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传统、忧患意识，尤其是当民族、国家危亡转折关头，这种意识就更为强烈。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年龄，不分区域，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义无反顾投身于全民族抵抗运动，而不计较个人学术生命、成果得失。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朱自清在“七七事变”前只知潜心于学问，过着一种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当卢沟桥事变枪声响起，朱自清迅速从国学迷梦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除了抵抗，已别无他途。有一天，他的一个弟子要投笔从戎，奔赴战场，前来辞行。朱自清充满激情地对这位弟子说：“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他的学生要他在一本小册子上题词，朱自清不假思索提笔写下了岳飞《满江红》中的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充分表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
作为一场民族战争，当然是全民族的全面抵抗。只是在这场抵抗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最先觉醒，热情最高。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伴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先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特别是在华北事变之后，青年学生最先敏锐意识到民族危机已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最先喊出惊动人心的口号：“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应更为强烈。他们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纷纷离开原来所学专业而改学军事，或进军校深造，或直接参军，奔赴前线，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抵抗的钢铁长城。其中许多人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些幸存者经过这场战争的考验则成为后来民族复兴的骨干。即便那些在抗战时期依然坚守在自己原来职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当抗战爆发后，也基本将精力转移到抗战上来。以上海新闻界为例，他们在七七事变后立即创办了影响巨大的《救亡日报》，并迅速组织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前者为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作出了突出性贡献，后者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像巴金、阿英、范长江、茅盾、邹韬奋等都是其主要骨干。像著名女报人杨刚，抗战爆发后在武汉、上海、香港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作品轰动一时，影响颇大。
除奔赴前线外，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人辗转万里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延安一时间成为全国抗战的另一个领导核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这在客观上也为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激情的高涨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国民政府公开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以及中共倡导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抗日等旗帜鲜明的立场，都在事实上给中国知识分子以中国必胜的信心，促进了知识分子爱国激情进一步高涨。这批知识分子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中，将延安看作中国希望、革命圣地，因而不畏艰辛，克服重重困难，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投身于抗战历史洪流。奔赴延安的知识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不计个人得失、条件艰辛，在延安努力学习政治、军事，被培养成抗日干部，一批又一批被送往前线，对抗日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奔赴前线和延安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老年知识分子限于条件和各种困难，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或只能坚守沦陷区，与日本人周旋，或随国民政府向大后方迁徙。特别是沿江沿海一带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他们不辞千辛万苦，为了保存一些“读书种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南，在大后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像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仅将迁往内地的各派文艺工作者团结在一起，形成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歌颂英雄，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文协组织下，广大作家、艺术家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相号召，相期许，决心“在抗战中多尽斗争的责任”，不辞辛苦，不避危险，上前线，访战地，以笔为武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作出了独特贡献。
再如迁往内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在异常艰苦环境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诚挚的爱国情怀，而且作出了许多突出性的贡献。那时的大后方，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便是知名教授、闻名欧美的科学家，他们也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每月只能领到一点混杂面或糙米，并且还要经常变卖衣物度日。然而面对这些困难，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怨言，他们怀抱报效祖国的一颗热心，在大后方默默无闻地工作。像著名科学家黄明龙在奔赴昆明前夕致友人的信说：“弟此次（由德国）归来，立志为国服务，待遇多寡本不置念，况困难时期，更不当论薪资厚薄。”黄明龙到达昆明后，参加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工作，在条件极其简陋情况下，在有机化学研究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像这样的例子在大后方科学家中极多，其他如侯德榜、赵忠尧、张文裕、王竹溪、黄子卿、李方训、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陈建功等，都在艰苦条件下做出了重大贡献。
