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写传蔚然成风，出版了大批作家传记。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丛书等。此外，还有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名人情结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自述丛书、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巨人丛书以及世纪风铃、名人自叙丛书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不以丛书形式出版的作家传记则更不胜枚举。对这些作家传记进行深入研究，显然有利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同时也有利于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本文主要从传记作家与传主的关系、传记作家的对话意识、价值判断、文体意识等几个方而对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的主体性进行考察，只有充分发挥传记作家的主体性，建立现代传记观，才能推动中国传统传记向现代的转型。
一、传记作家对传主的态度
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川主体性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人类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确证自己，文学中的主体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心〕。传记作家的主体性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烛照着传记写作的全过程，包括对传主的选择、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艺术手段的运用和对传主形象的再现与阐释等。
现代传记观最大的转变就是传记作家与传记主人公关系的改变。就像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到了20世纪，如同小说和诗歌的变化一样，传记的写作也发生了变化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与从前大不一样。他不再是那个一丝不苟、满怀同情的伙伴，不辞辛苦甚至是亦步亦趋地去找寻他书中主人公的足迹。不管是朋友或是对头，也不管是仰慕或是批评，他都是与之平等的人。一句话，他不再是一个记事者，他己然是一位艺术家。传记作家和传主关系的变化导致传记观念的开放和传记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不再把传主当作偶像崇拜，而是用反思性批判目光对传主进行评价和阐释。凌宇的《沈从文传》写出了传主的个体生命存在如何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过程，写出他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发展过程川。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使他跨出人生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摆脱了一般乡下人的常规生活而汇入时代潮流中心，为了实证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而写作，成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凌宇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尊重传主的主体性，同时又处处体现自己的主体性，表现出而对传主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时代巨变时的思考，以及作为大山的儿子而与传主产生的强烈的精神共鸣。传记作者在对传主进行历史还原的同时，也在表现自我和展示自我。传记作家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平等对待传主，抓住传主的精神实质与性格特征，才能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还原出真实可信的传主形象。
在传统传记中，传记作家主体性不强，体现在对传主的态度上就是往往抱着树碑立传的目的写传，以仰视的目光对待传主，跟在传主后而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他们眼里，传主形象完美无缺，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高在上的神。传记家为了美化传主，往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掩盖了历史事实曰。如凌宇在写到沈从文与一些现代作家的矛盾时，总是强调误解因素，或是将责任推给对方，好像传主从来不会犯错。沈从文对乡下人的理解，凌宇也主要是肯定赞美，而没有看到这种乡下人意识中的精神胜利法、麻木无知、狭隘保守、自欺欺人，对传主缺乏一种审视与反思的视角。对历史人物缺少批判性和反思性，正是中国当代传记现代性医乏的标志，传记作家不应抱着树碑立传的心态写作，而是要确立主体批判性，以反省的眼光来解剖传主复杂的人生与个性。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中，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关系都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传记家与传主在精神上能产生高度共鸣。传主成了传记家自我形象的投射，折射出传记家的影子。传记作家与传记主人公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传记家对传主的理解与阐释，影响到传记写作风格与传记内容的真实性。 因此，传记作家能否正确对待与传主的关系，充分发挥传记作家的主体意识，是树立现代传记观的一个重要方而。