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林外史》可谓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讽刺文学的扛鼎之作。它采用“短篇连缀”的形式，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人物或情节。“匡超人”作为书中唯一花费近六回篇幅全程被描写的人物，也是书中前后变化最大的一个典型。而通过截取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前后变化――即从“人间至孝”到“孝悌尚存”、从“附庸风雅”到“利欲熏心”、从“装腔作势”到“衣冠禽兽”这三个重大转变，我们不难发现本书隐含的“反对八股科举”这一主题。
[关键词]《儒林外史》 匡超人 主题 科举制度
清代文人吴敬梓所作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讽刺文学的扛鼎之作，它对封建社会的揭露深刻透彻，讽刺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关于此书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大体分“反对八股科举说”“反对功名富贵说”“儒林痛史说”“指谪时弊说”“反映知识分子生活说”和“民主主义思想说”六种观点。[1]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本书的创作矛头直指“儒林”中人。全书开头就通过王冕之口道出科举制使得“一代文人有厄”，确立了揭露时代弊病尤其是科举制之丑恶的出发点。作者通过塑造匡超人这一由善至恶的典型形象，深刻描述了科举制是如何把一个温良敦厚的少年毒害成市侩之徒的全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匡超人一步步坠入堕落深渊的轨迹来论证“反对八股科举”一说的合理性。
一、从人间至孝到孝悌尚存
在第十五回中，匡超人的出场由马二先生引出。书中写道“那少年虽则瘦小，却还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摆着字盘笔砚，手里却拿着一本书看……马二先生见他戴顶破帽，身穿一件单布衣服，甚是蓝缕”。最基本的保暖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仍能做到手不离书――匡超人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清贫清秀而又好读好学的书生。接下来，匡超人吐露出流落异乡，得知父亲生病却无法回家侍奉，心中无限苦楚的窘境，谈话中更是几度落泪，一个贫苦不堪却又一心尽孝的孝廉形象跃然纸上。当马二先生问道可想读书上进时，匡超人答道：“我现今衣食缺少，还拿甚么本钱读书上进？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不如早寻一个死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匡超人流露出深深的自责，体现了他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孝心，此外也可以看出他内心对举业其实是热衷的，只不过碍于生计而暂未付诸行动罢了。这实际上正是作者为后文早早埋下的伏笔，人物的悲剧命运也由此初露端倪。
科举制度的忠实信徒马二先生除资助匡超人回乡外，还讲了许多考取功名甚至包括奉养父母不及举业重要的道理给他。读到这里，读者不禁黯然，在历来推崇“百善孝为先”的古代中国，生身父母竟也比不过扬名立万，可见彼时文人之间的不正之风盛行到何种地步。马二先生本身处境也并不宽裕却极尽所能帮助他人，他的热心肠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当他为自己的善举沾沾自喜时，殊不知也正是他这一番迂腐至极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长篇大论在匡超人心中埋下了醉心举业的种子，使得一个原本淳朴的少年走上了求取功名的不归之路。事实上这并非个例，而是社会制度使然，是一些深受科举制度荼毒而变得麻木不仁的牺牲品反过来继续腐蚀千千万万青年人的时代缩影。
匡超人回到家中对父亲尽心侍奉，百依百顺，堪称恪守孝道的典范，在此不提。铭记马二先生教诲的他每夜读书到四更鼓，也正因此而被知县李本瑛赏识，从而使得他的命运发生了第一次转折。得知知县有意提拔自己，匡超人“只觉喜从天降”，在尽孝与功名发生冲突时第一次违反常态选择了后者，独留病中的老父“每日眼泪汪汪望着门外”，自己最终却如愿以偿“连科及第”。如果说以前在父亲身边形影不离的匡超人称得上“人间至孝”，那么如今的他只能勉强算作“孝悌尚存”，向上攀爬的思想牢牢占据了支配地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科举制度描绘出的一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图景，在当时的世人中间深入之广、诱惑之大，竟能给一个厉行孝悌的人带来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的控诉之意可谓力透纸背。
二、从附庸风雅到利欲熏心
匡超人的命运再次转折是知县李本瑛被摘印之际，担心受到连累的他急忙逃去投奔潘三爷，这是其寡情的开始。之后他结识了景兰江、支剑锋等“名士”，本质上是一群自命清高骨子里却又忘不了功名富贵的伪君子。景兰江关于“不中进士却又胜似进士”的一番畅快评论使得匡超人才知道“天下还有这样一种道理”，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中，匡超人很快掌握了诗酒风流、攀附吹嘘的诀窍，无论是张贴诗稿、连夜学诗还是在朋友有难时忙避嫌的丑态都令读者印象深刻。曾经那个善良老实的匡超人受到周围污浊环境与所谓“名士”的为人处世方式的熏陶，开始学会吹牛拍马，只顾一己私利，着实耐人寻味。
然而这毕竟只是匡超人暂且无法通过科举一朝飞上枝头之时的万全之策，他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有着一个做官梦。这时候另一个在他人生轨迹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角色便适时出现了――市井奸棍潘三。在他的教唆下，匡超人尝到第一笔不义之财的甜头后，立马脱离了名士群体，转而投到衙役群体之中，开始做“有想头的事”――也就是包揽诉讼、赌钱替考、作假公文、拐卖妇女之流。钱财美人双丰收的他，正可谓“幸得良朋”。如果说此前沽名钓誉的匡超人是“附庸风雅”，那么此刻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他已然“利欲熏心”。时机成熟后，匡超人果断抓住应考机会，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与恶吏一般“难言兰臭”的时代渣滓最终被取在一等第一，又被宗师题入优行。此时的举业制度荒谬败落到何种地步可想而知，作者犀利的笔触真正给了封建八股取士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从装腔作势到衣冠禽兽
