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8年3月，张东荪于《时事新报》创办副刊《学灯》，以期“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其关注点始在教育，并未注意到《新青年》及其倡导的“文学革命”等话题。后一篇剧评意外地让《时事新报》及其《学灯》成为了《新青年》的批评者，双方相互针对，常带意气。在带有敌意的交锋中，《学灯》也有意无意改变了自己的话题与立场，进入到《新青年》的论域中。与此同时，张东荪做出一系列改善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尝试与努力，最终在“五四”前使《学灯》与《新青年》逐渐确立“立异以求同”的对话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学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和地位，以往学界对其研究相对薄弱，尤其忽视了它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关键词〕《新青年》；《学灯》；张东荪；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197-08
引言
1917年4月，张东荪接替张君劢担任“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主编。〔1〕面对民初“尝试共和”的挫败，宣言“不谈政治”的张氏希望能在《时事新报》上“另辟讲坛”，“专以灌输文明为职志”。〔2〕故在当时“不死不生”、“无办法”的政局中踌躇近一年后，于1918年3月创办《学灯》。
在鲁迅的印象中，《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早期“讥笑、嘲骂《新青年》”。〔3〕傅斯年也曾说《时事新报》“和其它做革新事业的人故意的挑剔”，对于《新青年》则一向“是痛骂的”。〔4〕不过，如当时与《学灯》关系密切的茅盾所言：《时事新报》“‘五四’以前，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其后急变而以提倡自居，副刊《学灯》曾在上海青年学生中有过一个较深的印象”。〔5〕他注意到《时事新报》及其《学灯》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经历过一个由“反对”到“提倡”的转变，并在后来的新学界有过较大影响，成为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6〕张静庐后来也说：在新文化运动后，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为一般新学界所欢迎……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7〕
按国民党的《觉悟》副刊创办于1919年6月，已是在五四学生运动发生之后，当时新文化运动大盛，故其创刊之初便以提倡新思潮自任。〔8〕而《时事新报》及《学灯》则是从“攻击新文艺、新思想”，“痛骂”《新青年》急变为以提倡新思潮自居，这一转向不仅巨大，且过程复杂。《学灯》是何时、如何“痛骂”《新青年》，又是在何时、为何转变态度，其过程仍值得探讨。
既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多侧重《新青年》与北大师生辈，而于其他各群体如何关注并加入（赞成和反对）《新青年》话题的讨论，从而在多方互动中形成更多新话题的情境了解较少。本文通过梳理《学灯》的转变过程，考察《学灯》与《新青年》复杂而具体的对话与互动，以期加深我们对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之一――《学灯》本身的了解，同时能够从另一侧面丰富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复杂的兴起过程的认知。关于《学灯》的研究中，虽有两篇博士论文，但可惜均未注意到《学灯》对新思潮态度复杂的变化，对《学灯》与《新青年》的互动关系也未多着墨。（吴静：《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9年；张黎敏：《〈时事新报・学灯〉：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彭鹏此前在著作中对《学灯》关注点的变化已稍有涉及，惜未深入。（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162-172页。）此外，袁一丹在《“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对《时事新报》与《新青年》的论争已有涉及，但文章同样未涉及《学灯》的转变。（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一、意外的交锋：一篇剧评引发的敌意
