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当代学者已经对于明世宗崇道缘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大致看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遵循尊崇道教的宗教祖制;延续朱明皇室崇道的传统;明世宗即位之前生活环境的影响;明世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决断;明世宗多疑自负性格的影响;明世宗对求嗣、助淫、求长生的个人需求;维护统治、挽救危机的尝试。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于宗教史、政治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明世宗;道教;君权
明世宗嘉靖皇帝崇道缘由之研究，一直是道教研究或明世宗研究中的主流。在言及道教自身的发展演变、道教与明代政治之间的关系及明世宗时期政治等各个方面时，都深深地受到明世宗崇道影响。明世宗之后，明朝社会众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错综复杂，积重难返最终走向灭亡，明清众多学者基本以封建传统儒家伦理角度看待明世宗崇道，更加注重政治方面的影响启示。在改革开放前，论及明世宗崇道缘由，大多片面的将其定义为受落后的封建迷信影响，相关的专著更是少之又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在明世宗崇道缘由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更好地吸收西方历史的研究方法，突破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思维模式和学术政治化的价值取向，从多角度的探索问题，取得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一、遵循尊崇道教的宗教祖制
在封建时代，皇帝的个人信仰对社会能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历代帝王对道教态度不一。曾召南在《明代前中期诸帝崇道浅析》提到明太祖在制定全国典章制度的同时，确立了以儒学为主、释道为辅的三教并用政策，尊崇道教以为化导民众工具的宗教国策。太祖是在首尊儒术的条件下尊崇佛道二教的……是出于巩固大明统治的需要，出于政治上的利用。为达到道教“益人伦，厚风俗”的社会作用和维护统治的政治作用，道教在明代几乎始终处于隆盛的地位。吴春香在《论明代三教融合对道教的影响》中提撰《释道论》《三教论》等著作，阐明利用和扶植道教的指导思想，为整个明代三教并用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后继者多奉了三教并用和优宠道教的政策。曾与吴的论述都不仅仅指出了尊崇道教这一国策的原因，而且指出了尊崇道教的具体规章制度保障，思路清晰的论证了明代宗教国策对后世的影响。
二、延续朱明皇室崇道的传统
明成祖尤崇真武神，大建武当山宫观;明仁、宣宗尊崇道士刘渊森;明英宗督促道士于正统十年（1441）完成《正统道藏》的编纂刊印;明代宗逐级提拔道士蒋守约为礼部尚书，使掌太常寺事;明宪宗过分优容正一道首领张元吉，首开道官传升制度;明孝宗热衷于内庭建醮，搜索奇方秘书，糜费万计;明武宗喜佛，但亦不排斥道教。众多的学者都对朱明皇室崇道程度进行了阶段划分。其中晁中辰在《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一文中将明朝皇室崇道分为两个阶段，明成祖开明朝皇帝崇道之风和崇道之风至嘉靖、万历而盛极。曾召南在《明代前中期诸帝崇道浅析》对明世宗之前时期进行了划分，太祖、成祖、仁、宜祟道又抑道，英、代、宪、李、武宗渐开只崇不抑之端。晁与曾的论述都体现了朱明皇室崇道传统的延续，推动了明世宗最终将道教推崇到顶峰。
三、明世宗即位之前生活环境的影响
人的成长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后者尤为重要。黄霞平在《道教皇帝明世宗》指出，世宗生于湖广安陆兴王府，古属荆州，荆楚之地百姓迷信神鬼、崇尚巫术的风俗，至明无大改变。道教势力在当地社会环境下影响很大，不可避免的对生长于此地的明世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明世宗对道教的感情，应最早来自其生父兴献王的影响。何孝荣在《论明世宗禁佛》中指出：“朱vz本人也崇信道教。”朱vz不仅与藩府之地道观的道士往来甚密，自号大明兴国纯一道人，而且声称假寐时见道士纯一入宫而后世宗生，为其出生附加道教色彩。唐玉萍在《明世宗崇道研究》又提到：“明世宗的母后蒋氏笃信道教，对他的影响颇大。”成长于如此家庭环境下，明世宗父母的言行对其影响是深远的，明世宗自然建立起对道教、道士的感情。
四、明世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决断
明世宗以外藩入主朝政，政治生命安全蒙在一片阴影中。何孝荣在《论明世宗禁佛》文中指出武宗崇佛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世宗对此有清楚认识，禁绝佛教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朝弊政的改革。李建军在《明世宗与道教》也说道：正德年间佛教名声败坏、威望下降，客观上为不甘寂寞的道教潜在势力创造卷土重来的契机。抑佛崇道在明世宗新政改革下展开。
