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篇论文本着以探讨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意象的艺术独创性及其内蕴为目的，结合作品荒诞的基调、民族化的语言以及作者呼喊生命、对话狂放热血的酒神精神的创作意图，来试图论证《红高粱家族》中意象的艺术魅力与精神高度。笔者最终发现，莫言对其生命激情和血性天地的竭力张扬与笔下的意象塑造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意象是前者的介质和化身。《红高粱家族》意象从表现方式到所含内蕴，到与作品意识的关系，再到成为中国式酒神精神的象征而进入世界视野，无一不显示出其中内蕴的生命意识和作家字里行间所倾吐的酒神精神，由此可说明笔者论题的合理性。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 意象 生命意识 酒神精神
莫言于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其作品深深打上了“寻根”以及“民俗乡土小说”的烙印，这种文学性格在其以荒诞张扬的想象力来宣扬恣肆的生命意识中被默认、感染。《红高粱家族》的受捧，应归功于高密这片刚烈肥沃的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系列骁勇、血性、多情的人物，以及作品中不可忽视的强烈意象，其中显现出莫言观照爱情、死亡、战争和历史的理性眼光，尤其是他一并将活跃、能动、善感的主体溶进了乡土和年代，表达了顽强生存和战斗性燃烧的生命意识。在作者称“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山东大地上，上演着侵略反击、欲望情仇、生离死别的生命大戏，张扬着自由强劲的力量与本能。
一、线索意象与结构意象的交替性显现
五部中篇充满了多种意象，而选取主要的且从功能上分类笔者要提到的是作为线索意象的“红高粱”，以及作为其中某个部分（《狗道》）的主题层面的意象――狗。
“红高粱”作为全书随处可见的意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它以鲜明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点，同时，也起到了串联地点、人物，渲染情节，推动故事发展，记叙时间的多种作用。首先，从其特点性征上说，《中国大百科全书》记：“高粱，禾本科……性喜温暖，抗旱、耐涝……（后有各种用途以及地理分布）”{1}从中可看出这种北方人民赖以生存的谷类是几千年来物质和文化的代表物，莫言成功抓住了这一承载种族记忆或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也就是成功找到了回返最邃远的生命源头的途径。而高粱的特性也暗喻着这同种同乡的人民与它一样，向往光明与力量，用最原始的生命力抵抗着自然、历史降临给这片土地的一切非难和祸端，质朴本能地以抗争的姿态生存着。而色彩也作为一种表达的声音闪耀着生命存活的态度，颜色词往往在民族心理有某种情绪指向，代表某种象征，承担特定的含义。“红高粱”里的义项“红”是强劲的生命律动的化身，红是血，是生，也是死。中国文化对“红”的崇拜已深深嵌进民族无意识中，它是蓬勃也是伤痛，是血腥与践踏下的孱弱，也是激进的活力和拼搏的战斗力。其次，从情节作用看，“红高粱”出现在所有震撼人心的场景中，而高粱自身由绿到红到黄的生命变化周期也引导着情节的起始终结，这种同步无疑表现出高粱也是作家设计的话语结构的一部分血肉。如在高粱的风姿摇曳下，“我爷爷”和“我奶奶”实现了蔑视人间道德规范的最为原始粗野又最纯真的性爱结合。再如，余占鳌等人对日军进行的残酷报复，与江小脚、冷麻子之间的相互残杀，高粱都明显地作为一种目睹情节冲突（具体为战争）的在场性象征――意味着顽强的战斗力和极具生命意识的野蛮的本能。
而除了上述的线索意象对于强有力的生命律动的严密连贯的彰显，莫言也极善于运用充当主要指向寄托的结构意象，这里主要是指受到热议的“狗”意象。有学者称：“人狗的战争带给人的是关于生命本质的启示和思考。”{2}笔者深为认同，可以认为是莫言特意创造出一种怪诞的非理性的情节化意象去对小说人物的生命意识进行本质探源。在与这种凶狠生物的力量比拼和最后一搏的冲撞中，人的求生意识得以彰显、爆发，人性与畜性相比，人更有对存在和死亡的善意以及对本真的认知渴望。“狗”的意象表现方式意在传达一种失了理智的疯狂厮杀，在杀红了眼的求生状态下作者可以借助“狗”的形象任意描摹人的原意识状态。所以，用意象的话语塑造人的历史和状态是应该被注意和称颂的。而再次上升到整体中心题旨和作家创作意图层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结构意象在作用上并不会对作为线索意象的“红高粱”望其项背，在莫言厚古薄今的忏悔与歌颂中，狗的历史转化成人的历史，狼性附身的狗向人类历史冲击，最后迷乱狂热的兽性又荡然无存，于是莫言说：“光荣的人的历史里掺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可恶的狗可敬的狗可怕的狗可怜的狗！”这种悖论式的规律在人狗间进行，动物映射人的可怖的原型，也同时表现并激发着人的生命能量。这种采用局部突出对人畜界限淡化的手法，是对人类优越意识的警醒与贬低，也恰恰是对生命原始形态的高声召唤。