《学灯》本由《时事新报》“教育界”栏扩充而成，报社同人“慨夫社会之销沉，青年之堕落，以为根本救治之策，惟教育事业是赖”〔9〕，故创刊时便明确宣称其宗旨是“促进教育、灌输文化”。〔10〕《学灯》初期的征稿范围包括：学艺上之意见、教育上之意见、对于近来出版物之批评、对于全国各学校之批评、教育上之讽刺画、学生关于修养之实验。〔11〕除“对于近来出版物之批评”一项较模糊外，其他都明确指向学艺、学校、学生。稍后，又征集揭发“学制之荒谬，教具之堕落，学风之卑下”，以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调查报告、参观校园所得等文章。〔12〕
由此看出，《学灯》初创时乃是以教育为重，意图通过讨论教育问题向青年学生灌输文化思想。因关注点相异，《学灯》并未参与《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等话题。然而本无太多交集的两种刊物，却因“马二先生”的一篇剧评，引发了争论与对立，甚至导致了《学灯》论域的转变。
1918年8月3日、4日，《时事新报》的另一副刊《报余丛载》“剧坛”栏连载了署名“马二先生”的《评戏杂说》，批驳《新青年》登载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论中国戏剧的几封信。
《新青年》本不关注戏剧问题，只是偶然间在讨论白话文时曾连带谈及中国戏剧的改良，或批评旧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或批评“戏子打脸之离奇”，或主张“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13〕北大学生张厚载（I子）在看到这些讨论之后，觉有不当之处，遂投信反驳。胡、钱、刘、陈对张氏来信亦作出答复，其中刘、钱在回应时态度激烈，用语颇不雅训。刘将戏剧目为“一大夥穿脏衣服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钱玄同则将戏曲脸谱比作“张家猪肄记‘d’形于猪鬣，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关于张厚载致《新青年》信及胡、钱、刘、陈对于旧剧的意见，可参见《通信・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620-625页（卷页）。马二先生的文章正是因此而作。 “马二先生”原名冯远翔，民初以编剧、评剧得名，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主要作者之一，为《报余丛载》写剧评有年。〔14〕应该说，马二对中国戏剧的了解远胜《新青年》诸人，故他在《评戏杂说》中批评胡适论高腔不过为“限于方隅”的“遁饰”之辞，谓钱玄同不解脸谱为戏剧所需化妆术之一种，又反驳陈独秀否定中国剧的美术价值。他以内行的身份指出胡、钱、刘、陈四人“与中国剧绝少研究，既不深悉其内容，辄敢悍然诋詈之，宜其言之多失当也”。除有关戏剧“学理的研讨”外，马二在行文中亦多带意气，甚至直指刘半农“脸皮之厚直如十重铁甲”。〔15〕他之所以出此重言，或有社会关系因素牵扯其中。张I子亦长期为各报章撰写剧评，与马二同为剧界中人，故他此番作文维护，言辞尖刻，恐非完全没有掺杂感情因素。
中国传统士大夫对民间戏曲多半抱有鄙视、怀疑或爱憎交加的态度。然自清末以来，言论界的领袖开始注意戏剧的启蒙作用，并提倡戏剧改良。〔16〕马二亦是受此观念影响之一人。他曾担心梨园经营者迎合社会之心过重，而戏曲“移风易俗之旨渐没”，故替戏剧正名，谓其“可以改良风俗，感化社会，实属于文学的范围，而美术之上乘也”。〔17〕就观念而言，马二在当时并不守旧。而他此次与《新青年》交锋，可谓是老新派与新新派的一次较量。
马二此文大大激怒了《新青年》同人，而登载该文的《时事新报》也成为了胡、钱、刘、陈迁怒的对象。
胡、钱、刘诸君皆称自己“向来不看《时事新报》”，但听闻“这报上有个马二先生大骂我们”，胡适、刘半农尚有意借来一阅，“以便答覆”；钱氏则认为这种文章“不但不必答覆，并其原文亦不必看”，甚至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时事新报》：“那上海的一班‘鹦鹉派读书人’，为筹画嫖赌吃着的费用起见，或做鸳鸯蝴蝶体的小说，或做某生某翁体的小说，或画全身不相称的美人；其别开生面者，又有什么‘黑幕’，什么‘剧评’。此等人所做的东西虽然种种不同，而其价值则一，要之皆是脑筋组织不甚复杂的人所做的事业而已。”钱氏所说“黑幕”、“剧评”皆是《时事新报》的重要栏目，上多刊登“黑幕”小说及“鸳鸯蝴蝶派”的文章与讽刺画等。钱氏对此“鹦鹉派读书人”颇为不满，极尽挖苦嘲讽，以近于谩骂。