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旨在对孟德斯鸠在文中提到过的对于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作出理解，并针对孟德斯鸠提出的“环境决定论”来理解当时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 《论法的精神》 中国形象 环境决定论
作者简介：胡蝶，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
一、西方的中国形象
（一）西方的形象
所谓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历史中生成的有关现代性“他者”的一套规则知识，是将西方文化表现的一种关于其他文化的幻象，表现了在西方文化里它们潜意识的一种恐惧和欲望。
（二）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轮廓
1750年前后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转折点。时值启蒙运动后期，中华帝国被镶入西方现代性观念核心的三套宏大叙事中，成为进步大叙事中的他者――“停滞的帝国”、自由大叙事中的他者――“专制的帝国”、文明大叙事中的他者――“野蛮的帝国”。作为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中华帝国既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三）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话语模式
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纵深处，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性叙事在差异和表现的话语模式中构建了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的眼里，西方是自由的，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是用来区分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分界的依据；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对立，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东方的专制主义的对立；东方专制作为“他者”，在地缘、制度与价值观念上为西方文明提供了文化本质主义判断的根据。
二、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东方专制主义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渊源
地理环境决定论由来已久，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欧洲与亚洲在自然、文明、制度和人性许多方面，都是完全相反对立的。亚洲是日出之邦，地域广阔、物产丰富，气候温暖怡人，景象与事务都显得壮丽宏大，人性也相对温和、软弱、耽于享乐，有奴性，易顺从，处在专制暴政下而不知做任何反抗与改变。与之相反，欧洲或希腊地理环境复杂，气候相对恶劣，谋生的艰难环境磨出希腊人或欧洲人活跃进取、爱好自由、渴望冒险、勇敢无畏的天性，地理环境决定文化个性。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进一步表达了这种地理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并加入了一种种族优越感：“一般来说，寒带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欧巴罗民族富于勇敢精神，但缺少技巧和智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至今仍是比较自由，但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也没有表现出统治别的民族的能力。亚洲民族则富有技巧和智谋，但性格卑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仍处于从属和被奴役的状态。位于中间的地理位置上的希腊民族则兼备以上两种民族的品质。它既富于勇敢精神又有智谋：前者使他们成为自由人；而后者则使他们成为治理得最好的民族，而且只有它一旦能完成政治统一，它就有能力统治。”
（二）西方的“东方”地理
在西方文化中关于东方的视野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近东，古希腊时代的时候是波斯帝国，中世纪的时候是伊斯兰世界，近代则是指奥斯曼土耳其萨菲波斯，可能还包括埃及。这一部分的东方在地理上显示的比较真实，如伊斯兰教与东方专制国家政体。第二部分的东方主要指印度次大陆，可能还包括斯里兰卡、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这部分东方主要是因为在地理与文化上距离较为遥远，形象都比较模糊和神秘，这一部分在古罗马时代进入西方国家的视野，但一直没有像第一部分东方那样在政教方面表现出确定的同质性。第三部分东方在东亚，以中国、日本为主，包括朝鲜与印度支那两个半岛。第三部分的东方最为遥远也最晚被“发现”，以至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它在地域上属于东方，但在文化上缺难以融入东方。
（三）西方的“东方”文化寓意
在西方的文化视野中，“东方专制是东方或亚洲的政体特征，也是‘东方性’的某种本质。因为专制政体是建立于人的奴性基础上，而人的奴性又是由亚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专制概念在古希腊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中，不仅划分了专制与民主的政治秩序、东方与西方的地理秩序，还有野蛮与文明以及文明征服野蛮的文化秩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十五章讨论了民事奴隶制的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
