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年来学界对刘铭传撤师基隆是否于沪尾大捷有援救作用是有争议的：或认为刘铭传“撤基”没有必要，或认为“撤基”对沪尾大捷有作用。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当时的战场情形，得出刘铭传撤基对于淡水之役有重大的援救作用。
[关键词]刘铭传；“撤基”；“援沪”；沪尾大捷
众所周知，刘铭传是淮军麾下的一名百战名将，其“撤基援沪”的史实在学界一直以来都是争议颇多，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对史料进行探究，通过多角度分析认为，刘铭传撤基对于淡水之役（沪尾大捷）的援救作用十分之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撤基援沪是刘铭传“避实就虚”的军事思想
刘铭传“才兼文武，治兵喜用奇。信赏必罚，善於弛张将卒。”[1]，淮军众将中能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彼时，法国海军中将孤拔司令已经汲取首次基隆之役失败的教训，在第二次的基隆争夺战中加派大量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这对于刘铭传来说基隆保卫起来增添了很大的压力。实际上就军事武器上与当时法军没法相提并论。而恰巧此时在沪尾地区由利士比少将指挥的四艘军舰
（1）早已停泊在淡水海口，但是这些部众并无太多实际作战之经验，这些也在事后的淡水作战中得到验证。应该说主力部队都在基隆外滩由孤拔率领。沪尾地区的法军比较而言实力要差得多。而在1884年10月1日上午激烈的基隆保卫战中，我军已经付出重大伤亡，恰巧此时收到了李彤恩的急书飞传，因此刘铭传就顺势作出撤军之举。将一批有经验的作战官兵派往沪尾地区驰援。因此撤基援沪的战略实则是刘铭传“避实就虚”的军事思想，这样的军事思想保证了接下来的淡水之战能够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
2、“撤基援沪”将孤拔的主力部队牵制在基隆地区
孤拔的海军陆战队主力在基隆撤军之后很快就占领了基隆城，但很快就发现基隆城只是一座被废弃的荒城，山头上的大炮已被就地掩埋。战略物资没有留下，煤矿能源也早已被炸毁，使孤拔非常懊恼。直到法军“占领基隆及其港口周围的第一道山岭，并以法将杜且斯尼（Duqesne）率陆军3000人据守，法军始终未能逾越山岭向内地推进一步”[2]。于此刚刚得手的基隆城，不仅要花费时间来整理混乱局面，而且要防止当地部队的反攻，因此孤拔不敢掉以轻心。必须要留下他的海军陆战队主力驻扎在残破的基隆城里稳住局势。
因此当利士比派来求援信号，孤拔也很为难，他最终只派去一些零散部众前往沪尾支援利士比的夺城行动。由此可见，孤拔的主力并无前往沪尾援战，如此，正中刘铭传下怀，给淡水战役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外部条件。
当时法军“占领了城市以及沿着港湾的第一道高地，并将中国军队驱至紧靠在后的高地。……任何的向前推进都没有用处，因为我们没有人，不能据守再取得的阵地”[3]因此，撤基援沪成功地将敌人的主力部队牵制在基隆地区，给沪尾战役减轻很大的作战压力。
3、从大处着眼，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刘铭传兼顾全局，胸怀宽广，不在细节上斤斤计较，有着深刻的全局观念，并且他能够“用兵不主故常，多机变”[4]。他刚到台湾就直接奔赴海港实地探查军情。对抗法一事始终放在心上，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与他多年前的剿杀太平军和捻军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样的经历将他思想锻造的超乎常人。应该说他的军事思想与左宗棠的思想在撤出基隆上表现完全不同，左宗棠的思想是与敌作战一城一地必争，寸土不可丢，左也曾多次要求驻扎在台北的湘军将士夺回已丢失的基隆城。而刘铭传却能接受这样的思想，应该说这是在抗法特定环境下的特殊做法，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他认为丢失基隆并不妨碍台湾全局的整体战况。而一旦丢失沪尾，台北府城就会很危机，大局就会有影响了。由于“刘铭传以基隆靠近海口，而台湾只有陆军可战，采取放弃基隆，坚守沪尾的战略，于是法军攻陷基隆炮台。”[5]可见他固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4、沪尾大捷是刘铭传撤基之后湘淮军合力围剿下才取得的
言此，就要指出此战关键的时间问题。1884年10月1日爆发了第二次基隆之战，是日夜间，刘铭传接到李彤恩第三次飞书传信才最终决定撤出基隆的防务，有人指出沪尾战役在10月1日也就首次打响，也有人指出沪尾战役在10月1日并没有打响，利士比只是对沪尾海口进行了战前的封锁。
法军方面在2日到7日这段时间未对沪尾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法军“要想扩大……周围的包围圈，那就完全必要增援占领部队。而且，即使援军到来后，恐怕还会有新的困难”[7]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刘铭传刚撤下基隆的部众里紧急驰援沪尾，壮大沪尾地区的守军力量，增强了战胜法军的信心。
直到10月8日上午6点法军才准备登陆，终于在刘铭传精心设下的埋伏和包围圈中，利士比率领的法海军遭遇惨败。
事后在孤拔向法海军部发回的电报中称：“……淡水失败严重。舰队七舰的陆战队企图突击鱼雷燃点站被击退。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死六人，失踪十一人，伤四十八人，内军官四人。……”[8]
可见这次失败对于法军是有着多么沉重的影响。
5、爵帅亲临台北府城，给前线将士以士气大增
清廷之所以在抗法大战如此艰难之际呼唤刘铭传出山，实则与其多年的驰骋疆场脱不了干系，一是他有常人所没有的军事战略思维，二是他有着一批肯为他卖命的部众。他平生戎马生涯，率其铭军纵横驰骋沙场，遇强敌屡出破敌之策。“公一呼劳，将士莫不奋激”[9]，于危难中给朝廷和国家解了不少燃眉之急。
此外，在征战中他也历练出胆识和计谋，知晓领导部属需大量的策略和胸怀。让部属做到的，他首先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实则是刘铭传在战场上领悟到的军事领导思想。“公性傲睨，厌华士，得贤才尊礼之”[10]，因此部下对刘铭传总能信服，甘愿为大帅披荆斩棘，效命疆场，为祖国和人民分忧解难。 在刘铭传从基隆撤军之后，立即前往台北府城指挥前线将士奋勇杀敌，对孙开华、章高元、李彤恩等一众将领总能在第一时间给他们进行关键指导。后来在沪尾战役中我军四面设下埋伏，等敌靠近，速将其扼杀，这与刘铭传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应该说沪尾大捷离不开刘铭传的军事指导。刘铭传亲临淡水，给担惊受怕的部众极大地增加了士气，也增强了打败法海军的信心，鼓舞了将士们的精神状态。对沪尾大捷有重要作用。
6、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