批判之余，亦要划清界限：“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刘半农、钱玄同：《通信・今之所谓“评剧家”》，《新青年》第5卷第2期，1918年8月15日，187-188页（卷页）；胡适：《通信・论句读符号：附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1918年8月14日），《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年9月15日，301页（卷页）。其实刘、胡诸人未必“向来不看《时事新报》”，《时事新报》在一年多前刊载过刘半农翻译的《马赛曲》，很可能就是刘主动投稿。（刘）半农译：《马赛曲》，《时事新报・报余丛载》，1917年2月12日、20日，第3张第4版。正式将《时事新报》置于《新青年》的对立面。
马二此文影响深远。两个月后，胡适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他不仅将马二此文中语――“中国人何必看外国戏”，“中国戏何必给外国人看”――放入“可使人肉麻，或可使人叹气，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的“什么话”专栏中，更在轮值《新青年》主编时，特意设置一期“戏剧改良”专号回应马二。〔18〕
值得注意的是，登载《评戏杂说》之前，《时事新报》对《新青年》的态度其实并不明确。而《报余丛载》只是形式传统的“报屁股”，所载内容常为非新闻非时评类的小说、诗词、戏曲等消闲文字张静庐曾回忆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副刊“都是登些红男绿女的小说和笔记，甚至引人入迷的鬼怪神话，和诱人作恶的黑幕秘诀”。（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32页。），本不能代表《时事新报》同人的主张。进而言之，马二长期为《报余丛载》撰写剧评，多为就剧评剧，此次针对《新青年》所论只是偶然之事。与《时事新报》所持立场并无太多关联。正如上文所曾言及，《时事新报》《学灯》等与《新青年》因关注点有所不同，故论域本无太多交集。偶有涉及，也多是投稿者个人的观点。如此文刊出几天后，《学灯》登载了一篇盛赞《新青年》的读者来稿。此稿作者为胡适的绩溪同乡黄觉僧，他对《新青年》诸君的佩服溢于言表：“吾邑胡适之先生，前年自美归国，与《新青年》杂志社诸先生共张文学革命之帜，推倒众说，另辟新基，见识之卓，魄力之宏，殊足令人钦佩。”〔19〕胡适对此文亦有所耳闻：“《时事新报》上有一篇赞成《新青年》所讲文学革新的文章”。或许如果不是稍早几日，马二那篇剧评使《新青年》诸人已有成见，他们看到这篇“极赞成我们的文学革新论”的文章，很可能亦会将《时事新报》目为同道中人。〔20〕
马二此篇剧评引发的连锁反应，阴差阳错地将《时事新报》整体推向了《新青年》的对立面，成为《新青年》同人眼中不屑与之为伍的“此辈”，此后亦多冷嘲热讽。而《时事新报》同人也开始以《学灯》为对垒《新青年》的主战场，这一角色逐渐改变了《学灯》初期以教育为重的特色。
二、“痛骂”《新青年》：意气的批评者
在《新青年》一派冷嘲热讽的刺激下，《学灯》重新改订宗旨、调整专栏，有意识地尝试介入《新青年》一派所主导的话题。
1918年9月底，《学灯》刊登《本栏之提倡》，特别申明其于各主张之中“注重之所在”，除与原教育特色有关的“教育主义”“教育制度”“教育事情”“教师”“学风”等五类内容外，又新增两主张：“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21〕《学灯》于此时提出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实有所针对。当时，《新青年》正与《东方杂志》展开“东西文化”论争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可参见王元化《杜亚泉文选序》，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1993年，8-12页；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与《新青年》极端排斥传统文化、单纯强调“科学”不同，《学灯》不仅主张尊重原有文化，同时强调应将“哲学”与“科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除宗旨有所变化外，《学灯》亦对专栏进行了调整。1918年10月底开始，陆续增设“思潮”“新文艺”“科学丛谈”“译述”等栏目，登载蓝公武《论欧战后之和平会议》、泰戈尔话剧《邮政局》、克鲁泡特金自传等文；原“讲坛”栏连载梁启超以白话撰写的“修养谭及思想评论”；原“教育小言”栏更名为“小言”，内容不再仅限于为教育发声。此后，《学灯》新设专栏比重日趋增大，关注点逐渐被思想文艺取代，有关教育的内容渐剩无几。
