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红高粱家族》讲述的是爷爷奶奶那一辈中国“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它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成为莫言在西方世界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姜智芹曾专门撰文“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 探讨莫言在英美市场受到欢迎的原因。另外，也有少量期刊论文和硕士毕业论文对《红高粱家族》的英译进行了论述，但他们的着眼点基本都在语言和翻译风格层面。
2.英译本之评价
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是《红高粱家族》的最权威英译本，译者为土生土长的美国汉学家Howard Goldblatt（以下称葛浩文）。两届普利策奖得主John Updike（2005）写道：“在美国， 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 这个人就是葛浩文”。译本1993年在纽约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 多年来在美国市场未曾绝版。但仔细对比原著和译本，发现在翻译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不少空白、缺失和变异之处。作为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潜藏其后的无声话语值得反思。
3.英译本之“症候”分析
“症候”的概念来自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路易斯・阿尔都塞将其与结构主义学说融合，在《读资本论》中提出“症候式阅读”这一新的阅读方法和文本解读理论，“认为一个文本不仅仅只说它看似要说的东西，它的显在话语背后必然有无声话语存在，就像无意识的症候深藏其后一样”（王继贤，2008： 45）。根据这一理论，文字表述中的空白、失误、沉默和缺失等就是潜藏在旧的问题体系中，不被人意识到的新的总问题的症候。通过它们能够找出在某一篇著作里起决定作用的理论问题体系，这启发我们深入文本，对Red Sorghum进行反思性生产性阅读。而译本中的潜在“在场”，同原文本的显在“在场”形成阅读的张力，也使症候式阅读成为可能。
3.1空白与缺失
在译文开篇是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回顾：I had learned to love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 with all my heart， and to hate it with unbridled fury. I didn’t realize until I’d grown up that … 反观原文，“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句到译文中消失了。
小说中描写奶奶的死亡时评论“生得伟大，爱的光荣，奶奶荣垂不朽！”，明显借用和改造了毛主席对刘胡兰的评语“生的光荣，死的伟大”。这句话到译文中也不见了。
综观上面三例，译本中的空白是译者有意为之，因为前例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的基石，与英语世界读者的主流意识是相悖的;而第二例中被删的是口号，属于政治术语，第三例中的政党名则是不同的政治势力间用来划分派别的指称。总的说来它们都属于政治话语。“作为纯粹观念的东西向物质世界转化的过程，政治话语首先要实现的任务就是把自己转化为足以唤起参与者政治热情的概念、术语”（徐纬光，2006：3）。而这正是不同意识形态间最易发生争论和分歧的地方。为使作品顺利进入译语文化市场，译文中原政治话语的缺失便成为译者的选择。
3.2模糊
译本中有两个人物：“Pockey Leng”和“Little Foot Jiang”，这明显是绰号，让读者感觉似乎他们被写进小说仅仅是由于具有显著的外貌特征，甚至可能被误认为是两个滑稽角色，可有可无。实际他们在小说里具有重要身份：“冷麻子”得名于鼻子周围的十几颗黑麻子，是国民党支队长;“江小脚”是游击队“胶高大队”队长。他们和余占鳌同为当地的抗日力量首领，却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上演了一场为各自利益、生存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两人为抢枪支针锋相对，互相言语攻击“国民党的部队和共产党的部队”。译文中这些党派名却被他们俩人的外号直接取代，政治色彩再次被冲淡。
原文中提到“八路军”的地方，到译文中全部被模糊化传达。例如第四章“狗道”第四节中，游击队江队长面对余占鳌对“联合”的质问时，有一大段话，充满“我党、我们八路军”一类的政治概念，在译文中被简化成了一句，人称也变成了 “us， our”。
“名称从来就不单单是一个符号，而是名称负载者个人属性的一部分;这一属性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保护，他的使用必须排他地、审慎地仅只归属于名称负载者本人”（卡西尔，1988： 138）。作为著名汉学家，而且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已经二十多年，葛浩文不可能不熟悉“八路军”这支中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隐藏于政党和军队名称缺失和空白这些症候背后的，是对整个政治实体的淡化。这些变化就是症候，根源在于生活实践和文化教养形成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一定的文学素养和特定的心理机制等。
3.3变异
译本中评价戴凤莲是“a trailblazer for sexual liberation”，容易让西方读者联系到自身社会中的性解放浪潮，即20世纪60至70年代发生在西方世界的一种挑战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性解放的内容包括非婚性行为、开放式婚姻、同性婚姻等。小说中的戴凤莲确实和丈夫之外的男人发生过关系。但真正关键的是通过这类事情所张扬的原始生命意识。戴凤莲勇于冲破婚姻的牢笼，寻求所爱;敢于与父亲抗争，甚至断绝来往;她撑起了酒坊的经营，成为全乡最富有的人家;为了支持抗日，让唯一的儿子奔赴战场，自己也在为部队送粮途中饮弹身亡。所以作者称她是“个性解放的先驱”。从“个性”到“性”一字之差，戴凤莲的形象便被弱化。 译文提到主角余占鳌和戴凤莲的关系时，用了“adulterers”一词。“通奸”在美国许多州被认为是犯罪行为，而原文的“桑间濮上之合”来自《汉书・地理志下》：“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后因称男女幽会（夏征农等，1999： 1364）。可见作者强调的是他们身上充溢的原始生命活力和本真欲望，而非道德评价。一词之异，感情色彩上批判或负面的成分大大增强。
4.结语
症候式阅读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阅读均受制于主体的理论先在和“成见”。译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读者，自然也受制于此。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英美市场接受较好的英译本，几乎都是英美学者翻译的。而英美译者在决定接受和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时，受他们长期以来由学校（学术界）、报纸电视（新闻界）和好莱坞（娱乐界）在他们脑海里形成的历史性知识、事实性知识和观念性知识的支配。
由于经济和历史原因，总的来说英语国家的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远远低于中国读者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程度。英译汉语文学作品时要在忠于原著和译本可读两者间取得平衡十分不易，一着不慎，就会招致批评。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各种方法，不免在译本中留下了痕迹。阿尔都塞指出，“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在论证中只能看到文本的连续性，只有采用‘症候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已说出的文字中辨别出沉默的话语”（Louis Althusser. 2001： 94）。通过这种深层次阅读， 被表面话语所压制的“历史”、“政治”、“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问题将重新登场。
参考文献：
[2] John Updike. Bitter Bamboo： Two Novels from China [N]. New Yorker， May 9， 2005.
[3]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王继贤. 沉默的“消亡”――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在《山火》中的实践[J]. 读与写杂志，2008（09）.
[5]夏征农等主编. 辞海1999年版彩图本[Z].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6]徐纬光. 现代中国政治话语的范式转换――以中国共产党为考察对象[D]. 复旦大学，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