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大作家，诗词歌赋的成就颇高。其寓言虽数量上不及其他文体，但以其“针砭时弊为旨，辅时及物为道”开创了新的历史。《黔之驴》作为代表作，驴的形象一直被定义为“当时社会上那些徒有其表实则虚弱无能的人”。
当真驴就如此不堪，落得个被世人嘲笑的形象？再读这篇文章，从作者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遭逢出发，不禁产生了新的思考。
柳宗元早年性格刚正不阿，处事正派，执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
为了排遣内心的郁闷和不平，他把悲恸的触角伸向贬地的自然山水，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又不免透露出寂寞孤愤、高怀傲物的情感。
充满痛苦的贬谪生涯，使作者人格明显发生了变化。荒蛮之地，生存环境恶劣，加上政敌的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残酷的政治迫害，严重损伤了他的健康，着实令人可叹。他落魄于苦闷的现实，频频以罪人自居。忧伤与痛楚溢于言表。即便如此，他仍对朝廷抱有幻想，“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甚至为了重返仕途，他写了很多求援信，乃至在信中写了很多阿谀奉承的话。因而，此时的柳宗元，压抑、困顿，山水不足以解其优，此外又没有东西可供寄托，只有让精神在凄怆哀怨、酸楚无助中孤独漂泊。他不免对朝廷、对自己都有了新的审度，重新定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者创作了《黔之驴》这一代表性寓言。
至此，我们再读文本，虎驴相斗，到底寓意何在？
首先，驴是平原川道百姓家中的日常家畜，它的用途多为拉磨和驼人载物。它虽赶不上马的快捷俊美，但也是踏实耐用的工具。百姓爱它唯恐不及。驴本不是“黔”地之所产，唐朝之时的“黔”地所辖范围乃现在的湖南西北部分，包括湖北西南及贵州东北一小部分。这些地区山高路远，阴雨连绵，驴，的确没有在此生存的本领。驴的本事也不在与打架斗殴，争抢闲游。驴的生存环境变化了，它的功用也消解了，由“有用之物”变作“无用的废物”。当真给了驴一记闷棍。显然好事者乃是罪魁祸首，但是人们却把罪名扣在了“驴”的身上。
且让我们再看看在虎驴争斗的过程中，驴的反应。
首当其冲，“鸣”。公驴又名“叫驴”。驴的鸣叫是不一般的。曾经震撼过世界的意大利歌唱家卡卢索，要求他的学生向驴子学习发声，因为在他看来，驴的发声是最合理的。公驴四蹄叉开，驴头高昂，肚子一鼓一扇，声音远至几十里开外;驴叫又是最科学的，口腔、胸腔、腹腔产生了共鸣;驴叫很投入，大叫之后，往往体力消耗很大。有别于先秦诸子的手法，柳宗元的寓言中缺少人物的问答，虎驴接触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对话，多是心理描写，“驴一鸣，虎大骇”，虎听到驴高亢响亮的叫之后，的确非常害怕。试想，虎乃百兽之王，什么阵势什么场面没有见过，还真是被驴这一鸣吓得够呛，可见驴鸣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可见，驴的叫声也是具有一定的威慑力的。
俗话说“只有尽其用，方可显其能”。看得出来，驴是有绝招的。但是“好事者”不尽其用，任其被害，实在可悲！所以，透过表面的结论――老虎是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黔之驴是个徒有其表罪有应得的“庞然大物”，更深沉悲愤的，也即作者真正的寓意是――黔之驴是个有才而不得用的典型，正如作者自己，老虎是个残暴的凶手，地头蛇，像极了当地的恶势力，好事者是有眼无珠的愚昧者，当朝皇帝以及那些守旧派。
写作此文时，作者二度被贬，在贬谪途中再次遭贬，其内心的落魄、酸楚又有谁能读懂。像驴一般，可谓短暂的虚张声势、短暂的得势，暂时赢得上风之后，还是免不了要在被观望之后迎来虎的反扑。再怎么垂死挣扎，最后都无力反抗。驴死，是作者心力交瘁之后的心死。柳宗元参与变革时是32岁，其后王叔文被赐死，他有近十年时间在永州度过。从三十而立至四十不惑，本该是人生中最得意最风发的时段，作者一落千丈，跌落谷底。贬谪期间，山高路远，朝中无人，皇帝不念。改革之时，位越高，这样的贬谪所带来的心理落差就越大。改革之时所期望的越大，此时心中的失望就越强烈。作者远离朝廷，无法也无力再度返回，无法企及，没有出路，看不到出路，希望之光已然暗淡，预见了个人悲剧性结局。
《黔之驴》中为什么作者没有让虎驴展开对话？因为说了，也无法改变事实，任何的辩言都是无力的、苍白的，都是无法改变事实。
《黔之驴》中的驴，纵然滑稽、纵然可悲，却恰恰是作者的真实写照。驴且做了一个驴该做的事情，现了驴该现的本领，他且做了一个臣子该做的事，何来讽刺“外强中干”之说。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是柳宗元看透看穿了朝廷、改革和自身，试图用一种辛辣而又令人酸痛的嘲讽，用“驴”这样无奈的荒诞的自我形象来劝诫他人警示同僚，表达内心的悲愤。就像驴，纵然有“鸣”“蹄”这样的技能，也无奈“好之者”随意弃之，也无法阻挡更强大的虎撕咬、吞噬自己，在好事者与虎的合力之下，终究会被“吃”，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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