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成书于十八世纪的描写明代儒林士人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与成书于五世纪的《世说新语》虽然年代相差一年多年，但二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却有许多相通之处，作者吴敬梓身受“世说精神”影响，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具有魏晋名士风度的一系列人物。
[关键词]《儒林外史》；《世说新语》；“世说精神”
《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载魏晋士人遗闻轶事及精神风貌的小说，成书后，一直在后世文人中流传不衰，书中所呈现出来的魏晋名士率性自然的人格，旷达超远、潇洒飘逸的风度，与后世士子的心灵深深契合。笔者将《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对个性的肯定，对自由的人格理想的追求，对儒家虚伪名教的否定，追求为人处世的率真及真性情称为“世说精神”。《儒林外史》是一部描写明代儒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讽刺小说，虽然创作于清代中期，与《世说新语》成书时间相差一千多年，但却与“世说精神”存在着许多相通的元素。
一、对虚伪礼教的蔑视和对真性情的肯定，追求个性自由，保持人格独立
魏晋名士反对虚伪礼教，强调自然真情的流露。比如阮籍就无视封建礼法，与其嫂聊天谈话；与邻妇一起饮酒，醉卧其侧；在母丧期间不拘俗礼，饮酒食肉；刘伶纵酒放达等。这些蔑视礼教，强调真情而保持独立人格的任诞行为，受到了吴敬梓的推崇，并体现在书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从王冕、杜少卿，到四个“市井奇人”，都可以看出他们对虚伪礼教的反抗和对真性情的肯定。
《儒林外史》开篇就借王冕的故事隐括全文。王冕是一个淡泊自守，鄙弃功名，不同流俗，视富贵如粪土的隐士。第一回中说他“在《楚辞图》上看到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承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2]3知县要拜访他，他逃到济南，卖画谋生，那里的俗财主要买他的画，他却画了一条大牛以示讽刺。从他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作为一代名士所具有的魏晋风度式的风采。
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杜少卿是作者以自己为原型，着力塑造的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色彩的形象，他身上不仅体现着作者的人生感受，亦有魏晋名士的遗韵。他不愿走统治阶级所要求他的“正路”，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叛逆者”的身份现身。在三十四回中作者借高翰林之口抨击他说：
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2]227
此外，书中所写不慕权势，怒骂他人的季遐年，“诸事都由得我”的荆元也都是特立独行、不幕富贵、安于贫贱的狂狷人物，在他们身上，均可见到魏晋名士的影子。
二、对女性的尊重
魏晋时期的女子也受到“世说精神”的浸染，出现了许多具有名士风度的、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世说新语》专设《贤媛》一门，选取了24位女子，共32条专门记录她们的事迹。除《贤媛》一门外，在《德行》、《言语》、《文学》、《惑溺》中也有许多描写女性的条目，这些女性多不同于正史中所记载的列女贞妇，而多是具有才识和名士风范的女子，如谢道蕴的咏絮之才，王安丰妇的“卿卿”之论，许允妇的胆识等等，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女性观和对女性的尊重与重视。
《儒林外史》产生的时代，虽然已是程朱理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时代，但吴敬梓却明显继承了“世说精神”中进步的女性观，对女子的才情学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尊重，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陈腐观念，同样以欣赏的态度赞美女子的远见卓识和才干。吴敬梓通过杜少卿之口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尊重。杜少卿肯定夫妻感情，反对纳妾，在第三十四回中季苇萧劝他纳妾，杜少卿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2]228迟衡山听后赞赏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2]228这段话虽然还是站在男子的角度出发，受封建孝道的影响不很彻底，但已经把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抨击纳妾制度，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书中另一个女性沈琼枝出自书香门第，？沈父为媒所骗，误将女儿嫁给盐商做妾。沈琼枝不愿意给人做妾，便拐了房中细软作盘缠，扮作小老妈模样，买通了丫环，逃到南京卖文生活，其追求人格之独立的精神让人敬佩（四十回）。杜少卿和武书去拜会沈琼枝，武书欣赏沈琼枝的气度，对杜少卿评论道：“若说他是个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说他是人家潜逃出来的婢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2]275后沈琼枝拜会杜少卿夫妇，杜少卿听了她的遭际，赞赏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2]276（四十一回）《儒林外史》通篇之中，能得杜少卿如此赞叹的人除了虞博士、庄征君、迟衡山几个名士，剩下的只有沈琼枝了。作者对敢于争取人格独立的沈琼枝充满了敬意，这些都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女性观。
三、不以世俗为怀，对功名利禄的反对和蔑视、对科举的批判
魏晋时期王朝更替频繁，士大夫们稍有不慎，就会遭至杀身之祸。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许多士人选择了全身远祸，归隐山林。《世说新语》中专辟《栖逸》一门描写隐士就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可以说，隐逸情怀也是“世说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儒林外史》描写了功名富贵对社会人心的腐蚀，因而，书中作者正面褒扬的人物大都是不以世俗为怀，反对功名利禄的隐士。
