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的小说异军突起，受到了社会的热捧。笔者认为，他的小说之所以能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仍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跟他小说独特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他对文学的语言进行了一番创新性的变革，创立了以对话体为主要特征，以调侃式语言为典型标志的王朔式文体。王朔小说里的语言可以说是不同凡响、惊世骇俗的。他自己曾说过，“我的小说靠两条路，一路是侃，一路是玩……小说的语言漂亮，本身就有极大的魅力。写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变幻语言，把词、句子打散。重新组合，就显现出另外的意思。”下面，笔者将就王朔作品的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文体和风格方面的特色做一些探究。
首先，王朔在他的作品中大规模地运用口语化语言，并取得了成功。他的小说引入了对话体样式，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感受，成功地拓展了当代小说的语言技巧。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很难看到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他也不着重刻画高大完美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虚构一个独特的语言环境，让生活里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在这个语言环境中可以畅所欲言，调侃玩笑。他曾经称自己的小说是“大量使用民间口语的对话体小说”。他在他的几部作品中，人物对话几乎可以构成小说的主体。比如《过把瘾就死》里“我”跟杜梅刚结婚时，把朋友家不要的旧家具搬回家布置新房时的对话，就用大片篇幅的对话来结构成文。
他说过，“写作从始至终都是在找一种特别好的表达方式……我就是在找一种顺畅的表达方式，找方式就是考验你支配语言的能力，这就要求你必须摆弄过这些语言。”王朔对口语的感知能力非常强，极善于抓住日常生活中任何风格的语言，对于口语的创造也有很高的水准。通过他自己独特地加工转换，把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语言修剪成口语的格式，从而创造出许许多多属于他自己风格的话语。
他小说中的语言是源于生活的，各行各业的流行语都有，但主要是从北京口语中借鉴。王朔笔下那些“痞味儿”十足的人物们，借北京口语里蕴含的那种特有的幽默感和形象性，将最时髦的市井词汇，经典话语融入其中，形成了他特有的“新京味儿语言”。在对方言、口语的运用上，他的京味儿更贴近于市井无赖的语汇，将他们的特征通过北京方言特有的幽默和调侃腔调表现的淋漓尽致。比如《动物凶猛》里高晋想让于北蓓把米兰带来让他们“认识一下”时，于北蓓笑说你要看上她，自己去“拍”啊。以及把于北蓓在高洋家过夜称作“刷夜”。汪若海被打，高晋脸色阴沉地对我说：“汪若海刚才在院门口让‘六条’的几个小晃截了，拍了几砖头，差点给‘花’了。”当我想把米兰介绍给高晋他们认识时，我把米兰称为“圈子”。这都具有浓厚的北京口语特色。
其次，王朔在语言风格上较前之文学有所创新，形成了调侃的语言特点。每个作家都有个人的语言风格，体现着他的语言个性，个人的语言风格是独创的，是各不相同的。王朔在他长期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既具有调侃风格，又有俗、痞特色使人放松且付之一笑的语言风格。他运用了庞大的语言系统所创造出来的小说，自然而然就显现出了调侃、谐谑、口语化的语言风格。
当今文坛上有这样一种说法，王朔是当代中国调侃艺术的创造者。调侃是王朔经过自己的写作实践确定下来的适合于他写作的顺畅的表达方式。在他笔下，似乎没有什么是严肃的事情，一切都被谐谑化了。这也是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叙事风格。调侃式语言是王朔小说独具特色的话语调式，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在王朔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他那种极尽调侃的语言风格。调侃在王朔小说里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不仅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充满了调侃，作品叙事也是调侃的。
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是生活在80年代的“多余人”形象，他们的日常生活轨迹跟每天困守在固定岗位上的普通市民有所不同。他们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缺乏远大的理想，于是把精力和聪明全部浪费在无聊的调侃和游戏上。王朔借他们之口，对世界万物进行了一番调侃。
他既侃身边的琐碎小事，也侃国家大事;上到国家方针政策，下到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既有政治权威，也包括各类知识分子，同时也有社会道德文化等。总之，一切都在他调侃的范围之中，他的“侃”是各种信息的汇总，是各种意见的碰撞，各种思想的交流，其中既有发自内心的由衷赞许，也包括充满善意的怪谈、激烈满腹的牢骚。这些都是自由即兴、畅所欲言的表达，看似嬉笑怒骂，读来妙趣横生。
王朔的小说语言大多数来源于现实生活，他用心捕捉大众生活用语，使他的文学语言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离不开它独特的语言风格。他运用“调侃”的写作方式，实现了其作品的解构功能：颠覆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否定常规社会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无情批判和暴露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王朔小说调侃的贡献在于，看似漫不经心实际是精心营造的语言打破了汉语的常规叙述，对词语进行了大胆的拆解并重新组装，错位安置。无论人们怎么评价王朔其人，他的小说在中国当今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他小说的语言进行一些探讨，或许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