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邀请到阎真做客“南开文学名家讲坛”。我听阎真当面阐述他的小说，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读《沧浪之水》《活着之上》，也听一听作者是怎么说的，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这两部小说的人来说，仿佛又跟书里面隐藏的作者进行了一次奇妙的对话。对于阎真的到来，我也表示感谢！
与此同时，我在听了阎真的阐述后，又倍觉心情沉重。我想起了去年，我跟另外一位作家朋友在一起吃饭――当然，我的这个朋友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他的妻子是北京很有影响的一家报纸的部门负责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中很有社会资源和地位的一个。可是，去年，他的孩子高考，所考的分数是处在一个比较含糊的分数段里面。于是，他就想利用优势条件，让孩子进自己所在的高校。为此，他就去找主管的副校长，因为孩子的成绩是可以的，在合理录取的空间内，只要简单关照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副校长就痛快的答应了他，他也就放心了。但是，我们喝酒的时候他很快就喝醉了。我说你心情怎么这么不好？他说，我女儿落榜了，没有学上;我说，难道你除了自己的高校外没有给女儿报别的志愿？他说，我太相信这个校长了，所以等于说，他玩了我一把！我很奇怪，就问他，你这么大一个腕儿，他都敢拿你不当回事儿吗？他说：“只要他是校长，就没有腕儿;只要他是校长，他有权力，你就什么都不是。只有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才什么都是。”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读了《活着之上》这部小说以后，我的这位朋友的话立刻就响起在我的耳边。而一个“21世纪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问题”话题，也立刻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正是我来阐释阎真小说的入口。
在我的印象当中，阎真的写作已经构造了一种所谓的“书写悖论”。什么叫“书写悖论”？就是他在小说里面所批判的现象，令他的批判写作本身，陷入一种无力的窘境之中。小说的主人公叫聂志远，他的弟弟叫聂志高。在这里，这两个名字无意间构成了一种反讽式的对话：志高，人往高处走;志远，我的眼睛在远方;前者体现一种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生活态度，后者体现追求心性自得的生活态度。于是，阎真就把他们写成了不一样的兄弟俩。聂志高是往上爬的成功者，而聂志远对此不屑一顾（阎真插话：我打断一句，聂志远的弟弟聂志高当一个小镇上的股级干部能够很有效地解决他这个家里的问题，聂志远就解决不了，他一个博士就解决不了）。聂志高做了股级干部后，母亲的病他全都可以解决――用药的问题、住院的问题。而立志让社会变得更好的知识分子，却在基本的物质困境面前无能为力。
所以，我觉得，阎真的《活着之上》写出了聂志远所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用人文精神进行自我拯救的无力感。阎真尝试重新唤起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主体，希望能够重建这种主体的价值，让它从“无力感”中挣脱出来;但是，阎真的这种想象本身，又让我们吊诡地感受到其小说书写活动也陷入“无力感”――就像他刚刚提到的一个朋友会质问阎真说，你这样去写道德责任感，那么，这种道德意识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显然，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精神主体的无力感，另一方面，对这种精神无力感的书写和鼓吹本身也呈现出无力的窘迫。在这里，这两种无力加在一起，就变得令人心冷。正因如此，我把阎真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就称之为“结构性困境”。
很多人读了阎真的新作之后，比如我的朋友晏杰雄，都会认为这部小说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杰雄写了一篇稿子给我，投给了《中国图书评论》，就是说《活着之上》的精神困境（此文已经同期发表）。但是，我很不同意他的观点。在我看来，如果《活着之上》只是讲了一个精神困境的话，就太渺小了。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提出这个“结构性困境”概念。
什么是我所说的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结构性困境”呢？就是不由你个人的境遇所决定的一种困境，是你只要在当下的环境或者说处境里面，你就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困境。在这里，结合阎真的《沧浪之水》《活着之上》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困境书写，我尝试提出知识分子的三种结构性困境。
