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全球化实践的深入推进，将空间维度置于唯物史观的优先地位，确立交往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交往优先；空间；社会发展
随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研究，“交往”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打破了社会发展的传统格局，被传统“生产中心主义”历史观和线性历史观遮蔽的时代已经走向终结，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交往开放的全球化时代。不交往就没有出路，不交往就没有发展，马克思交往理论无疑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是对社会发展可能性问题和延续性问题的科学解答，是深刻把握全球化的重要哲学理念。因此，在世界大交往大发展时代，很有必要将空间维度置于唯物史观的优先地位，确立交往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
一、马克思“交往”范畴的当代定位
全球化实践已向世界昭示，“交往”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优先维度，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价值亦将更加得以凸显。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交往”范畴的理解和解读仍然是众说纷纭。因此，重新定位马克思“交往”范畴，深刻理解“交往”与“发展”的内在关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理论问题。
当前，对马克思“交往”范畴的阐释，国内理论界主要存在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通过比较分析，笔者发现，这些观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交往”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并且主要可以概括为前置、延伸、并列、整合和包含五种关系。笔者认为，要客观而准确地定位马克思“交往”范畴，必须既忠实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也要立足于当前的社会发展实践，应当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阐明。
马克思“交往”范畴并非生产关系的过渡性概念，而是有其独特明确的内涵，它既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抽象与概括，也是人类全部生活的基础性环节，具有能动的实践性、动态的历史性、丰富的社会性和辩证的生产性。因此，马克思的“交往”是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界定，它涵盖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个人、社会集团和国家等主体间形成的各种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关系总和。既是一个关系性范畴，也是一个活动性范畴，是二者的统一。因此，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既不是与实践并列，更不是超越实践这个唯物史观的总范畴，而是与“生产”并列的“实践”子范畴。
综合考虑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本文对马克思“交往”范畴作如下理解：交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主体（包括个人、阶级、民族、社会集团、国家等），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之所需而相互作用、交互活动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统一。其中，物质交往是一切交往活动的基础，它决定和制约着包括精神交往在内的其他一切交往活动和交往形式。这种理解的特点，在于它体现了交往的主体间性、交互性和实践性。
二、空间维度在唯物史观中的优先地位
20世纪后期，随着世界市场的快速拓展和“空间转向”的延伸渗透，空间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维度。在此之前，“空间”长期被社会发展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边缘境地，甚至如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等一些人认为，“空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空场”，“空间”长期被湮没在唯物史观所编织的时间维度中。
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交往理论蕴含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间维度，主要是从交往方式的纵向演进阐释社会形态更迭的有序性，而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空间维度侧重于从交往空间的横向拓展来说明社会空间的增容和结构的流变性，二者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最终都要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之中。因此，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既不要用时间概念去替代空间概念，也不要用空间维度取代时间维度”，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共同建构起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时空坐标系”。
从早期的循环时间观，到近代的机械线性历史观，最后到当代社会空间观的确立，人类社会历史观的演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和认知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对以异己面目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大自然充满畏惧和崇拜，只能被动适应，甚至无所适从。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只关注自己的生存，可以说，当时的人类根本还没有历史的观念，也即没有纵向进步的社会时间概念，而只有四季轮回、昼夜交替的自然时间概念。客观世界完全独立于主体的人而存在，人类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主体性精神，人的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也不明显。因此，早期人类社会始终在一种四季循环、日夜更替的境况下缓慢发展，最终塑造了人类早期的循环时间观。
直至近代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之后，人们逐渐产生由世俗之城走向上帝之城的进步史观，这可以看作是线性历史观的雏形。但真正的线性历史观还是在培根、牛顿开启近代科学后才开始形成。随着科技、知识和生产工具的发展，人类的科技理性、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开始不断积累，人类的生产成果和知识成果日益累积，并最终让人感觉到不可逆的时间下隐藏着某种客观的因为知识和生产积累而进步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进程时刻左右着人们的存在与灭亡，并使人们最终陷入了以时间为中轴的线性历史观。但这种线性历史观毕竟是封闭、隔绝环境下的产物，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人们的社会空间感与日俱增，最终打破了以时间为中轴的线性历史观。
