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儒林外史》问世以来，就标志着中国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被推崇为首屈一指，纯粹之白话。当观察其语言在作者运思层面上的表现时， 往往能发现许多不同以往的气韵格调，体现在感情色彩、形象描写、遣词造句、意趣等诸多方面，这是不流于俗套的语言倔强和语言颠覆。
一、从遣词造句角度体味《儒林外史》
(一)言简意赅
老舍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在博闻广见的同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如果作家的思想不深刻精辟，就无从写出简洁有力的文字。高尔基也深刻的认识到：当很少的文字却传达出远多于此的意义，好像语言的狭窄阻挡不了思想的广阔。当文字运用到炉火纯青，简洁到一个词语就可以概括一个表象，如同国画般寥寥几笔便可以勾画出一个神采飞扬、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由此可见《儒林外史》极大地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即便是用最简洁精炼的语句，也能将所描写的人物展现的活灵活现，如同写出人之精髓。
而儒林外史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不但外在形式生动异常，让人一见便知，另外其最难以体会的内在感情也能让人了解几分， 作者如果没有由此及彼的洞察力和有浅入深的穿透力是万万无法实现的。常常是作者并未直接写明人物的吝啬和贪婪而是通过人物神态动作的绘形传神来使得人物神情毕现。
例如这段对胡屠户的描写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地，把拳头舒过来作者想表明胡屠夫的吝啬和贪婪却不以直接写出，而是通过一舒一攥两个动词的形，把胡屠夫虚伪的心理和贪财做作的神，刻画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其他的写到人物灵魂深处的还有严监生为省两根灯草临死还伸着两根手指头不肯断气。《儒林外史》的笔墨尽管简洁至极，但不妨碍它句句生动传神，字字深入骨髓。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朴实无华、深沉含蓄的民族性格，还继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艺术。只有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思索，才能真正把握《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
(二)气韵生动
如果文学语言的描述表达使所描绘的事物达到了性格化，那么即便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也会变得有意趣。有人形容《儒林外史》中的对人事物的描写颜色、精神无一不像，若非有纸束缚，怕是会立刻活过来。人的语言与人脑中的表象运动有着约定俗称的联系， 而人的语言又通过一个个词语作为概念表达出来， 因此用人的表象活动和人的心理活动的概念的关系来阐述形象化的原因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儒林外史》在形象描写方面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重在诱发读者的想象活动或表象运动， 而不是崇尚用笔触来过分的勾勒形象的某一特征。作者描写人生时也不仅能做到颜色近而且精神像， 若非多了一张纸， 仿佛就是个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白发童生范进的穷酸相等，假名士权勿用的古怪模样皆活灵活现。书中第五回描写严监生因多点两根灯草而死不瞑目的场景因传神而广为流传。
二、从意趣角度体味《儒林外史》
(一)婉讽相合
每一种文学的表达都需要语言作为承载的物质材料。讽刺文学的效果有的来自所描写的性格、情节、细节，还有的是来自于语言本身，但不可避免的是都要通过语言这一媒介。但《儒林外史》贵在无一贬词，而情怀毕露。之所以称在此书之前的钟馗捉鬼传等为神魔小说， 在此之后的官场现形记等为谴责小说，而非讽刺小说皆因其够不上讽刺小说的水准，即由于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过其词，又或是词义浅显，已如谩骂，语意昭然若揭不够婉转这正是《儒林外史》在语言艺术领域的非同凡响之处。
《儒林外史》在婉讽上的独到之处无非归集为四点：一为利用人物自身言行不一的特点，直言其事，不加评点，真相自现;二为利用人物的博通古今与历史事实想悖的特点，虽在文中赞其确切典故，实则通过反语嘲讽其不懂装懂，极端无知;三为以语言形式的对称揭示现实的违理悖情;四为利用看似委婉的语言与实质的对立统一，深刻的反映其讽刺意味，字字深入骨髓。
在描写汤知县、范进、张静斋三人一同高谈阔论的场景时三人所赞同的刘基为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实则违背历史常识。刘基早在元代既已是进士，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辅佐明太祖打天下，是货真价实的开国元勋，而这帮封建官僚、乡绅、文人信口开河，还自诩懂得本朝确切典故，简直愚蠢可笑至极。
(二)寓庄于谐
寓庄于谐顾名思义， 即将严肃庄重的事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来描写。《儒林外史》的语言之中是不乏这种讽刺艺术的。它的语言笔调虽然犀利诙谐，但内容是深刻严肃的。吴敬梓运用这种手法塑造了众多集悲与喜、崇高与滑稽、丑与悲于一身的不朽形象， 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人物性格及灵魂的支配和腐蚀的表象及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现状。在阅读《儒林外史》的同时，一方面为因他的诙谐幽默而调侃，另一方面又为它的悲伤和深刻而怜悯。