在这方而，周棉的《冯至传》处理得比较客观、得当。该书自问世以来得到学界一致好评，相关评论有几十篇，如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教授认为:《冯至传》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论述、阐释著名诗人、学者冯至的创作、治学和人生的学术性传记，有很强的学术性和独创性在我读到的作家传记中，这是科学的态度和深厚的功力结合得较好的一部。它有学术的永久性(孙玉石《冯至传》鉴定书，1998年6月21日)。作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批评意识和平等意识，与传主有强烈的精神共鸣，但是，没有抱着树碑立传的目的写作，在传记写作过程中能够直书无隐，客观地评说。谢冕先生认为，《冯至传;+对冯至先生一生的经历和创作上的得失，作出了科学而翔实的阐析和判断，特别是对冯先生50年代创作个性的丧失有符合实际的批评，更表现出可贵的学术品格(谢冕《冯至传》鉴定书，1998年6月18日)。司棉认为当代传记最大弊端是吹捧之风盛行，传主与传记家甚至互相吹捧，缺乏严肃的文学批评态度，失去文学批评家的本色，违背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模糊了作家的本来而目。他在《冯至传》中说:我虽不才，但对庸俗无聊的吹捧，向来鄙视和厌弃。我想，既然传主澄明无碍无滞，我又何必雕饰呢?既无须拔高，也不须隐讳。他认为:理解一个人相当困难，对一个思想型的作家和诗人型的学者而论，理解了他的作品，实际上也就理解了他的为人，理解了他所属于或代表的人生。困正因为对传主有深刻理解和反思目光，周棉写出了传主冯至诗人、作家、学者、教育家、外国文学界领军人物等多重身份、特殊成就和局限，再现了传主善良、诚实、谦和、质朴、淡泊、敏感、细腻、不趋时附势、甘于寂寞的精神风貌。
二、传记作家的对话意识
传记家与传主的关系不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关系，传记作家应该和传主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作家传记的本质是再现和表现的统一。任何一本作家传记的主人实际上都有两个:一个是显在的传主，一个是潜在的传记作者。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作家传记定义为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川。传记家要有对话意识和问题意识，和传记主人公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指出:历史展示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川。传记作家要想与传主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最好具有与传主同样的思想高度与文化修养，具有人格与精神上的独立性。
吴福辉的《沙汀传》是一部内容深沉、厚实的传记文学著作，作者通过与传主心灵的碰撞、交流和对话，写出他眼中的沙汀，描绘出沙汀包罗万象的丰富人生以及他复杂的精神世界。吴福辉说:传记是历史的造山运动的记录，是自然、社会对一个人的形成的诉说，也是传主本人外在行为与内在性格、心灵的生长，对自然、社会的反抗，或川页从，或又反抗又川页从的写照。这之间，传主和传记作者，不免会有心的交流和撞击。从这种意义上说，传记必然是以往的人与当今的人，彼此进行的一场关于那个人的历史性对话。
作者设计了独特的对讲式传记文学结构，设置了贯穿到底的与传主的对话，在一问一答中表达自己对传主的理解与认识。从对讲的结构出发，除了引文，还采用了不少沙汀本人及其师友亲朋的口头材料，这是讲述者的话，经过我的头脑和记录反映出来的，似包含了主、客双方。传记作者在写作时，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和表现意识，能够主动与传主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对传主进行理解与把握，对传主的思想性格行为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而不是被动地再现历史。作者抓住了沙汀的主要性格特征和思想特征，通过对沙汀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的再现，塑造出一个为了文学创作而饱尝艰辛、九死而不悔的文学探索者形象，传记家在对传主精神实质的把握以及心灵的对话和交流中，体现出深刻见解和深邃思想。袁庆丰的《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也有强烈的对话意识，传记作家与传主在精神气质上又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常常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作者在后记中说:书里书外的、看到的和而对的无耻与丑恶，常使我悲痛难抑、气郁难平，对这种双重的煎熬与折磨简直是忍无可忍。传记作家对传主的盖世才华充满钦佩，对其不幸身世感同身受，字里行间渗透了深切的同情，达到与传主心灵的水乳交融。正因为传记作家善于设身处地地展现郁达夫的心境，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传主形象鲜明生动、跃然纸上。
三、传记作家的价值判断能力
传记家不但要再现传主的生平事迹，反映传主的性格与精神世界，同时还要对传主的生平与格作出解释。优秀的传记作品在追求历史性的同时，不能只满足于实录，还必须有自己的历史识见和分析判断能力，否则传记只会成为干巴巴的资料长编，而无法构成完整的整体和自足的艺术品。任何传记作品都包含传记作者对传主的评价，是观点与材料的结合。传记的功能不仅是提供有关传主的生平材料和经历，而且还要对传主进行解释，这己经成为当代传记的一个重要特点。斯特拉齐认为:不作解释的真实如同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没有用处;艺术是一个伟大的解释者。传记家对传主的理解与价值判断十分重要，传记作家对传主有了整体认识后，片断、孤立的史料才能围绕一个中心被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传记家不但要写出传主做了什么，还要写出传主行动的历史动因和心理动机，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中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传记作家最好有与传主相同的思想能力，并且能站在当前的时代高度，拥有比传主更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在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时才能游刃有余，富有真知灼见。
