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毕亮，我们首先会想到他的短篇，这在长篇盛行的当下显得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既不利于成名，又于出版无益，进而影响收入，然而正是基于对文学的认识与自身的定位，这样的坚持显得难能可贵。他写他熟悉的、经历的、看到的和听说的，从生命经验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叙述文体，并秉持一个作家的责任和理想揭示在耀眼辉煌的大都市深圳的暗角里，一群卑微生命的煎熬和挣扎，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精神困境。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毕亮的创作，正是在践行着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存在理由是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深圳这座偏于一隅的小城，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发表之后，迅速成为了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大都市，这一方面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跨越，经济发展确实速度惊人，以至于GDP总量都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经济愈益向着纵深处的发展推进，横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现实状况明显地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状态，越来越显得暧昧不明难以判断，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这其中，无论如何都无法被轻易忽略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物质与精神之间越来越严重了的不平衡状况。一方面是物质世界的日益强大，是欲望被强烈刺激所必然导致的物欲横流，另一方面却是精神世界的严重被挤压。现实世界中，人们所赖以存在的精神空间在物的强力挤压下，变得日益逼仄狭小。许多精神的悲剧，正是在此种情形下被逼无奈生成。毕亮不足一万字的精致短篇小说《假面游戏》，所集中透视表现的，正是一个物化时代里一个理想青年的精神悲剧。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王朗的时代青年。在当下这样一个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王朗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自己一种相对高远的精神追求。虽然住在深圳一个生存条件极其简陋的出租房内，但王朗却有着自己一个相对完整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中的他，不仅经常读诗，而且还极有爱心，在网络上积极参与着一个以保护流浪狗为基本宗旨的爱心组织：“卧房传来点击鼠标、敲击键盘的声音，王朗无动于衷，继续操作网站管理平台，上传残疾流浪狗照片。”“王朗目视病床上沉睡的父亲，疲倦、苍老、消瘦，似条只剩半条命的老狗。他在他们志愿服务的保护流浪狗爱心机构，见惯了一条条遭人遗弃老得掉牙、病入膏肓的瘦狗。”同时不能忽略的是，王朗不仅对于流浪狗充满着爱心，而且也还是一个心系父母的孝顺青年。在得知父亲患病的消息后，他想方设法四处拼凑着父亲的手术费：“楼上有硬物坠落，碰触瓷砖地板，噪音刺耳。王朗说，我爸病了，得给家里汇钱。再等两年，行吗。想到要借款，凑手术费，王朗如临大敌，抖手翻查手机通讯录，他才发现混到二十七岁，能开口借钱的朋友，实在没几个。”
然而，在这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普通打工者王朗的精神追求，竟然显得很有几分不合时宜的奢侈味道。他的前女友，名叫肖菲，曾经为了他做过两次人流。尽管曾经一度志同道合，但时代的严酷还是从根本上导致了他们之间情感裂缝的生成。面对着王朗高远的精神追求，肖菲越来越感觉到难以理解与苟同：“终于，肖菲忍不住抱怨，我连条狗都不如。又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做了。”“肖菲说，王朗你想想吧，做那个保护流浪狗的志愿者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有空你真该为家人多考虑，实际点，少干那些没用的。”