崇道不仅在于推行新政的需要，而且维护最高统治地位更需如此。李建军在《明世宗与道教》言及，明世宗主政初期受到后宫张太后为首的先朝得宠皇亲贵戚及内侍势力的威胁。采用隐蔽和缓的崇道斗争来打击其佛教信仰，巩固了世宗正统地位。程志强在《明世宗崇道研究》提明世宗要证其君权来自上天祖宗所授，“张皇纲”与以杨廷和为首大官僚提高阁权、限制皇权的意图发生尖锐的冲突。世宗议大礼推重本生，而他们以灾异告谴之说极力反对。最终通过崇奉道教，世宗建立起与上帝、鬼神的直接联系，将灾异的责任推卸给群臣，借机打击异己，巩固了他的政治权威。
五、明世宗多疑自负性格的影响
性格决定命运，明世祖性格多疑自负更促使其在崇道道路上走的更远。关于明世宗性格的描述，唐玉萍在《明世宗崇道研究》中指出其刚愎暴戾、独断专行。石衍丰在《明世宗崇尚道教之特点》也言其有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品行。因此，程志强在《明世宗崇道研究》文中认为，虽议大礼以血腥镇压终获胜利，但群臣结党对抗君权的刺激使其终生不能释怀。其后张璁、桂萼以反杨廷和而得宠，夏言以独立于张、桂而获信，严嵩以孤立得宠，而最终失宠得罪皆以被怀疑结党擅政。君臣间的猜忌使世宗一开始就与内侍、道士亲近，相信其在神仙上帝和道士法术的保护下，用乩仙和天意打击异己，使人感到恩威莫测。唐玉萍在《明世宗崇道研究》指出：“明世宗以神、王二道并尊……表明他既是人间的皇帝，又是仙界的帝君。”以此双重身份来排遣他由于入继的特殊性而产生的自卑感。 六、明世宗对求嗣、助淫、求长生的个人需求
关于求嗣，黄霞平在《道教皇帝明世宗》说到，世宗登基近十年无子嗣，使其十分着急。嘉靖十年起道士邵元节在钦安殿主持建祈嗣醮坛，随后皇长子与次子相继出生。晁中辰在《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提到嘉靖帝能继承皇位因正的第无子，其称帝久无子嗣，想通过斋醮保佑早生、多生子。客观上求嗣的成功，更促使嘉靖帝相信道教能主宰人的生死祸福。
关于助淫，李建军在《明世宗与道教》提到，明世宗生性好色，中、晚年以后渐感力不从心，将道教烧炼术派上用场。在黄霞平、唐玉萍、曾召南和程志强的文中都指出，众多仙人方士多以春方、媚药、房中术等形式进奉，多次选幼女入宫以作炼丹之用。
关于求长生，则由最初一般祛病发展到狂热祈求长生成仙。在黄霞平《道教皇帝明世宗》指出嘉靖帝体弱多病，太监劝诱斋醮以祈福消灾，但正值其锐意礼乐，且对道教长生不老持怀疑。然壬寅宫变等事件发生，认为其死里逃生是崇信道教的结果。程志强在《明世宗崇道研究》言明代诸帝大多享年不永，如何长保帝位，世宗把希望寄托在神仙保佑和道教方术上。
七、维护统治、挽救危机的尝试
李建军在《明世宗与道教》指出，嘉靖中叶以后，边境战火连绵不断，财政危机渐趋严重，民心躁动不安。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稳定人心，明世宗对道教法术产生了强烈的梦幻，企望道教出来助他一臂之力。同时，周致元在《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一文中也指出，明世宗朝君臣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也举行了一部分祈神和修省行为。当然这些宗教活动都是荒唐无稽的，最终正如李建军在《明世宗与道教》所说的那样，明世宗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只能以“养性修命”“清心寡欲”为教条的道教来施行自我麻醉。
改革开放以来，古老的中国越来越以开放的姿态迎接西方文化的冲击。多元化角度地看待问题的热潮因此而兴起。由此看来，研究明世宗崇道缘由，就不只是一个历史学术课题，而且也是在为当代人的精神追求谋求一条出路。此工作不仅意义重大，且任务艰巨。综上所述，我在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明晰明世宗崇道的本质缘由，虽然明世宗崇道的缘由很多，但要分主次、内外因。许多学者在谈及缘由时很多，但没有突出明世宗崇道最主要的原因。其次，要分析明世宗中后期道士个体、官僚大臣对其崇道的推动作用。明世宗对个别道士十分尊崇信任，个别道士也对明世宗有所牵引崇道。官僚大臣为得到世宗的青睐，也积极推动世宗从事斋醮法事崇道。再次，表明明世宗崇道深入中的波折性缘由。明世宗崇道道路是个发展的过程，有前进，也有倒退。许多学者只是强调明世宗崇道的步步深入，但没有论及明世宗崇道进程中徘徊甚至短暂倒退的缘由。我认为，只有这样明世宗崇道缘由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和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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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程志强.明世宗崇道研究[J].南京晓庄学院，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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