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德性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其传统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是紧密相关的。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德性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德性精神的主流，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起着重要的内在支撑作用。促进儒家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需要形成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下的现代性价值视阈和启蒙观。笔者认为，需要借鉴西方近代启蒙方法，特别需要借鉴康德批判西方传统(理性)德性精神的学理方法，率先对儒家传统(基于仁爱情感的)德性精神做一番学理批判，从中提炼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观和启蒙价值人格。
一、情感与理性：中西传统德性精神形成的不同学理基础
中(儒)西方传统德性精神的形成源自不同的学理根据：情感思维和理性思维。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命题，西方传统德性精神就开始以人类的理性精神表现出来。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到康德的德性是意志的战斗力，西方德性精神主要表现在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充分运用上。在中国，自孟子提出仁也者，人者命题，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开始以人类的情感(仁爱)精神表现出来。从发端于仁爱的先秦儒学到形成一体之仁的宋明理学，儒家德性精神主要表现在对人类情感能力的深刻体证上。当然，只要是人，就都会有其类本质的功能特征，就既会有理性，也会有情感，所以，儒家德性精神中固然有理性的成分，西方德性精神中固然有情感的成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儒家德性精神振兴的内在动力：以启蒙的姿态批判儒家仁爱哲学的学理基础
回到情感的学理本位和思维向度只是第一步，此外还需要具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批判态度，对基于仁爱的儒家德性精神做一种学理批判，以实现仁爱德性精神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换言之，我们要站在人类情感的天平上，从人类情感能力的现代性启蒙视角率先对人的情感能力(包括儒家仁爱在内)进行一场学理自我批判活动，从中呈现人类在情感层面所要构建的现代性启蒙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学理批判活动，不同于近代基于理性的学理批判活动以及由之推动的启蒙运动，可能呼唤着人类的第二次启蒙运动。为了区别于近代第一次启蒙运动，笔者将这种基于情感的第二次启蒙理解为一种呈明(enlighten)式的启蒙。呈明式启蒙，继承了第一次精神启蒙带来的优秀成果(例如，确立了个体之主体性价值地位，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性价值系目)，又超越了第一次启蒙运动的自带之弊(主要表现为天人对立、人际敌对、资本控制、生态破坏、幸福缺失等)。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与这场呈明式的启蒙精神批判运动是同一个过程。
三、作为生命之完整性形式的幸福理念：儒家德性精神振兴的内在目的要求
为什么说幸福是情感的内在目的要求呢?这是通过情感的学理批判得来的。这里可以借鉴康德批判实践理性的方法来加以阐明。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对理性的实践运用做了一种纯粹目的论的批判，即通过批判理性之实践运用的不纯粹目的而揭示其纯粹性目的。实践理性的不纯粹性目的，即表现在人们以功利实用为目的而运用理性，由于是以功利实用为目的，也可以称其为工具理性或手段理性。实践理性的纯粹性目的，是以理性本身为目的，即以理性的同一律为根据而运用理性，这是其纯形式的运用，故可以称之为目的理性。在康德这里，人在道德领域为自己立法，就表现在人的行动意志要与理性的同一律这个纯形式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人是自由的(不以外在条件为目的)。
四、儒家德性精神振兴的认识论阐释：基于情感的现象性认知结构
从实践层面批判人的情感能力便于我们进入情感的思维视阈，此外我们还要从理论认知层面考量人的情感能力，阐明一种情感的认知方法。应该说，认识论自觉是现代启蒙精神的主要象征，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也必须回应这个问题。认识论问题就是关于人与存在(对象)之间的知识学形成问题。关于这种知识学的形成过程，通常的理解方法是理性认知方法。我们这里将沿着情感的路径来阐明这个问题。为了便于理解，我们这里将通过比较分析人的理性能力构成知识学方式的特点，来说明人的情感思维构成知识学方式的特点。阐明了情感思维方式的特点，源自仁爱的儒家德性精神所内含的知识学性质也就显现出来。从认识论角度看，理性思维方式与情感思维方式根本不同。
五、幸福：儒家德性精神振兴的大众化核心价值观
幸福作为感性生命之完整性形式和情感之知行合一概念，就是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性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性转化也必须基于对这种幸福理念的理解，并将这种幸福的价值理念内化为一种普通大众的价值人格，即幸福人格。所谓的幸福人格，即是将这里的幸福理念内化为一种信念，从而使大众在内心相信，只有人们都依据这种幸福理念来展开人际交往，才能充分获得这种幸福的经验效应。反之，没有幸福人格的形成，没有幸福之情感能力的解放，没有对这种幸福人格的集体体认，人们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践行这种幸福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幸福人格也即是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启蒙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