由于传记作家价值判断不同，会导致对传主的理解与阐释不同。同样是茅盾传，丁尔纲的《茅盾评传》和沈卫威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对传主的人生与性格就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比如茅盾南昌起义前夕滞留庐山时，写了诗歌《留别云妹》，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8月12日的第146期上。沈卫威认为:这是他脱离政治激流的一份自白书，也是他作为文人的一种独特的告别政治舞台的方式。这是一首具有象征意义的脱离告别政治的临别留言。丁尔纲则认为说《留别云妹》是叛党宣言，不仅失实，而且近乎荒谬了。又如沈卫威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出发，赞同助父自杀说，并认为这与形成茅盾的胆J法性格和他以后的脱党有密切关系。丁尔纲则认为:近年来有人说茅盾给父递水果刀是助父自杀，甚至说是拭父。并引申出从此茅盾十分胆小怕事，以至说茅盾后来脱党也与此病态心理有关。真可谓奇谈怪论!两个人的观点可谓大相径庭甚至互相抵梧。实际上传记作者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体现了对传主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客观发生的历史实体只有一种，但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却有无数种，而且在不断丰富变化着。对不同观点应该允许其共同存在，而不是断然否定与肯定，那是僵化的二元对立思想的表现。而对复杂的历史事实，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上述两本茅盾传的作者在对待传主的态度上是不同的:一个以仰视的眼光看待传主，传主的形象是威严和高高在上的;一个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传主，不但把传主当作名人来看待，而且把传主当作普通人来看待，传主的形象更具人性。
20世纪前期、中期的鲁迅传和20世纪后期的鲁迅传在对传主的评价和阐释上就有所不同。对鲁迅作品的说明和诊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这就造成了鲁迅写作的难度。30年代，鲁迅逝世时被称为民族魂，40-50年代，以至60年代前半期，鲁迅的形象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旗手形象。早期鲁迅传将叙述焦点集中在鲁迅的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青年导师形象上，只强调鲁迅身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的一面，甚至不惜歪曲鲁迅形象，远离历史真实，鲁迅形象干瘪、枯燥、片而化。作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鲁迅被偶像化、神化和抽象化，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和空洞的能指。真实的鲁迅形象被遮蔽和割裂，人们只能看到被歪曲了的鲁迅形象。林志浩在《鲁迅传》中说自己1977年动笔写鲁迅传时，学术界受左倾思想的束缚还比较严重，他的鲁迅传强调塑造鲁迅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说自己在传记中重视对杂文的介绍和评述，是为了忠实于鲁迅丰富的战斗生活，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示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格。而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强调鲁迅只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正义感很强烈，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前驱战士。假使大革命来了，他也只是同路人，不一定参加什么政团的。从80年代初开始，鲁迅传记从观念和写法上都从单一走向多元，传记作家更重视作为人的鲁迅的复杂性、多样性，由研究鲁迅的外部世界走向对鲁迅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剥去了套在伟人头上的神圣的光环，传记中的鲁迅形象由神向人还原。王晓明的《无法直而的人生鲁迅传》写作目的是凸显传主的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抓住鲁迅偏于绝望痛苦的精神气质，重视对鲁迅的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的揭示。鲁迅不仅是民族英雄，也是一个平凡人。他由于软弱和对母亲的孝顺而接受包办婚姻，和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婚后拒绝同房，自己忍受巨大的痛苦，也伤害了另外一个女人。他重视经济独立，为了版税曾和北新书局老板打官司，他不喜欢做官，为了生计又不得不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科长。这种对鲁迅真实形象的还原不但不会有损于鲁迅形象的伟大，反而使鲁迅形象更加可信可亲。可见，而对同样的传主，不同时代的传记作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
四、传记作家的文体意识