笔者只选取两种意象来探讨，却不禁称赞莫言是难得地将线索意象和结构意象同时创造得深入人心且不见与题旨和意识有一丝背离的作家。这种线索意象与结构意象交替显现，且在结构意象出席并唱重头戏时，线索意象可以自然退场，并在一波非理性的高潮后承接，继续平稳地渲染诉说，将生命意识的浪潮推动得自然流畅，完成使得意象自身得以鲜活和揭示主旨寓意的双重使命。
二、生命意识的介质和化身
本部分在讨论意象与狂野恣肆的生命意识构成了何种内在关系时，着重分析生命意识的凸显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以及意象作为什么样的元素存在着。
首先，生命意识在开篇就像一片火红的高粱地，呼啸着映入了眼帘，火红的高粱象征了高密百姓骨子里的不羁和对生命的渴望，尤其是性意识。莫言把野合的部分写得不直白但又轰轰烈烈直插心底，不含蓄又有微微神秘的味道，高粱俨然是宣泄人性、表达对性对欲望渴求的最直接介质，同时作者也利用作为“旁观者”的高粱申明了对丑恶、病弱、道德伦理束缚的拒绝和鄙视。而人――无论是余占鳌、戴凤莲还是罗汉大叔等所拥有的勇气、狂热其实又都来自于这片高粱，故而高粱是全书生命意识最直接、最原始的介质和物化形式。
其次，意象是苦难和自然力量对人逼近胁迫的化身。高粱的生命周期与人的生命阶段息息相关，人迷醉奔放高粱强壮健硕，人颓靡高粱亦颓靡。日军发动攻击时，“高粱齐声哀鸣，高粱的残破肢体成直线下落成弧线飞升”“高粱无声无息头颅落地”{3}；奶奶弥留之际，“所有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打在高粱梢头”{4}；当“我”在风云已逝后回到家乡时，满眼竟是杂种高粱，“它们遍体流通的暗绿色毒素毒害着我的思想，我在难以摆脱的羁绊中气喘吁吁，我为摆脱不了这种痛苦而沉浸到悲哀的绝底”{5}。所以，“高粱”不仅仅是一种张扬传播的介质，它也是一种苦难的化身，关于战争动乱的苦难，关于死亡给人的胁迫和绝望，关于人类自身发展无路、文明退化的种种困境，而作者对于“我要生存”“我热爱生命”“我高唱初始的自然形态与生命力”的表白和呐喊统统是在这种苦难的“变形”化身中实施并最终实现对读者的震撼的。
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如风般从不停息，有高粱的地方就有对生命积极形态的呼唤，对一切热情与挣脱的崇尚使得火红的高粱成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图腾（某种程度上其直接衍生物和高粱是同性同源的物质，作者意图基本一致），从而成为莫言对于表达精神维度的必要介质与活起来的传奇化身。
三、中国式酒神精神象征
酒神精神即狄俄尼索斯（酒神）{6}原则下的精神指向，是一种与生命意识在极致境况下趋向一致的迷狂、过度、非理性的精神境界，与规范下的内省、自律的日神精神相对立。哲学人类学认为“生命意识”是人类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体察，而酒神精神是一种对生命极致美的追求，在对前者充分赞扬之下，两者已建立了某种内在联系。即使从概念上看，也显而易见，酒神精神的自我认可、自我迷醉是生命意识极端显现的状态。至于《红高粱家族》，可以说是前者在中国不加遮掩和包裹的物化形式，其对生命原欲的书写和对生存热情的歌颂的背后，“主谋”无疑是生命意识体察下汹涌的酒神精神。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不仅将酒神精神视为古希腊人生存状态的概括，更将之看作是人类所有民族共有的生命状态和审美境界。以这种视角，中国的“仁”“中庸”“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依托更符合日神精神，善于内省和涩敛含蓄是传统文明的标签。所以，莫言所展现的迷乱恣肆、不羁奇勇的状态是一种压抑的生命意识的咆哮和对日神精神的反叛与蓄意谋杀。这种“超越”“悖逆”恰体现了80年代对题材内容、表现手段、文艺观念的全方位追求，也体现了对传统的一种唾弃和挣脱的欲望，一种走向世界实现超越的诉求。具体到意象上，“红高粱”展示了性爱的狂欢、对邪恶的片甲不留的残暴、对死亡与毁灭的无惧甚至是张狂的蔑视，“狗”突出了强悍的人的生命能量、人的动物性生存态度的复归等等，都使《红高粱家族》代表了中国式的酒神精神，也在人们心中留下标识性符号，不可避免地与某一象征意蕴发生微妙却深刻的关系。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世界文艺界获得了有关类型化文学的国际化特征、中国人“新颖”的精神状态、接纳追寻现代主义的决心、类于西方人面貌和形态的发现，从而，上述意象与世界文学视角（主要是西方文学眼光）达到了某种必然的审美契合。