同时，为了顾及外间（特别是新派）的观感，《时事新报》裁撤了最为《新青年》同人所攻击的“黑幕”。《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时事新报》，1918年11月7日，第1张第1版。周作人当时也攻击黑幕小说为“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非人的文学”，主张“应该排斥”。见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9页。12月初，进一步取消了与《学灯》占据相同版面、相间出版的《报余丛载》，而将《学灯》改为“除礼拜日外，每日刊行”。〔22〕
此时《学灯》的调整，既源于与《新青年》对垒的需要，也与“研究系”整体转向有关。由于政治上的失意，“研究系”同人相约“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23〕张东荪自誓此后“对于文化思想的鼓吹，当唯力是视”。〔24〕随着“研究系”在思想界日趋活跃，《学灯》的地位也上升至与《时事新报》正张并驾齐驱。
调整后的《学灯》与《新青年》主导的思想文艺革新运动产生了诸多联系，然而由于双方互有意气，《学灯》同人在针对《新青年》所讨论的话题立言时，往往使用批评的口吻，你来我往中充满了火药味。
1918年10月，《学灯》刊发“好学”《贞操问题》一文。文章开头即说：“偶见某杂志有论贞操问题者。”此处所指即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贞操问题》。在此文中，“好学”反对胡适所言“贞操完全为个人的”，而强调贞操实是“教育上之问题，当然为社会的”。他甚至嘲讽胡适“反对贞操，其理由不免可笑，足证其读者甚少耳”。〔25〕稍后，针对早先被《新青年》同人冠以“鹦鹉派读书人”的嘲讽，“好学”毫不客气地回骂其为“狂妄”“轻薄”“破坏”的“乱骂派读书人”。〔26〕
半个月后，“好学”针对白话文问题再次发表《言文一致之提倡》一文。此文极力赞扬梁启超的白话作文实践：“近来梁任公先生做了几篇言文一致的讲坛，不但是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而且是改良文艺，所以一班青年读了，总有些感动。”但对同样提倡白话的《新青年》，却有意用一种轻蔑的语气批评之：“从前有个《新青年》杂志，他亦提倡白话，虽他以白话做诗，不免矫枉过正。”〔27〕张东荪也同样强调梁启超讲坛对白话推介的影响：“我自从看了梁任公先生的讲坛以后，就觉得白话是非常的切要，颇想拿白话来译高深的哲理书。”〔28〕或许是对《新青年》主导白话问题的舆论略有“醋意”，故他们有意以梁启超的讲坛文为引子欲另立门户。这种尴尬的心态后来被傅斯年讽刺为“‘别人却不算回事，只有我们梁任公先生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29〕
《学灯》同人立论虽时有针对《新青年》，言辞尚较为委婉。而它登载的一封聊止斋《对于〈新青年〉的批评》的读者来信，用语则颇为尖刻。此信作者即前文提及的张I子。张氏本对《新青年》所提倡的“废文用白”，“改良文字，极表赞成”〔30〕，但由于受到《新青年》诸君的攻击，遂投稿《时事新报》还击《新青年》。此时，他转而将“废文用白”、“废唱用白”归为“迷于理想之主张”，并批评《新青年》的“论调与理想，本各以趋于极端为能事”。而对其中“尤极端者”钱玄同“废汉文而用罗马文”的主张大加鞭斥：“凡有国民性之人决不出此。而有水平线以上之常识者，无不反对者也。”更攻击钱“所以不惜发为狂言……乃竭力欲抛弃本来冬烘学究之面目，以自厕于新学派之列耳”，乃为“看见禽类得势，便自认为禽类，兽类得势，又自命为兽类”的“蝙蝠派读书人”。〔31〕
一个多月后，曾遭钱玄同嘲讽“画全身不相称的美人”的沈伯尘亦针对钱废弃汉文的主张创作了一组漫画，并发表于《时事新报》新创刊的“泼克”上。此画将钱玄同描写成了没有“人心”的新学家形象：他为了学习罗马文，不惜以“罗马犬之心易其心”，然而易心手术后“试读罗马拼音，人聆之则居然罗马犬吠也！”漫画与按语见《时事新报・星期增刊“泼克”》，1919年1月5日，第3张第1版。应该说沈氏的“罗马犬吠”与张I子非禽非兽的“蝙蝠派”均充满了人身攻击的意味，鲁迅认为其恶劣程度“同没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儿子’一样”。〔32〕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时事新报》对《新青年》此类近乎“卑劣”的攻击主要针对钱玄同一人，正是由于钱过于旗帜鲜明，往往将观点稍有不同者乱骂出大门去。〔33〕所以《时事新报》在回击时，也常难掩心中的意气，正如张东荪所言，“因为看了满眼的‘准狗’、‘粪谱’，不免感情异状，下笔也就激烈了”。〔34〕