《儒林外史》创作目的之一即是通过对读书人受科举毒害所遭受的厄运，对科举制度进行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作者用周进、范进二人的例子痛陈科举对读书人的戕害。周进见号板竟以头撞之，直致僵僵不省人事，众人救过来，吐了一口稠涎，复又头撞号板，嚎啕大哭，直到口吐鲜血（第二回）。范进闻高中而欢喜疯了，被胡屠户打了一耳光，吐了几口痰，方才清醒（第三回），可见科举对读书人荼毒之深。
作者还塑造了一个深受科举毒害的女性――鲁小姐的形象。鲁小姐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做的八股文花团锦簇，新婚后，发现丈夫不通举业，便向养娘说道：“我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第十一回）她把自己的终身寄托在丈夫的功名上。自己想做诰命夫人的梦想破灭，于是把希望转向儿子，每日在家教子苦读。科举功名不仅使当时的士人神魂颠倒，还延及到了闺中女子，科举功名“令人触目惊心的窥见八股文如何无孔不入的渗入家庭，渗入闺门，渗入母子之间，把人从社会到家庭的里里外外的生活情趣，包括才子佳人的精神人格都异化了，连同人间最富贵温柔的情感的地方也变得冰冷僵硬了”。[3]176
科举制度不仅戕害了读书人的思想，还奴化了他们的人格，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作者所赞赏的人物如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人都是超然世俗之外的真名士。王冕终身不仕；杜少卿装病辞避征辟，当妻子问他：“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什么装病不去”[2]225时，他答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2]225终于辞掉了。还心里欢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2]225（第三十四回）庄绍光出身读书人家，少有才华，年近四旬，只闭门读书，不肯妄交一人。被人荐举，皇上两度召见，但他深知朝廷的腐败，以道行不行为由推辞了。大学士太保公“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遭到他的拒绝。于是，太保公找借口不要重用他，只允其还山，并把元武湖赐给他。还乡之后，地方官吏纷纷来拜访，他不堪这些迎送往来，对妻子说：“我好没来由！朝廷把元武湖赐了我，我为甚么住在这里和这些人缠？我们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连夜搬到元武湖上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去了（第三十五回）。在他们眼中，在田园山水中隐逸的乐趣远大于混迹官场。在这些人物始终贯穿的隐逸情结中，也可以看到魏晋风度之余韵。
《世说新语》中选择归隐的名士大多数不是没有济世情怀的，而是看透了社会的黑暗无法有所作为，表面遗落世事但内心苦闷压抑。《儒林外史》中的名士也是一样，在他们超然遗世的背后也是不为世人所理解的精神苦闷。如杜少卿表面上狂放不羁，却仍然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虽然家产几乎耗尽，仍然捐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然而，他的理想和追求既不能实现，也不能为人所理解。萧云仙本有一番救世的情怀，却因为社会的黑暗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作者写他登广武山凭吊阮公祠，对着祠里的题诗，“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由凄然泪下。”[2]268（第四十回）此处以阮籍喻萧云仙，表现了萧云仙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可见其选择归隐背后隐藏的是和“世说精神”相一致的傲世抗俗的风骨。庄绍光做隐士前也接受举荐上京，后来发现自己的“道”无法得到重用后归隐，他的隐和萧云仙一样都是在理想无法实现后的归隐。
但也应看到，《儒林外史》虽然反对功名富贵和八股科举，却拥护封建宗法制度本身，认为封建宗法制度本身是好的。鲁迅在其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评价魏晋名士用任诞的行为反对礼教时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直得多。”[4]195《儒林外史》中的名士对礼教的态度也是如此，杜少卿的离经叛道只是一种生活态度而非对礼教的彻底否定。因此，作者才会在古老朴实的礼乐制度中挖掘精神力量，希望用道德来救赎世界。
四、作品中品评人物的风气与标准与魏晋时品藻人物之风相似
魏晋时期，品评人物之风大盛，魏晋人的审美理想就浸染在当时的人物品评之中。《世说新语》中的《识鉴》、《品藻》、《容止》、《简傲》、《任诞》等门中都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人物品评的生动事例。《世说新语》中品评人物并不以道德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多从人物的才情、气质、风神等方面进行评鉴，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也是如此。
《儒林外史》摆脱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以鲜明的道德评价为主的样式，人生态度、学识、兴趣、风度、言语都是作者评价人物的标准，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摆脱名利世俗的束缚，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书中多有品评人物的习惯。在第三十三回中季苇萧曾对杜少卿的豪爽之气作如下评价：“少卿天下豪士，英气逼人。”第三十四回高翰林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批评杜少卿是杜家第一个败类，杜少卿的好友迟衡山并不认同，而是说：“方才高老先生这些话，分别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份。各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2]227（第三十四回）。书中人对杜少卿的气质风度进行品评，使我们看到了魏晋名士品藻人物的影子。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世说精神”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塑造与人物审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热情讴歌的人物，都是不拘于世俗，蔑视礼教，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任性潇洒的真名士。书中在以王冕、杜少卿为代表的“真名士”等形象的塑造上，透视出“世说精神”的深刻影响，书中对人性、对真善美的肯定与“世说精神”是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