对于《红高粱家族》的意象何以达到中国式象征的高度，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因其突出的对一个时段文学性征的代表作用，更因为，莫言创造的意象本身的优越性和艺术审美力就在于它们具有极强的“中国式”的民族意味，而非一般没有民族精神内蕴的花鸟鱼虫。高粱供养着黑土地上的人们，高粱酿酒滋养鼓动着人们，这种吃食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北方习俗的具象范式，加之，莫言对于中国历史、战争和乡村性格的精准把握和利用，使高粱和其衍生物――高粱酒成为一种集团（部落或民族）的图腾。高密黑土上的高粱和酒，就像蒙族的马、陕北的黄沙和北方农业文明中的黄河。而将酒神精神、生命意识与民族性三者浑然融汇的则是“高粱酒”这一意象，它本身就凸显了莫言呼喊酒神的意图和理念；与其他意象如“红高粱”“太阳”等的联系又贴切生动地展现着民族形式和民间语言；在具体呈现方式上，莫言刻意将酒赋予了生命原动力的指定意义，将酒变为诗一般沉醉、升腾、勃发的象征，并巧妙地融入中国元素使其与种族内涵不可分割（如高粱酒勾兑了“我爷爷”的尿更加醇美甘甜），从而达到酒与人、生命意识与中国式酒神精神境态暗喻的统一。
由此，意象在民族性上竭力触摸东方文明，同时源源不断地为高密大地上野性原始的民族输送着勇气与温情的慰藉，将生命意识写得汪洋浩瀚可以为中国人所动，又包含坚韧与柔软两者，以酒神精神为核心，架构起尼采认为的发泄情绪里隐蔽的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并串联起不同类别的物形成文本范式的系列的中国式象征意象，抒发出人类在个体消失后的绝望痛苦，并在这哀嚎声里获得关于生的极大快意。在我们眼含热泪与跃跃欲试的激昂热情中，生命意识与酒魂都向我们挥手高唱，血红的高粱和醇浓的酒泼进高密东北乡健硕的肌肉里、滚烫的血液里。莫言成功地将属于中国人的意象幻化为利器，沾着富有生命意识的酒，划烂一切对生命的束缚，那样自由奔放，亦醉亦醒。
诚然，《红高粱家族》并非只取胜在意象，但其与“荒诞”“无意识”“非理性”挂钩的现代性的意象呈现方式无疑是进入世界视野的必要条件，其中充满的荒蛮迷醉的自然生命情趣，依靠着莫言对自然、对原欲、对存在主题本身的探索体察和对远古文化先民生命状态的遥想。总之，这种生命力本体之美，使得《红高粱家族》的意象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失去学术价值和艺术魅力，而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学史上有明珠之光的意象范例。
{1} 胡乔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2} 孙芳薇：《论〈红高粱家族〉中的动物意象》，《文学评论》2012年第9期。
{3}{4} 莫言：《红高粱家族》之《红高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5} 莫言：《红高粱家族》之《狗皮》，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6} 狄俄尼索斯：古代希腊色雷斯人信奉的葡萄酒之神，他不仅握有葡萄酒醉人的力量，还以布施欢乐与慈爱在当时成为极有感召力的神。
参考文献：
[1] 陈可人.浅析《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的象征意义[J].文史，2012（11）.
[2] 孙芳薇.论《红高粱家族》中的动物意象[J].文学评论，2012（9）.
[3]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
[4] 邓芳.从生命意识到酒神精神――论《红高粱家族》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1）.
[5]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杨恒达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