相对说来，文艺界大迁徙比较容易，而学术机构，尤其是各个大学的内迁则相当困难。像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曾昭抡等不顾年长，徒步横跨湘黔滇三省长达数千里，实为中国抗战时教育界极为罕见的一大创举，亦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这对于西南联大同学后来成才立业，无疑树立了一个看得见的榜样，鼓励联大师生不怕艰险，不怕困难，敢于突破一切前进的障碍。
奔赴前线，奔赴延安，奔赴大西南，直接投身于抗战洪流，直接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是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奋斗目标，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广大华侨知识分子，他们面对日寇对桑梓的蹂躏，再也无法安心于自己的事业、学业，皆以不同方式时刻关注着祖国安危，纷纷建立各种爱国救亡团体，开展救亡活动，从物质、精神两个方面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贡献心智、力量。最难能可贵的是，海外华侨中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惜耽搁学业，中断商务，直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粤籍华侨回国参战的就有4万多人。他们受所在国侨众之重托，值此烽火连天之际，不避艰险，从万里海外投身父母之邦，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直接贡献，其中不少人为保卫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特别是那些身处敌对国日本的爱国华侨，旅居日本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更是义无反顾回国参加抗战，有的不惜抛家离子、舍弃事业和优厚的生活待遇。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相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而言，八年抗战无疑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相对于一个人生不过百年短暂旅途而言，八年抗战无疑犹如漫漫长夜。而且，当七七抗战爆发时，相当一部分知名知识分子人到中年，学有专长，事业有成。郭沫若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又当投笔请缨时，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宵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正是这种“家国难以两全”的爱国情怀促使郭沫若毅然放弃在日本相对宁静的书斋生活，悄悄“为妻及四儿一女写好留白，决心趁他们尚在熟睡时离去”，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国，直接投身于抗战洪流中去。
像郭沫若这样的例子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不胜枚举。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出于何种政治信仰，也不论隶属于何种党派，他们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危难时刻，都义无反顾放弃自己的信仰、见解和专业，亲自践履中国知识分子“忧以天下”的道德训条，以“大我”牺牲“小我”，以民族安危作为个人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
以胡适为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七七事变发生时，胡适已是久负盛名的大学者。他向来自信最具独立政治信念、人生信仰，既不愿被朱熹牵着鼻子走，更不愿被马克思牵着鼻子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青年胡适就主张“不争主义”，提倡老子的“以柔弱胜刚强”，坚定不移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当中日关系日趋恶化时，胡适依然不相信或不愿相信中日之间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故而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他一方面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提倡民族统一战线的动机深表怀疑，以为“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胡适积极参加的“低调俱乐部”，倡言“主持和平”，反对对日作战，甚至在蒋介石已明确宣布对日作战后，胡适依然当面一再建议蒋介石在大战爆发之前不要轻易放过任何和平的机会，喋喋不休地敦促蒋介石采取不扩大的对日外交方针。
胡适之所以一再坚持和平信念，主张避战，显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汪精卫、高崇武那些亲日派，这里除政治信念在起决定作用，显然也与胡适当时对国内外情势的分析有关。他在1937年7月31日写给蒋廷黻的一封信稿中说：“苏俄预备了那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胡适主张对日和平，避免战争，是其最高理想。但他在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并不以为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新儒家知识分子
如果说郭沫若归国抗战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胡适由主张和平转变到积极抗战代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般心路历程，那么在20世纪中国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势力相埒的第三种思潮流派，即文化保守主义者，当他们面对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危险局面，理所当然更愿投身于民族自救洪流中。只是由于这批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处政治地位、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因而他们的反应、心态虽大体一致，但也不可避免存在某些细微差别。先看被后人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
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确实是现代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正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进行时，较早也较敏锐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全盘反传统”的内在缺欠，接续梁启超发现西方近代文化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找对了病症用错了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对的，只是新文化人眼中的传统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新文化人的预设。梁漱溟准确提出传统“文本”与传统的现代阐释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并由此激起此后数十年中西文化激烈论争。
不过，实事求是评估梁漱溟，他并不是一个“学问中人”，与其说他是最后一个“儒家”，不如说他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儒者”，“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虽意欲营造某种思想体系，但他更看重的毕竟是儒者的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因此，当他一旦清醒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出路并不在“全盘反传统”，不在“全盘西化”时，他并不愿将精力用于空洞无效的理论论争，而是充分利用时机进行实验。
