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救风尘》是中国元代关汉卿的经典喜剧作品，《威尼斯商人》是英国莎士比亚的喜剧代表作。两部作品中最精彩的角色当属女主角赵盼儿和鲍西娅。赵盼儿义救金兰，鲍西娅智斗夏洛克。关汉卿和莎士比亚都让女主角来解决全剧的主要矛盾，成为核心事件的关键人物。作者对两人角色设置的考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中西方社会背景的不同，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比较也有利于现代中西方文化的研究。
一、比较女主角身份
在《救风尘》中，赵盼儿是妓女，《威尼斯商人》中，女主角鲍西娅是贵族大小姐。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妓女和贵族小姐这两个身份的社会地位的差距都很大。首先关汉卿和莎士比亚能在父权社会中展现出女性的独立自由形象本身就是可贵的，只是两人却分别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来代表各自心中的自由女性，足以投射出两种文化背景的不同。
首先是中国的《救风尘》。中国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以大一统而自居，以集体为单位，讲究群体和谐，有一套规范个人身份的规则体系，即中式伦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对群体制度的恪守必然造成个体受到压抑，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地位无法得到保证。尤其女性，纲常中，要求一般女性从父，从夫，从子，没有自由，身份最低。而赵盼儿是妓女，独特的身份使她被排除于纲常之外，赋予她完完全全的自由身。赵盼儿虽然失去伦理带来的幸福感，但是却拥有这份伦理之外的自由和独立。关汉卿赋予赵盼儿以义的精神智救金兰。试想《牡丹亭》的崔莺莺，作为官家大小姐，备受纲常桎梏，来自父母、社会等各个方向的压力，饱受压抑郁郁而终，又怎么可能有义救姐妹的机会和勇气？
再比较《威尼斯商人》的鲍西娅，是一位继承遗产的贵族女子。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兴起，财产私有制成为财产保障的基本规范，公民相对更尊重个人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因而恪守一夫一妻制，女子也享有继承财产和地位的权利。财产的独立有利于思想的独立，身份的自由利于思想的自由。所以，莎士比亚有条件将女主角设定为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一位兼智慧、美貌和财产于一身的女性形象。
但是这并不代表西方文化的生活就更轻松，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责任需要自己承担，鲍西娅选择丈夫的一场戏就能够充分体现：鲍西娅的父亲已经去世，原本没有任何外力能够阻挠鲍西娅选择丈夫，但是，鲍西娅却严格按照父亲制定的遗嘱选夫。这除了对父亲尊重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自知善恶。她明白自由的选择丈夫，也应该由自己承担后果，所以她需要慎之又慎。这样的道德观正是西方文化的典型呈现。
相较于《救风尘》背景中的集权社会，在《威尼斯商人》这种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自由人的社会地位会比较高。但是，关汉卿和莎士比亚都描写了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尽管人取得自由的方式有所不同，取得自由的难度也有所不同，但是追求自由的本性却是他们共同追求的。也正是如此，才使得人类拥有灵魂，使人性拥有光辉。
二、比较女主角解决问题的方式
两剧中，虽然两人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两人的使用方法却有所不同，通过对比这两种手段方法，也能够看出中西文化中社会规范的不同。
《救风尘》中，赵盼儿面对周舍的无赖，靠私下民间的个人智慧去解决，即假扮周舍的情人来拯救姐妹宋引章；而《威尼斯商人》，鲍西娅则换身成为一名律师博士，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在中国，强调的是克己复礼，靠的是以血缘谱系为前提的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基础是以宗法管理和道德约束为手段的德主刑辅之治。而西方遵循维权奉法，即强调制度化的法制是社会规范的基础，因为法律的功能是辩明是非善恶并予以对等的惩戒。从此处可见，中西文化的发展轨道便是不同的。
中国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已严苛律法来惩戒人，而在现实中面对人的恶性的时候，往往无能为力，正如《救风尘》，把宋引章娶到手便每天拳脚相加，周舍有着受人尊崇的社会地位，掌控着绝对话语权，法律对他没有任何束缚作用，所以才有赵盼儿的义救姐妹，以非礼抗非礼：
（周舍云）你曾说过誓嫁我来。
（正旦（即赵盼儿）唱）【庆东原】俺需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着言咒誓为活路。（带云）怕你不信呵。（唱）遍花街请到娼家女，哪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①。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使得古希腊文罗马文明成为被模仿的对象，古希腊古罗马都是遵循法治，尊重法律。《威尼斯商人》的重头戏便发生在法庭之上，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作法官，让原告与被告各拿出法律证据为自己辩护，最后裁定。无论是荒唐的夏洛克，还是机智的鲍西娅，都要从法律中寻依据为自己辩护：
夏洛克 您要是拒绝我了我，那么你们的法律就去见鬼去吧。威尼斯城的法令等于一纸空文。我现在等候着判决，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一磅肉？
鲍西娅 我说了这一番话，为的是希望你能从你的法律立场上做几步退让；可是如果你坚持着原来的要求，那么威尼斯的法庭时执法无私的，只好把那个商人宣判定罪了。
夏洛克 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我只要求法律允许我照约执行处罚。②
两者比较而言，很明显看出中国在重礼下的社会形态，人主要依靠特殊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来解决问题，而西方则偏向于法律制度下公开谈判来缓和冲突。中国循礼之下的制度虽重情义，但是容易滋生腐败，面对周舍或者张驴儿等恶人时，善人往往会束手无策；西方法律虽旨在追求公平，但法律永远都会有漏洞，所以没有绝对的公正，比如对原告夏洛克的不公平裁决让很多人都唏嘘不已。
因此，文化没有绝对正确之说，互相吸取相互借鉴，不断进步，使规范制度能够最大程度上帮助人生活的更好，尊重生存在世界的生命个体，便是值得推崇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