东方专制主义话语复兴于启蒙运动，也正是启蒙运动时期，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形成。东方专制的中华帝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自我构筑的他者，成为西方自由大叙事中的一部分，内向警示，外向排斥，既使自由西方避免落入东方专制主义灾难中，又可以使西方向东方扩张获得自由消灭专制的正义理由。
三、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三权分立”理论
（一）孟德斯鸠和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启蒙哲学家都是些欧洲中心的世界主义者，他们的哲学要为人文世界立法，就像牛顿为自然世界立法一样。他们将用理性照亮世界不同的地区，那里的土地、人与文化，他们将不允许有任何暖昧不清的事物与制度，就像不允许任何邪恶与黑暗。自然环境决定论的精神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思想之一。牛顿在自然界中发现了自然法（Natural Law），孟德斯鸠希望在同一种科学精神指导下，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法则。孟德斯鸠全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有关东方专制的思想，东方专制不仅是政体概念（专制）、地域概念（东方），而且还是一个文明概念（东方专制主义）。
孟德斯鸠不仅解释现存的事实，还在解释必然的规律，而一旦将关于具体事实的解释推导到普适适用的规律，另一层意义就出现了：自然环境决定政体制度，从风俗到法律，如果自然环境不变，风俗与法律也就不能变，政体也不能变。所以，欧洲不可能有长期的专制政权存在，而亚洲人又不可能摆脱专制政体，这是由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决定的，“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当美国人、法国人以《论法的精神》尤其是其三权分立的学说为基础制定宪法、拟定《人权宣言》时，孟德斯鸠的理论给他们一种激进的信念，因为西方人注定是要自由的，他们的自然环境决定他们的自由。而当印度人、中国人要以民主精神、三权分立的体制改造他们的政体时，孟德斯鸠的理论却一变而成为保守的，因为亚洲的自然环境注定他们在专制暴政下呻吟或沉默的“宿命”。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最激进也最保守。
（二）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三权分立理论的内在联系
按照孟德斯鸠的体系与方法，先确定一般原则，而后具体论证。孟德斯鸠首先划分出三种政体，然后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框架下，论证三种政体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间存在的状况与必然理由。
孟德斯鸠将古今政体分为三种类型，正真关心的不是政体的组织机构，而是政体的行为及其与国民特性的关系。考察政体的行为，主要在于考察其统治对法律、公正的态度，对国民自由、思想和生活状况的态度。专制君主为个人与家族利益统治其臣民，统治本身就变成某种压制。专制主义国家中法律也是统治者随心所欲进行统治的工具，专制君主统治下的臣民不过都是奴隶，他们生活在一种被奴役的、暂时的和平与永远的恐惧中，人身与财产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人们都想及时行乐，没有进取心，没有人格尊严与正义感，没有思想与个性，没有诚实与信用，连专制政体下的教育都是培养奴隶的卑贱性格的。在孟德斯鸠的理论中，专制主义无疑是一种邪恶的政体，它是东方政体的特征。政体的选择决定于自然环境与国名精神，所以，正如他的著作的标题所指明的，他探讨的是“法的精神”。
（三）孟德斯鸠对中国形象的困惑与抉择
中国形象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经常造成孟德斯鸠理论体系的盲点。至少在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性质确定问题上，孟德斯鸠时而显得斩钉截铁，时而又表现出犹豫不决。因为，如果他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关中国的论述就不可缺少。中华帝国是一个东方大国，而且两个世纪间欧洲接触到大量复杂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如何在这些资料基础上将中国形象纳入他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中，使中国形象明晰并确定下来，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却无限麻烦的问题。
在《论法的精神》中的一份附录《之资料》中，孟德斯鸠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混杂政体，其中专制的成分较多……也许有少许共和制的成分……当然还有君主制的成分……这三种温情的因素加之相适宜的自然条件使得中国的政体延续至今；因而，如果说帝国的强盛使其成为一个专制主义的政体，那么这也许是所有专制制度中最好的了。”
孟德斯鸠必须选择，是为了中国素材牺牲他的理论原则，还是为了他的理论原则牺牲中国素材。按照他的“原则”，中国地处亚洲、东方，而且地处极东之东；气候不是酷热就是严寒；而且地域辽阔……这些特征都符合东方专制政体所具备的条件。这样，中华帝国就不可能不是专制帝国，否则就是他的理论出了问题。尽管大多数传教士描述的中国政体状况不符合专制主义，孟德斯鸠还是选取了反面证词，将中华帝国定位为专制帝国。但只凭一句论断：“从各方面看，中国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既无君主制的荣誉，也无民主制的道德可言……”，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因此他的推论每展开一步，他都必须做一些修补性说明，似乎中国的“例外”情况太多了，令他的原则为难。但不管多么为难，孟德斯鸠的抉择对西方中国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