第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生存者，在经济结构当中存在一种“个人生活困境”。这种“个人生活困境”在小说中写得很细致，也很清楚。阎真的书名叫作“活着之上”，想探讨超越油盐酱醋茶的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建构一种形而上的价值。然而，小说却无意中深刻凸显了这种知识分子“活”本身的沉重和压抑。于是，钱、房子、面子、车……这些“活”的元素，都在拷问阎真的“之上”：“这次同学聚会让我郁闷了好几天。大家都发达了，连最不起眼的都发达了，我倒是落到了最后，想充大头买个单，话都说不出口。钱是老虎，它能伤人，我觉得自己受了伤。说自己不用这世俗的眼光看人生吧，可大家都是这样看的，我说我额外一根筋，谁信呢？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平平，也对不起安安，这担子我不挑起来，又推给谁去挑呢？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教师，又怎么发达？”小说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里面，破译他们的生活困境的密码。阎真天真地想象，我们可以用精神的自我提升来克服这种生活困境，可是事实却是，在小说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感觉上小说的绝大部分文字都在书写这种生活困境中的聂志远的心理）是在呈现这种困境如何造就了尊严消除后的焦虑――也许正是生活困境造就的尊严感的坍塌，才会有了这部小说的公共震撼力。
小说所书写的知识分子的第二种困境可以叫作“天下意识的困境”。一般来说，我们会将一个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文化和准则的“立法者”，就像鲍曼所说的，什么是知识分子？他是为世界规定什么是好的世界，什么是好的人生的人;他是个立法者，是个价值立法者，通过所谓“权威陈述”（authoritativestatements）对社会意见和争端进行裁决，来决定他们的优劣长短对错与否。但是，阎真的作品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写出了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困窘：知识分子想要裁决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早已经由另一种物化的力量实现裁切区隔，知识分子不仅不是立法者，就连阐释者的角色也难以为继，只是变成了缝缝补补自我心态、弥合自我神圣感的渺小人物。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精神困境，就可以称之为“天下意识的困境”，即政治结构当中现代知识分子天下意识的困境――也就是无所拯救的困境。在阎真的小说里面，作者不断地写知识人的人文失语，不断地写他们被钱和权所困住的状况。他们不再是社会道德和价值的裁决者，而成了被裁决者。 第三个困境，就是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还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批判者，或者说阐释者的一种困境。在文化结构当中，伴随立法者地位的消失，他们并没有迎来鲍曼所说的“阐释者”角色，而是失去了阐释力。知识分子的知识能力在丧失，相应的，批判能力也进而丧失――这并不是聂志远的精神价值出了问题，而是养育这种精神的现实机制出了问题。在这里，知识分子阐释能力的消失，体现在小说中就是聂致远对“为什么这个社会会这样”这个命题的茫然失措。小说中写了聂志远被自己的学生嘲笑的段落，可以看作是这种困境的“寓言”：两个女生迎面走来，聊起来选班干部的事情，聂志远用理想主义的态度尽力为社会辩护，但是，两个女生却坚持世界是“复杂”的，而且，也坚持人也应该“复杂”：“这点复杂都没有，那就只能被人吃定了。”在这里，聂志远发现自己虽然是博士，却连自己的学生都不能说服，反而被两个女生嘲笑。读到这里，我感觉非常沮丧，因为我觉得我也会这样，我也会像聂致远一样被这样的女生嘲笑，因为她们如果认识我，也会觉得我太理想主义了，甚至觉得我太天真了。
事实上，阎真小说中有大量的聂致远的自我反诘，有时让人觉得《活着之上》像一部心理小说。简单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命运，正如小说中的故事一样，只能有三种状况：伦理困境、失语困境和反诘困境。可怕的是，这三种困境，都不是通过个人解放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只能把它们称之为“结构性困境”。这个困境并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沦丧而产生的，而是先天就在这里的，作为一种拉康意义上的预先设置的位置放在那里，等着现代知识分子落入其中。
因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写作，无论是祭出道德的大旗，还是祭出社会规则的大旗，人文知识分子在当前中国的这三大困境，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阎真的这个作品，有一种重建批判的冲动，却也面临了书写悖论。这个书写悖论不是你阎真个人的，是21世纪写知识分子问题的后果，是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
前不久我看了长篇小说《教授之死》，也同时看了另一个长篇《影子教授》。这些作品都让我反思：我发现，整个21世纪的知识分子书写都面临书写悖论，即我所写的和我的写本身都是孱弱无力的;但在孱弱无力当中又获得道德的崇高感，获得一种批判的补偿性愉悦――这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写作意识。
可能理想主义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它一定会让这个世界不会再坏――这就是理想主义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