后来傅斯年在与张东荪论辩时提及此事，称《时事新报》的记者“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理性的骂人画”。〔35〕并指责张东荪是“和北京大学惯作对头的……他今天登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投稿，明天自撰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文，今天指明了骂，明天含讥带讽的说着”。〔36〕而张东荪也同样批评《新青年》“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37〕
《学灯》和《新青年》交锋初期，由于互有敌意，所以始终摆脱不了互相谩骂嘲讽的对话模式。由表象来看，他们确实是“惯作对头的”；然而双方对于革新事业的主张并非I格难入，正如茅盾所观察到的：《时事新报》同人“也是主张着新青年派所宣传的‘新文化’，然而他们一面还是反对新青年派”。对于这一吊诡的现象，深悉内情的茅盾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对于新青年派之战斗的态度感到过激，又一半也是有点醋意，因为新青年派当时在青年界的影响太独占的了。”〔38〕然而，这种带有“醋意”的意气之争，并不是《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所真正希望看到的双方的“对垒”状态。后来张东荪亲自主持《学灯》，便是试图改变这种敌对关系的一次尝试。 三、立异以求同：《学灯》与《新青年》关系的改善
1918年12月，张东荪主持《学灯》后，增设“新文艺”一栏，登载新体诗文。1919年初，张借蓝公武《文艺论》一文连载于《时事新报》头版，作为其支持文学革命的先导。此文所提出的近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写实文学”，“是生命的活文学”等主张〔39〕，实是对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之声援。同时，《时事新报》记者孙几伊拟将胡、陈等编入“新人物及新事业”一栏推介其革新事业。〔40〕稍后，《学灯》连载蓝公武与胡适的系列通信，二人秉着切磋商榷的态度在“贞操”、“拼音文字”、“革新家之态度”等问题上展开了讨论。双方均着力于推进革新运动，用语亦谦逊诚恳。〔41〕应该说，《时事新报》同人对于《新青年》所提倡的革新思想文艺的主张多有共鸣，正如张东荪所说：“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不晓得的”。然而由于《时事新报》主张“建设”新文化，对《新青年》“不是将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是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这一侧重“破坏”的激进态度有所不满，故他在声援《新青年》之同时，对其又常有批评之辞。〔42〕
1919年1月，在胡适、周作人等的指导下，北大《新潮》杂志创刊。张东荪随即发表《〈新潮〉杂评》一文，极力赞扬《新潮》以“独立的精神与研究的态度”倡导新思想，并将《新青年》“一味乱骂”、“用一种打骂的手段，教他脱去这旧衣”的态度作为反例，劝告《新潮》不犯此弊病，而希望其将着力点置于通过“制一个新衣来给人穿”的方式输入新思想。〔43〕
然而，张东荪的这番“褒奖”及区分《新潮》与《新青年》的做法引起了《新潮》主编傅斯年的激烈回击。因在傅看来，张氏此举有离间《新潮》与《新青年》北大新派这一整体的嫌疑。关于这一场争论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高波《新旧之争与新文化运动的正统问题――以张东荪与傅斯年等人的论争为中心》，《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张没有料到自己的示好引来傅氏如此的不满，故不无委屈地说：“原先本是记者以为《春秋》责备贤者，不妨先劝劝维新派，不料一劝，就碰了一鼻灰。”同时坚持认为：“用诚实不骂、苦口婆心的方法输入新文明，必定比较的更为得力。” 〔44〕
张东荪原想通过声援与商榷的方式改善与《新青年》的敌对关系，不料却引发了新的冲突，并导致他的名字带有了与北大新派“惯作对头”的色彩。为了避免冲突加剧，自1919年2月中旬开始，张东荪嘱其好友匡僧代为主编《学灯》。匡僧在张氏授意下所撰有关北大新派的文字，态度均十分温和，并不乏褒奖。匡僧盛赞钱玄同《中国字形变迁新论》一文“详论吾国文字之起源及其沿革，皆系有心得之言，非一般抄袭雷同之说可比”，论断为“至理名言”〔45〕，并屡次表示对《新青年》的宗旨“非常赞成，贵志诸君这种勇敢的精神，记者非常佩服。”〔46〕
在张、匡二人努力改善与北大新派关系的同时，由教育部训令北大开除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的传言激化了思想界的新旧之争，这为《学灯》与《新青年》关系的实质转变提供了契机。
