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作为五四运动当年正在求学的一名大学生，我有幸亲身参加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并受到它的熏陶和鼓舞，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一辈子投身于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一
我是1918年从浙江东阳中学考入南京高等师范的。第二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很快地传到了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我是从偏僻农村来的，一来到南京这个中国南方的文化中心，立刻感受到新文化运动正在冲击着封建古国的旧文化，特别是在我们的学校――与“北大”齐名的“南高”，1919年前后有一大批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教授，他们带来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不愧为名符其实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他们当中，有曾因参加辛亥革命有功而被孙中山先生选派留学归来的何鲁、杨杏佛等先生，有为我国近现代物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开拓奠基的胡刚复先生，还有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竺可桢、秉志、周仁等先生。与此同时，他们还把1914年在美国设社、创刊，后来转回上海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月刊迁到南京，通过科学社和《科学》月刊大力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我当年就是《科学》月刊的一个热心的读者，到大学高年级时，还成为它的一个编外的编辑，协助胡刚复先生初审稿件，从中受益不浅。当年《新青年》杂志曾多次介绍《科学》月刊，对它作出很高的评价。我清楚地记得，北京“五四”运动发生后，我们南高的学生立即响应，走出校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游行。那浩浩荡荡的队伍，那振臂高呼的情景，反映了一代青年忧国忧民、奋起抗争的壮举。
说起来值得怀念的还有，我已故的夫人张宗英女士，当年她也是这一伟大爱国运动的参加者，而且比我更积极。她当年在南京女子师范念书，是学生会评议会的议长。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她于当年夏天考到北京女高师念书，在北京期间，结识了李大钊、瞿秋白以及一些青年运动的领导人。1920年夏，她又回到南京，成为东南大学（由“南高师”转办）的第一个女学生。
二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30年后的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年年初，我和其他许多爱国人士一起从香港乘船北上，经过天津，回到北平。
特别值得怀念的是，我直接参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出席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来自全国解放区的500多名青年代表一起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这次大会的文集，至今仍珍藏在我身边。每当翻阅到那些发黄的照片和文章时，当年各地青年的飒爽英姿，他们那斗志昂扬的革命热情，进取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好像就浮现在我的面前。在那次大会上，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致词，还安排了四个专题报告，即廖承志同志作关于青年运动问题的报告，蒋南翔同志作关于国际青年活动情况的报告，吴晗同志作题为“青年与文化”的报告，我作题为“青年与科学”的报告。
我在“青年与科学”的长篇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情况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现状，并提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以及青年科学工作者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联合起来，建立我们人民自己的科学”；“要提高科学研究，同时要普及科学知识；要加强科学发展，同时要扩大科学基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同时，我希望“每一个青年都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建设新社会的专门人才”，“青年们应很踊跃地进入农场，进入工厂，进入实验室，来参加这个建设的队伍。”
40年后，今天重读这个报告，不仅使我回忆起当年全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情景，而且使我深刻感受到，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去完成建设先进的工业国的伟大任务。现在，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就落在青年同志们的双肩上。那么，最后让我引用我40年前报告的结束语寄赠全国青年朋友们：“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艰巨的，我们要装备自己，锻炼自己，团结起来，为中国科学努力，为中国人民服务，为整个人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