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迫使人类全方位地思考自身以往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模式，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寻找一条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生态析学由此应运而生。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戴斯贾丁斯及尤金哈格罗夫为代表的西方生态析学家对生态系统的价值、权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立足于西方文化构建了一整套生态析学的研究范式。
所谓儒家生态析学，研究的是儒家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它与当今世界生态析学具有一致性，并具有自己的特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后者的内容。这使得儒家生态析学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建立儒家生态析学框架结构体系，二是与当代西方生态析学展开对话，说明其普适性，回应它们的质疑与挑战。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现实处境要求它的研究者不仅要熟谙当代西方生态哲学，而且还要充分挖掘儒家文化中的生态要素并加以现代性的淦释与转化，从而能够就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答，并促成不同文明之间的生态对话。这不仅是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而且也是作者写作本书的逻辑线索。
本书的正文共分七章。在第一章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儒家的态度中，作者从儒学的角度对生态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如环境与生态、道德共同体、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价值与权利作了说明，并指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中西方差异，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对后三者的分析。所谓道德共同体，就是指人类应该道德地对待的对象的范围(第17页)。作者指出，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哲学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在西方哲学史上，起初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并不包括自然界。与此相反，儒家思想则立足于仁的观念，提出仁，爱人以及物、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观点，将以仁爱的态度对待天地万物视为仁德的最终完成。也就是说，以仁为纽带，儒学始终将自然界纳入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内，所以说生态性乃是儒学的根本特征。
首先，作者指出儒家文化对生生之德极为重视，强调人类应当珍爱一切生命并尽力创造条件帮助其度过生命周期。儒家一直具有爱护动物、植物、土地和山川的自觉传统，将这四者都视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儒家认为，不只是动物与植物有生命，甚至连土地和山川都有生命:土地之本性即生养万物，而土地的生命是指土地具备自我调节以促进万物生长的能力(参见第132页);山川的生命则在于导气，即促进生态圈内的气循环，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参见第153页)。因此，爱护这些自然物就要求人类尊重它们的生命，将仁爱之心遍及这些事物，这就促使儒家产生了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以及国土山川的观念。
其次，儒家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点，并不反对人类利用自然物，如食用动物、砍伐林木、开采矿藏等。显然，这些行为与保护动植物及山川土地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就成了儒家生态思想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作者在第二章论述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吸收了布拉克雷的观点并指出，儒家对待动物的态度一方面可能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人可以食用动物;另一方面，整体的天道又高于一切，人对动物的使用被置于天道的限制之下(第54页)。
再次，作者注意到儒家析学作为古代中国的主导思想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儒家的生态思想也转化为明确的政令法规与切实的政治活动，这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以及汉代相关政令中都有记载。以此为基础，作者梳理了儒家生态保护的制度性措施。具体地说，中记载了周代从事生态保护的官员，如山虞、泽虞、林衡及大小司徒的官级与职守，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层面反映了儒家对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视，而后者则以时间为顺序，明确规定了在不同时节人类对自然界所能够采取的活动，例如何时能狩猎、进山伐木等，从而凸显了儒家重视时令，自觉保护生命的生态思想。
最后，作者还关注了祭祀这一儒家特有的文化现象，分析了其中的生态意蕴。祭祀在我国古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国家而言是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对个人而言则是慎终追远，表达对祖先的追思和感念。儒家祭祀的对象很广泛，包括自然界的诸事物，无论天地日月，还是名山大川，甚至某些特定的动植物都被包含其中。作者认为，祭祀中蕴藏着重要的生态意义，它体现为儒家对自然之魅的肯定与敬畏。自然之魅是指自然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神妙作用(第73页)，也就是自然界中一种不可言说的交互作用与关系，它体现的是自然界的运行逻辑。
本书的第六章为气、通、和、生、时、道:儒家生态析学范畴论，作者通过论述六大范畴之间的关系，以说明儒家生态析学的本体论基础。在这六大范畴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气，通与和乃是气之运动的理想状态，阴阳二气的流行与转化是天道变化的具体表现，而生生又是天道的根本原则，时则是阴阳二气运行的节奏。在中国析学中气与阴阳、五行相联系，是构成世界的材料，也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体。气的根本特征是运动，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即是将阴阳二气的往复运动和相互转化视为世界的根本规律。在运动中气得以完成循环和流通，即所谓通气。
本书的最后一章为天人合一与仁:儒家生态析学的功夫论与境界论，作者把关注点由天道转到人道，探索天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途径与方式。作者认为，儒家析学的天人合一和仁的功夫论及境界论思想，把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升为道德修养和实践所应达到的境界，可为我们的重究和再探，提供良好的借鉴(第257页)。
儒家生态思想通论》是儒家生态析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该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在比较析学的视野下阐明了儒家析学的生态本质，并建构了儒家生态析学的基本框架，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在生态领域的合法性地位，并开启了全新的中国析学史研究范式之门。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作者通过对儒家思想之核心理念的生态化论述，建构了儒家生态析学的基本框架。儒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不仅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也为建构儒家生态析学体系提供了理论前提。对此，作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的论述都围绕着诸如气、通、天道、爱人以及物、天人合一等基本范畴与命题而展开。
第二，作者还探讨了儒家保护自然界中各种事物的具体手段，这在以往的生态析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也可视为本书的一大创新之处。以往的研究大多呈现总体性、概览性的特点，即注重对儒家经典所蕴含的生态观念进行理性分析，以及从生态视角审视中国析学史中主要人物的观点，很少论及儒家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这会使人误以为儒家生态思想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并无实施细则。本书则在分析儒家生态理念的同时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落实这些理念的具体方法，包括相关的政令法规和祭祀活动。
第三，作者采用了比较析学视野中的比较方法，并借助西方生态析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说明儒家生态思想，并揭示二者的共同之处。采用比较方法对中西方生态析学进行研究，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本书作者对西方现代生态析学相当熟悉，对其代表思想如深生态学理论、生态错综论、混沌论，以及关于动植物是否具有价值的分析都可谓如数家珍。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东西方的生态析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并发现二者在很多领域都具有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