传记作家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对传主的态度，对传主的阐释和价值判断上，还表现在传记写作中艺术手段的运用和人物形象的再现上。传记文学要还原出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就要充分运用多样化的艺术手段进行历史叙述，再现传主鲜明生动的性格。如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选择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典型事例，场面、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琐事描写，通过比较表现人物性格等等。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描绘了绍兴地方五彩缤纷的乡土风俗，中秋的赏月，重阳的登高等，无不散发出浓郁的民间气息，再现了周作人童年时的生活环境与人文熏陶，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对周作人精神个性和审美情趣的影响。文学性的描绘和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体现了传记作家的主体性与文学创造能力。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数量很多，但是缺乏精品。传记作家对传记文学的文体特征与艺术价值不够重视，不是叙述手法过于严谨呆板单一，使传记成为枯燥乏味的流水帐和资料长编，就是不重视科学性，虚构太多，一味胡编乱造，使传记成为小说。这是传记作家缺乏自觉的文体意识的表现，能够达到文学性和历史性完美结合的传记文学作品还不多见。不同传记作家对传主的艺术再现与艺术手段的运用，构成传记作品不同的风格，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在参考资料较少的情况下，立足于文本，运用女性特有的视角和轻倩灵活的文笔，写出张爱玲的神韵。余彬的《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把张爱玲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整体中，对她的历史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理论性和学术色彩较浓。胡辛在写《最后的贵族张爱玲》时，从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寻觅张爱玲生活的处境和语境，尽量运用和张爱玲语言风格相近的叙述语言，使叙述语言和传主语言浑然一体，不愿撕碎张爱玲的语言纤维，不愿搅混原汁原味的人生况味。孔庆茂的《魂归何处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文学色彩很浓，在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大量运用文学描写手段，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司美娟的《张爱玲情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以张爱玲的情感和婚恋生活为主线，在不背离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展开丰富的想象，将张爱玲与胡兰成、赖雅的婚恋始末，运用小说笔法娓娓道来，其间穿插了大量场景描绘、对话和心理描写，使所叙述的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宋明炜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资料丰富，对张爱玲的家族背景、赴港、与港大的关系、赴美后的生活、与赖雅的婚姻以及张爱玲生命的最后一幕都有详细的介绍。此外，作者还重视探寻张爱玲心灵的真相，不回避她人生遭际中的阴暗而，通过她的生平阐释她性格及其作品形成的原因。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属于学术传记，理论色彩较浓，重视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但是给人的感觉无法真正融入张爱玲的世界。
强调轶事的重要性是传记文体意识自觉的表现，轶事描写赋予传记文体以鲜明的个性色彩。就像谢尔斯顿所说:传记作家的职责往往是稍稍撇开那些带来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去关注家庭的私生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在这儿，外在的附着物被抛开了，人们只以勤谨和德行互较短长。口月中国当代传记家对传主轶事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还不够重视，对传主精神世界的探索还不够深入。如董健的《田汉传》、田本相的《曹禺传》、龚济民与方仁念的《郭沫若传》、丁尔钢的《茅盾传》等作品，重视对传主作品与文学创作活动的分析与叙述，忽视对传主日常生活、丰富复杂的情感生活的描写，使传记成了文学研究论著或作品分析集，塑造出来的传主形象干瘪、缺乏生气，不够鲜明。凌宇的《沈从文传》是一部文学色彩较浓的传记，书中有很多细节描写，加强了传记的文学性和生动性，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饱满。
传记不但要反映传主的生平经历和事迹，更要表现传主的性格;不但要叙述外部事实，更要叙述内部事实。茨威格在《自画像司汤达》中说司汤达: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创造他的性格，更加鲜明地突出他的性格。这实际上也是茨威格自己传记写作的宗旨，他致力于刻画传主的人格与精神而貌，而不是把传记写成生平经历的流水帐。现代传记应该以刻画传主性格为目的，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刻画出具有复杂人性的传主形象。只有树立现代传记观，才能推动中国传记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传记作家要有独立的文体意识，在理论上确立传记作家的主体性、文化的批判性、文本审美性等，建构具有现代性的中国传记诗学，把传记文学纳入当代文化语境中重新思考，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进行传记写作，使21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