深圳年轻、高效、务实、膨胀，终究还是在肖菲的内心里催生了对另一种生活姿态与生存哲学的向往，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既然已经有情感裂缝形成，那么，肖菲的最终必然弃王朗而去，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好在肖菲虽然去了，也还有另外一位名叫杨晓琳的性情女子等在那里。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杨晓琳与王朗的精神契合，源于杨晓琳曾经有过非常糟糕的一段情感经历。应该注意到，杨晓琳曾经对王朗说：“认识你离开他之前，知道吗，他失业了，经常喝醉酒，抡起拳头打我，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绝望。幸亏你出现，还记得我痛哭时的样子吗？！对我来说，你是一道闪亮的光芒！”以这样一种难得的精神契合为前提，王朗与杨晓琳走到一起后，的确度过了一阵平静如水、安之若素的日子：“每天下班，他们坐地铁一前一后回到泥岗城中村租屋，择菜炒菜，淘米做饭。有那么几天不愿做饭，他们就去楼下的川菜馆，点一份乌江鱼火锅，吃一顿‘大餐’。平时他们没有其他娱乐消遣，朋友、同事结伴去夜店或KTV唱歌，他俩基本就宅在一室一厅的租屋，读各自喜欢的诗集、小说，或者打开DVD看盗版影碟，那种欧洲文艺片、台湾新电影。该休息了，他们卧躺床榻，会聊起小说和电影里的某个细节，闻着楼下飘来的烤肉串、生蚝的油烟味入睡。”对于这样的一种生活，他们感觉很知足：“王朗和杨晓琳过得知足。”
假若仅只是王朗与杨晓琳两个人所构成的二人世界，仅只是他们二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故事的结局应该是很圆满的，而关键在于，他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总是难免要面对各种来自于二人世界之外的其他异己力量不期而至的袭扰。这一方面，对他们相对自足的生活状态影响极大的，便是突如其来的那位王朗当年的发小张达。让王朗未曾预料到的是，尽管在当年的学习过程中自己曾经对于张达多有帮助，但现在突然现身的张达却已经俨然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气象与派头：“张达住后海，是豪宅。王朗对张达的发迹充满好奇，但他忍住没去探问打听。巡视室内阔大的空间、艺术的装饰、精致的摆件，他内心那杆秤逐渐失去平衡，似有一头饿狼在五脏六腑撕咬，痛得无比凌厉。对比他简陋的租屋，逼仄的客厅、厨房、洗手间、阳台，张达的居所太那个什么了――奢华。”张达的奢华居所对王朗与杨晓琳自然构成了极强烈的精神刺激，以至于“归家的夜里，王朗和杨晓琳第一次没有读小说、看电影，彼此一会沉默，一会扯着不着边际的话，只字不提内心的波动”，“夜深了，他们床上似铺满刺条，两人挪动肉身辗转难眠，连夜间那些奇怪的声响也没能勾起他们深入谈话的兴趣和欲望”。王朗与杨晓琳长期的生活习惯之所以一下子就被袭扰到支离破碎的程度，正源于物质力量的过于强大与精神支撑的太过脆弱。实际上，也正是在过于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强劲挤压下，王朗他们尤其是杨晓琳的精神世界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形。虽然王朗仍然坚持着要参加保护流浪狗的线下活动，但杨晓琳却要破天荒地去听一次讲座了。一次什么样性质的讲座呢？一次“主题是‘敲开成功之门’”的讲座。由“读小说、看电影”的“文艺范儿”而摇身一变郑重其事地要去听成功学讲座，杨晓琳内心世界里隐秘变化的发生一望可知。
当然，最耐人寻味的根本变化还是发生在王朗身上。面对着发小张达的突然现身所导致的杨晓琳微妙的心理变化，王朗坚定的内心世界也开始有所动摇了。当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杨晓琳说：“也许是我错了，你是对的”的时候，一种对于自我价值追求隐隐约约的怀疑与否定就已经在生成过程之中了。到最后，在海边，当王朗他们再一次承受着来自于成功人士张达们的人格侮辱之后，王朗他们终于出离愤怒了：“王朗和杨晓琳斜倾后颈站立门前，似一对遭人嫌弃的弃儿，备感屈辱。杨晓琳面色苍白，盯着咖啡色木门上的金属锁孔，陷入沉思。王朗安静的面孔变得愤怒，似莽林里游走饿慌了的野兽。他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面对着王朗强烈的诘问目光，“杨晓琳盯着王朗看，呼吸急促。她说，肯定是错了，咱没钱，也没资源！”一句“没钱，也没资源”，所彻头彻尾地道出的，正是王朗与杨晓琳这样一些潘棵悄谛睦镂蘧〉谋哀与苍凉。究其实质，也正是在外在物欲的强力挤压下，王朗们的精神世界方才被迫彻底变形的：“王朗瞳孔燃烧起火舌，面孔由愤怒变为狰狞。他在想他为什么不会游泳，孩童时期溺水经历令他感到害怕，水草的纠缠、死亡的气息如影随形。他抖了下背后的双肩背包，那三张面具还在。他挺直腰杆，站门边，等待。似乎也只能等待。”王朗还能等待什么呢？置身于当下这样一个物质化时代，王朗最后等来的，恐怕也只能是一种精神变形的悲剧性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