指出竹简《文子》与今本的区别的同时，强调《淮南子》和《文子》没有相互抄袭的问题，而是《淮南子》别本的残文混入了《文子》，由后人编辑而成。
2、关于文子与平王
严灵峰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是著者自隐其名。王博先生认为残简《文子》屡称“" 天子”“天王”“天下”“富有天下、贵为天子”，显然是指一统帝国的君王而言，决非某诸候王能当此名；即使是楚平王，和文子答问的可能性也很小。文子不是老子弟子，而是平王之臣。魏启鹏先生认为文子是晋国“公孙之后”辛文子，平王是周平王，丁原植先生引用了引用了这一说法。吴光先生认为文子有可能是文种，平王是楚平王。李定生先生认为文子是楚平王时人，学于子夏、墨子，平王是楚平王，后来又提出可能是齐平公。
3、关于《文子》的成书年代
2）另一些学者认为今本文子内容大体可信，李定生先生认为“韩非读过文子”，《文子》是先秦著作，赵建伟先生把文子的成书分成几个阶段，从战国一直延续到魏晋。
4、关于竹简《文子》的校释、篇题
李缙云先生对竹简《文子》的释文做了重要的修正，邢文先生认为竹简《文子》有《圣智》、《明王》的篇题，李定生先生附议，赵建伟先生提出了反驳。
5、关于文子的思想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和两种《文子》的关系有关。有的学者把今本和竹简本等同起来，讨论其中的道、易、法思想等等。另一些学者则着重阐释竹简本的思想，或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的部分。
6、关于竹简《文子》与新近出土文献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一些学者在研究郭店竹简以及黄帝四经等出土文献时，论及竹简《文子》，比如丁原植、郭沂和丁四新先生都认为竹简《文子》的思想和风格均和郭店竹简《老子》相近。
应该说残简《文子》的释文发表以后，它与今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竹简本《文子》与今本虽然有前后相因的关系，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更主要的是，今本《文子》的主体部分是抄袭自《淮南子》的，《淮南子》的很多内容又来源于先秦甚至汉初不同时代的不同古籍，以这样驳杂的内容为《文子》原书断代，难免误入歧途，肯定难成定论；甚至会造成南辕北辙、以不是为是的现象。但如果已经认定了今本《文子》是“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夸大一些材料的作用而回避另一些关键的材料，出于“师心”“前识”剪裁和拼接材料，而不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细致地推敲。《文子》研究中莫衷一是的现象，归根到底是这种不恰当的方法论所造成的。大家都承认今本《文子》后人窜乱颇多，但很多学者又同时认定它是可靠的先秦或汉初的著作,是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依据，而忽视了“多到什么程度”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导致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形。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术界在竹简《文子》与今本应该区别对待的问题逐渐被接受，但有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驳难。而与之相关的其他诸多问题，几乎是各执一词，鲜有压倒性的结论。对这些问题，无论是材料的消化，还是方法的完善，都需要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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