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家栋先生主持召开之“儒家与宗教——当代中国思想论坛第一次会议”，汇集诸多中国哲学及宗教研究专家，首次对儒家与宗教诸问题做出集中火力的探讨与交锋。笔者有幸，自始至终都在现场，旁听了所有的发言。会上，思想的火花一经彼此碰撞，便不时地激射而出，亦多有前人所未曾发、前人所未敢言。只可惜时间短促，意犹未尽。下面是受会议所激发，本人相关的一点思考，发出来算是再凑凑热闹，再助助兴。同时也觉得这样的讨论应该继续下去。
余英时的意见引起我的思考。我也一度觉得儒家的宗教性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海外新儒家学者如杜维明等，主张突出、阐扬儒家的宗教性质，主要是为了与世界不同宗教进行对话和交流。他们处于一个“西方中心论”的知识——文化——信仰的语境里面，为了在强势文明的语境中生存，就必须强调传统文化——信仰的认同。而且，“在宗教的层面展开创造性的诠释，则便于西方及学术界、宗教界的理解，裨益于深层次的沟通”，甚至有助于儒学研究进入西方主流学术圈。（参考拙作《关于挺立儒学宗教性之我见》）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对话策略，是一种应激的战术，而不能影响到我们对儒家本身的辨证认识。
实事求是地说，儒家传统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影响，还是在入世而非出世的一面。就算儒家的宗教性体现在“内在超越”上，不必到另外的世界寻求超越，只在现世就可脱凡入圣。尽管同样用的是“超越”，这一“内在超越”毕竟不同于“外在超越”。
“宗教的实质是它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相信西方净土、死后进入天堂，是宗教的超越性，是一种外在的超越。”（任继愈《天人之际》20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凡为宗教，必得解决生死问题，必得涉及彼岸问题。没有明确的、言之凿凿的外在的超越的保证，就很难说是宗教。在宗教看来，只要信仰，没有问题不能解决，这个解决必然包涵外在，而不止于内在。儒家没有这个承诺，在有关生死、彼岸的问题上——生吾顺事，殁吾宁也——儒家只是悬置，或含糊其辞，或语焉不详。儒家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现世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和个人的心性修养上。所以过度强调儒家的宗教性，难免舍主求次的片面与偏失。
与此同时，对其他的、外来的宗教的宽容，实是儒家传统的一个主流趋势（排拒现象虽偶有发生却并非常态）。钱穆先生曾评议三国、两晋、南北朝六百年也即佛教东来之时，“远自西周以下，春秋战国秦汉相承，一千几百年来之文化传统……除却新加进一种佛教教义外，实仍一线相承，既非中断，亦非特起。虽有小异，无害大同。即佛门中人，亦各有以往文化传统之血脉灌注，精神流渍。并非专信外来宗教，与中国自己传统敌对排拒，不相融贯。此亦大可注意之一端。”（钱穆《国史新论》2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私以为，恰由于中国本土的儒家（以及作为教化之教的儒教）与道家等等对“外在超越”的语焉不详，由于本土信仰的“外在超越”的缺席，才间接造成了这一“宽容”的品格，才使得佛教东来后，既被属于大传统的儒道知识分子青睐，又顺利地被属于小传统的民间信众所接受。（——佛教的被知识分子认同，单说玄学上的吸引是不够的，因为道家有充足的玄学资源，应该可以满足知识分子的思辨需要）直到今天，中国佛教以“净土宗”为最盛，并且早有圆融其他各宗的明显趋势，除了方法上的称名念佛，简单易行之外，生死问题的明确解决、彼岸世界的明确承诺是最关键的吸引之处。而受儒道影响的十分中国化、世俗化（强调此世智慧）的禅宗，在这方面恰恰是弱项。近代众多寺院的禅净双修，原来是互补不足。
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方合流后形成的泛儒家文化系统，儒家或儒教（指教化之教）融合道家（教）、佛家（教）中的外在超越性内容，形成看似三分，实则一体的泛宗教文化系统。尤其在民间信仰的层面，三家水乳交融，互融互补，协同分工：如儒家/儒教主要是掌握现世社会的立功、立德、立言及社会群体秩序；道家提供精神资源给出世个体助其在心灵上的解放与超脱；佛教如净土宗明确承诺彼岸的存在，明确承诺对生死问题的解决——“在这个大系统里面，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其实已经兼而为一了”。（《关于挺立儒学宗教性之我见》）
不仅如此，“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其实已经兼而为一”，还可不止于此三家。在多元的文化背景、文化语境下，内外超越的结合可以呈现为更加多样、多元的开放性组合。上世纪80年代杜维明就说过会出现与传统儒家密切相关的——“儒家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儒家的犹太（教）知识分子”、“儒家的佛教知识分子”……等等。（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纽约〈知识分子〉第二卷第一期，1985年秋季号）如今，已经不再是预言的是，当代的“多元化的信仰语境可能造成复合的个体信仰：道家式的基督徒或儒生式的基督徒事实上已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出现。”（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18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许这一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现象，将是我们新的考察和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