在《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出现的马二先生，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的形象，使得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尤其是马二先生机械僵硬的动作，紧张而又严肃得表情着实让人捧腹大笑。马二先生的性格与外表同出一辙，他对八股文滑稽和痴迷使人怜悯，一生执着于自己错误的观念还凭借着这些教条影响了更多的人。最可悲的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导演了别人的悲剧， 却不知自己就是那一个悲剧的角色。
不仅仅是马二先生，周进、范进的可怜迂腐杨执中、权勿用的可悲可笑都一一表现了他们的愚昧荒唐。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手法将美与丑、高尚与低俗等极具对立色彩的特点融为一体， 将各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这部巨作不仅仅在中国是古典小说中的杰出代表，还在世界的文学之林中有着一席之地。
三、从感情角度体味《儒林外史》
文字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 而文学语言又总是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喜怒哀乐都能为文章添光溢彩。《儒林外史》情节众多、人物复杂，因此语言的感情色彩随着人物复杂情绪的变化也就千变万化，移步换形。但是在《儒林外史》中冷峻的感情色彩仍旧占据主导地位， 这就要求作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入任何个人的看法和感情色彩， 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应当是冷静而严峻的叙述方式。文中时常可见作者将深恶痛绝的感情转化为冷峻的笔调，解剖着名利带来的种种人性之恶，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恶俗浇漓， 当然也有部分是作者保守思想的体现，对此不能太过苛求。
作者曾在文中插话说道：嫁与人家做妾即便满头白发还要唤作新娘。冷言冷语，传达着功利圈子的冷酷无情和森严的等级， 仿佛一把利剑裹挟着寒冷凛冽之意深深地插入封建礼教之中。甚至连一些热闹的场景如严监生妻子离世，小妾扶正，亲戚宾客，趁火打劫这样一个弥漫火药味的场景，作者仍旧坚持以冷峻的笔调冷冷地对封建庸俗和闹剧投以讽刺嘲弄的态度，相比于其他令人捧腹大笑的讽刺作品，《儒林外史》的讽刺常常是含蓄而又充满沉思的。
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作者吴敬梓对封建功名、八股科举无所留恋， 所以方能用喜剧的方式和鄙视的情感向这些封建旧习决裂。在这本书里，冷峻与鄙视成正比，愈是冷峻就愈是鄙视，当诚实对虚伪、正直对卑劣、活泼对僵化，便会自然而然产生鄙视的感情， 而这种鄙视的感情则是通过作者冷峻的笔触传递给读者，可谓精妙绝伦。
四、《儒林外史》中的地方特色
《儒林外史》和安徽文化二者之间构成了相互动态作用的关系，《儒林外史》成书过程中保留的安徽文化痕迹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继承发展，而安徽文化不但决定了《儒林外史》大部分的素材来源，而且还决定了文章的行文风格、撰写风格和题材范围。
(一)食物文化
《儒林外史》中很多涉及到吃食的详细描述大多是受到安徽近山近水的独特的地理位置的影响。文中许多诸如软香糕、鸭子肉包等诱人的美食便是属于早年间安徽的地方特色小吃，甚至连未传下来的蓑衣饼都有介绍。这些文中多次出现的食物都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更有着极为鲜明的安徽地域特色。
(二)徽派建筑
徽派建筑在中国几大建筑派系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特色在于一局一格都极为讲究。文中出现的敞门、中间悬着一轴百子图的画， 两边贴着朱笺纸的对联、辕门等都是典型徽派建筑所包含的形式。在作者的笔下，徽式建筑不再是传说中的事物而是活生生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形象， 对于研究徽派建筑及其文化内涵颇具有借鉴意义。
(三)特色口语
安徽地区是中国东南地区方言状况最为多元、复杂的地区之一，其用语的丰富灵活性可见一斑。众所周知，《儒林外史》在语言的应用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的讽刺艺术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度，除去作者本身纯熟的语言运作能力外，与生动的安徽口语的画龙点睛作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联系。比如一句民间俗语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的运用，仅凭一语就道破了官场势利行事的风气，气氛诙谐生动，令人拍手叫绝。
五、结语
本文从言简意赅、婉讽相合、寓庄于谐、感情冷峻等诸多方面例证赏析了《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风格。因此《儒林外史》的艺术风格还可概括为：一不追求碎片背后的完整，二不直白释放自己的赞美，三不拘泥于人物原型的暗示，四不流连命运和形骸的对应，五不刻意借助样貌影射心灵，六不借助长相引出人物。毋庸置疑的是各种特色在《儒林外史》中都没有例外的融于其中，所以《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