七七抗战前七八年，可以说梁漱溟一直埋头苦干，在河南、山东一带从事他所钟情的乡村建设事业。梁漱溟认为，中国未来道路，尤其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无论如何决不会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派所期待的那样，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彻底打碎，将中国社会结构彻底改组，全盘引进、采纳西方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梁漱溟坚信，中国未来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能否充分吸收西方科学、民主，尤其是西方的团体组织意识、模式，将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不可能步趋西方“先发国家”后尘，走上工商业畸形发展的道路，因为不仅国际市场已被先发国家所瓜分，即便中国国内市场也几乎已被列强所控制。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未来前途几乎完全取决于能否在旧传统上进行新的创造，能否走上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 基于此种认识，梁漱溟相继在河南辉县、山东邹平成立村治学院、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出家人精神”做乡村建设工作，几年间虽然并没有达到预想效果，但毕竟是自己辛勤劳作所得，因而决不愿因中日间爆发冲突而毁坏这些成果。更有一层原因是，梁漱溟基于对东西方社会的理解、认识，总觉得同为东方社会形态的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受到西方冲击，也几乎同时奋起改革，何以在此后短短几十年就拉下如此大的差距？因此梁漱溟相信日本的经验总有可供中国借鉴的地方。于是在1936年4月，梁漱溟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身份赴日访问，除了实地考察日本改革经验外，当然不能不触及日趋交恶的中日关系。他在谈到这次访问日本动机时说：“这次我们到日本参观的动机有二：一，我在国内干乡建工作已有六七年，近来听说日本有它的农村问题，所以有农村经济更生的计划，这与我们的工作很相似，颇可作我们的参考，所以来此到各处参观访问，这是动机一。二，更有重要的动机，是想了解整个的日本――日本社会内部的问题。这几年来，中日关系更恶化、更纠纷、更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我想在中日纠纷里，日本为何处处站在主动的、积极的地位，而我们中国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的地位。这是完全由于两个社会的内部的不同所致。日本的社会内部是让它可以主动，中国的社会内部是只能让它落于被动，故为观察中日的前途，并为深切了解这个问题起见，特来此参观。……这是动机二。”
梁漱溟的第一个动机我们不必在此谈论，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当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当口，梁漱溟访问日本，究竟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作何判断呢？对此，梁漱溟说得很坦率。他认为，“日本内部矛盾固然严重，但仍可维持一个段落，还不如我们在国内所想象的那样迫急，从对外――对中国、俄国――说，战争也不能很近，因为许多症结使它不肯也不敢轻于一试。就形式说，它是得不打且不打，据说它在战争上的准备对付俄国还不够。但天下事很难预料，说不定逼到不可开交的地方也就会打起来的。不过，就目前说，似乎还有点空”。
基于这种判断，梁漱溟既然认为中日之间不会很快地全面开战，当然也无意为抗战进行什么积极准备，而是坚持认为中国应当尽早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千万不可以战争即将爆发，或以时局恶化为借口而干扰了正常工作、建设。当西安事变发生后，梁漱溟并不像一般人那样高扬爱国热情，一致对外，而是反复告诫其追随者要沉着应付，按既定计划从事乡村建设工作，那就是依然故我地从事他所钟情的乡村建设事业。
很显然，梁漱溟的这些主张、判断无法用正确、错误来衡量。但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夕的时刻，依然强调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则未免显得梁漱溟过于冷静了些，甚至如他自己所说真的“有点冷漠”。
不过，梁漱溟毕竟也是具有爱国心的人，他虽然对中日关系未来演化判断不准确，但他强调在战争并未真的全面爆发时安心从事既定工作，也无大错。而且，当七七事变发生后，当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抵抗后，梁漱溟也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迅速放弃以乡村建设为手段，以应付国际变局，并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的素来主张，果敢地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付精力，好生应付”的鲜明主张，以为“不容已的民族抗战似乎已经发动了。发动了，怕就不能收。与其达不到民族解放目的而收束，还不如慎于发动之前。所以既然发动了，我们就要下决心，不达民族解放目的，誓不甘休！”
显而易见，梁漱溟的主张已与先前明显不同，其爱国情怀、精神也确乎跃然纸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考验，而且也因此缘故使左中右各色知识分子重新走到一起，携手共建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如果不是因此缘故，我们很难想象郭沫若、胡适、梁漱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流派有重新携手、共同合作的可能。而正是这一点，才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最深厚的思想根源、人文背景。
郭沫若归国之后，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蒋介石通缉他十年之久的“前嫌”，毅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胡适也毅然走出“低调俱乐部”，发誓抗战到底，与政府共存亡。当南京形势危急，有人劝他到海外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时，胡适镇静地表示：“战争已经很危机，我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浩然正气，跃然纸上，不愧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后来也和郭沫若一样，基本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直接投身于抗战。而梁漱溟，当他发现中日之间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时，义无反顾地放弃心爱的乡村建设事业，离开他经营十年的乡村建设试验基地，指导他的学生、乡建同仁坚持敌后抗战，而他自己则积极参加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南北奔走，东西呼号，全身心地投身于抗战。
七七事变，是中国民族危机的顶点，也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开始。更值得回味的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构，中国知识人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实际上都得益于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最不可思议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