匡超人命运的第三个转折点便是潘三入狱。当他看见写满罪状的款单，“登时面如土色，真是‘分开两扇顶门骨，无数凉水浇下来’。口里说不出，自心下想到：“这些事也有两件是我在里面的，倘若审了，根究起来，如何了得！”当下哄骗娘子回乡下，自己则急忙进京，再次躲在已复任的李本瑛的庇护伞下，活脱脱一棵随风而倒的墙头草。当李给谏问匡超人可曾婚娶时，匡超人“恐说丈人是扶院的差，惹他看轻了笑”，于是谎称不曾，最终想出蔡状元招赘牛相府的佳话来为自己的弃旧图新开脱，心安理得地做出停妻再娶之事，一个趋炎附势、虚荣可憎的势利小人形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然而作者的讽刺并未到此结束。得知此前的娘子去世的匡超人假惺惺地“止不住落下几点泪来”，其实内心是否正中下怀也不得而知；不以安排下葬的事为要紧，反而先教大哥“凡事立起体统”；不回家看望老母，反而独自进京去了，好一个官架子！不肯与旧时好友共到茶室，反而漏洞百出地吹嘘督、抚、提、镇都在自己跟前磕头；不答应与昔日恩人潘三“叙叙苦情”，反而倒打一耙，将罪责全部推给潘三，实在是比坏事做尽的潘三更加令人不齿。曾经乖巧忠厚的少年早已在官场的染缸中披上了伪善薄情的面具，恰好应验了他母亲梦中那句谶语“你儿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而他母亲那句“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也罢！”，不正是作者本人强烈想要表达的心声么。作者创作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形象，实是为了揭露科举制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的毒害心灵、腐蚀人性的作用，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
匡超人的故事接近尾声了，作者集中笔力通过他最后的所作所为对科举制发起了最后一击。返京途中，匡超人向同船之人吹嘘到：“我的文名也够了……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当牛布衣指出“先儒”指去世的儒者之时，匡超人则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强辩之语令人捧腹，寡鲜廉耻可见一斑。这一切可笑的行径都是源于科举给他笼上了不可一世的虚假光环，可笑之外更多的是可怜、可叹、可悲。当被问起马纯上时，匡超人更是不惜大加贬抑对自己恩同再造的恩人以标榜自己――“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难道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流落异乡时马二先生的倾囊相助了吗，忘记了自己曾经“感动地两泪交流”了吗？如果说此前处处拿捏架子的匡超人是“装腔作势”，那么此时卖友求荣的他已俨然一个迷失在功名利禄漩涡里的“衣冠禽兽”，同反咬农夫的冷血蛇别无二致。
由马二先生引出的人物故事至此就在对马二先生的谈论中告一段落了，巧妙的首尾呼应实则彰显了人物与刚出场时的云泥之别。
四、结语
纵观匡超人的变化轨迹，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是用至深至诚的感情刻画了一个血肉饱满的人物，真正演绎了一出人性沦丧的悲剧。每当匡超人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在科考之途上前进一步，他的堕落沉沦就随之加深一步。诚然他的变质与其外“乖”内“韧”的性格[3]有一定的联系，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则是当时社会普遍盛行的“学而优则仕”之风的推动，以功名利禄为诱饵的科举制度才是一切黑暗与腐败的真正根源。卧闲草堂评本《儒林外史》第十九回有述，“自科举之法行……而其中一二狡黠者， 自分无可为出头之地， 遂不得不干犯当时之文网， 巧取人间之富厚”，说的不正是匡超人这样的投机取巧之人吗，而这几句话中所流露出的对科考这条“终南捷径”的深恶痛绝，不正是本书反封建科举主题的有力证明吗？
本书的作者吴敬梓生活在清统治者用八股取士来牢笼士子、愚弄百姓的年代，他本人在屡经落第后，亲眼目睹了众多士子妄想以科举为敲门砖来追求功名富贵的狼狈丑态，彻底看透了“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4]。面对众人皆醉、举世皆浊的社会现实，他满怀悲凉提起笔写下了这样一部伟大的“以公心讽世之书”[5]，痛诉八股取士成为文人唯一的荣身之道，使得世人把“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从而达到“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6]的目的。
通观全书，作者讽刺的绝非匡超人一人而已，描写诸多类似的悲剧人物如撞号板的周进、喜极而疯的范进等，谴责的矛头均对准的是产生这样人物的社会环境，即把人推向堕落深渊的真正幕后推手――科举制度。假如匡超人没有受到科举制度的拥护者马二先生苦口婆心的教诲，没有遇到“爱才”的李知县，没有当时社会对做官的强烈认可与宣扬，没有诱使知识分子钻营投机的八股文章，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做个勤勤恳恳而又孝顺的普通人。然而生活在那样一个污浊的环境，与之俱黑的下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综上，《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书中不仅以深邃的目光洞察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外在弊端，针砭现实，而且将他锐利的笔触深入到因科举制而扭曲的灵魂深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7]通过匡超人的变化轨迹我们仿佛可以听到吴敬梓心中关于封建科举制度吃人本质的呐喊。
【参考文献】
[1]阮文兵.近十年《儒林外史》研究概述[J].许昌学院学报，1993（04）：88-92.
[2]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0.
[3]种剑德.《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形象[J].学术交流，2004（09）：152-154.
[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六.“拟题”条.946.
[5]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5.
[6]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吴敬梓传[M].黄山书社，1996：567.
[7]叶灼光.从《范进中举》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黑龙江史志，2008（16）：104-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