从学术史角度来看，马克思是最早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把握全球空间的思想家，而其全球空间思想主要蕴含于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在全球空间时代，随着世界交往的发展和社会空间的拓展，民族、国家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狭隘地域性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个人。对马克思而言，空间是一种历史环境，是生产空间的总和，是不同市场的领域，是将被日益不受束缚的资本“消灭”的天然距离与阻力。
可以看出，这里的空间并非仅仅指人类不断进行能量物质交换的自然空间，而是主要指“人化自然”下的社会空间。从哲学角度来讲，自然空间是一个纯客观范畴，而社会空间是一个主体性范畴，即主体自觉把握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程度，由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及其关系结构组成，它具有主体性、后天性、结构性和流变性等特点。正因为如此，社会空间才会成为一个呈不断积累扩大趋势的主体性空间。“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为了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不断从事各种实践活动，而随着生产和分工的扩大，就会打破自然空间的限制，由原始地域交往开始走向民族、国家的交往，进而扩大为世界交往。每个人、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都积极参与世界交往，最大程度地吸收和利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和全球资源，既缩短了各自的发展时间和发展落差，也使社会空间拓展转换，从而使发展道路呈现出“自觉形态”的多元的主体性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与时间维度相比，空间维度更能深刻阐释历史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更能体现个人、民族和国家的主体性。也即，人的主体性不仅在于发展生产力，更在于发展交往力，越是优先发展交往工具和交往能力，越能凸显社会发展的主体能动性。因此，确立空间维度在唯物史观中的优先地位，不仅能够反映出世界大交往中社会空间的拓展以及世界历史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于阐释当今全球一体化和理解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跨越具有重要意义。
三、交往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
马克思曾经指出，交往本身就是生产力，社会发展既是一部生产史，更是一部交往史，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是从物质交往开始的。从现代系统论角度看，任何系统只有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即在本质上保持开放才能持续获得生存与发展。社会系统当然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开放的有机系统，为了避免和克服自然发展中的无序性，就要靠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交往，这样社会系统才能充满活力、生机勃勃，才能逐渐进化到今天如此发达的程度。
在“交往”范畴受到普遍关注之前，传统的“生产中心主义”历史观始终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发展观。“生产中心主义”历史观其实就是 “生产中心论”，本质上是只承认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单方面决定作用，严重低估交往、需要、分工、阶级斗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庸俗的和机械的社会发展史观，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严重曲解。这种错误的社会发展史观主要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及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巴尔特等的极力鼓吹，至于斯大林式的“生产中心论”，更是这种社会发展史观的集中体现。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给予了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比如，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曾经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由此可见，社会发展不是由生产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合力推动的结果。在这些诸多因素中，交往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无疑具有优先地位，应当优先投入，优先发展。
从交往与生产的关系来看，交往和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活动，彼此不可分割，相互交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以交往为前提，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离开交往，生产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根本无法进行，“鲁滨逊”式的个人在社会之外从事生产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交往亦是人的本质体现，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交往活动的凝固化即形成社会关系，因此，确立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显然是具有一定逻辑前提和理论支撑的。这里的交往并非简单排序，也并非要动摇甚至否定生产劳动这个唯物史观的基础，而是在同等有限条件下，优先发展交往与优先发展生产相比，更能够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产生更大的社会发展绩效。事实上，交往本身也是生产力，通过扩大交往规模、优化交往机构，能够实现量变和质变的统一，从而更好地促进生产，推动社会发展。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演进来看，交往是社会发展的“接力棒”和“倍增器”，不仅使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得以延续和共享，而且能够产生令人惊叹不已的加速、提速效应。狭隘的地域性交往难以保持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交往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和交融性，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就在于资本的世界交往性。资本如同一把利剑，劈开了一切民族和国家的藩篱，将整个世界整合成一个全球社会共同体，“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可以看出，交往推动社会发展的效力非常明显，从而使节约时间、拓展社会空间、优化社会结构、推广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实现社会创新和社会跨越成为可能。
当今的世界是交往开放的世界，随着人们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理解和运用，“生产中心主义”历史观日益被清除出人们的头脑，人们已开始确立交往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把交往视为社会发展的优先视角、优先变量和优先途径，以此达成社会发展的最佳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