1919年2月底，教育部训令北大校方辞退陈、钱、胡三人的传言四起，本已存在的新旧之争更为分明与对立，思想界的气氛一时变得异常紧迫。详见罗志田《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77-187页。李大钊称此为“新旧思潮之激战”。〔47〕正如左舜生所说，当时新旧两势力冲突“抗争之度，将入于短兵相接之一途”，并要求时人应于新旧之中“有一种抉择之能力”。〔48〕思想界各派于此时无形中面临“站队”的选择。
听闻此传言后，《学灯》同人先于《申报》《民国日报》对北大新派作出了公开而及时的声援。匡僧连续撰文为陈胡诸君“无端遭此侮辱”鸣不平，诘问当局“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49〕而后确知传闻不实，他们表示“深为陈胡诸君庆，并为吾国学术前途庆”，更与《新青年》共勉：“凡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来日方长，挫折正未有艾。寄语以革新事业为己任者，勿以区区之恫喝而遂气沮也。”〔50〕稍后张东荪亦明确声明在此新旧战争中《时事新报》“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的态度。〔51〕
《学灯》的声援很快得到了胡适的回应。随后，张东荪在答复胡适来信时，开首即说明匡僧所写“不平鸣”等文实乃自己授意，此外尚有批评林纾攻击《新青年》时态度“佻薄”的文章待刊，以此申明《时事新报》与《新青年》实同属“我们新派”。他进一步强调“彼此对于学术内容上的意见实在没有甚么不同，止除了一个‘态度问题’”。而《学灯》此前对《新青年》的批评乃是“因为学问内容的主张相近的缘故”，所以他们对《新青年》同人“不是反对，实是‘劝告’”〔52〕，旨在劝诫他们应以稳健的态度促使新文化运动更为“正中健强”。〔53〕胡适回信对此表示理解，并道破《学灯》“‘立异’的目的在于‘求同’”。胡适致张东荪信（1919年3月20日），见《张东荪胡适之通信》，《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3月24日，第3张第3版。其实在对待异己者这一方面，胡适与《学灯》的立意相通，他曾说自己与钱玄同有所不同，钱是“唯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而胡自己则是“希望人‘同’于我的‘异’”。〔54〕
胡适与张东荪此番书信往来，可以看作《时事新报》与《新青年》冰释前嫌的标志。此后《新青年》同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开始以《学灯》为言论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55〕，《新青年》亦开始刊登广告推介《学灯》〔56〕，在革新运动中相互时有支持，成为“同路人”。茅盾甚至认为此时双方已“沆瀣一气”。〔57〕
结语
《学灯》创办之初，关注点在教育，故与《新青年》所关心者无太多交集，双方绝少互动。随后马二先生的一篇剧评，意外地让《学灯》成为了《新青年》的批评者，双方急遽演变为势如水火的对立者。然而，《学灯》“也同意于新青年派之反对旧礼教，但不赞成新青年派的‘谩骂’的态度”， 故“温和”与“激烈”的双方有过短时期的“敌对”。〔58〕《学灯》在与《新青年》对垒的同时，有意无意间改变了自己的话题，从而进入了《新青年》的论域之中。趋新的张东荪做出一系列改善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尝试与努力，最终在“五四”前逐渐确立“立异以求同”的对话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学灯》从不关心《新青年》，进而“痛骂”《新青年》，直到宣布“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正式完成其对新文化运动“急变而以提倡自居”的转变过程。 1919年3月，蓝公武观察到：“在这几年中，就这《新青年》诸君猛力进行，没有好久，居然有许多赞成的、反对的，令一般人把诸君所说的话，都成了一个问题研究。”〔59〕《学灯》与《新青年》关系转变的个案正是展现了这样一个过程：一部分人如何反对《新青年》，怎样加入其论域，进而使得《新青年》同人的话题都“成了一个问题研究”。蒋梦麟后来说，新文化运动不是“一担一桶的水”，是“决百川之水，汇到一条江里，奔腾长流”。〔60〕然而正是由于《学灯》和《新青年》等这些“一担一桶的水”，互相论辩与声援，逐渐汇入思想革新的大江里，新文化运动才得以奔腾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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