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21世纪以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影响渐渐隐退和淡化了，而葛兰西却始终是学术界非常重要的话题和研究对象，尤其是在政治哲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后，葛兰西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被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提起。本文将重点研究葛兰西思想理论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结合文化领导权问题解析勾勒出葛兰西心中知识分子的形象。
关键词：葛兰西；知识分子；市民社会；领导权
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虽然其背景与卢卡奇、科尔施相同，但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却有很大差别。面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当时的知识分子却默许或直接成为法西斯的思想的力量。葛兰西以甘当革命肥料的精神去思考革命本身，他认为革命不单单是一个阶级意识的问题，是把大众凝结在一起的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并以知识分子为切入点，提出问题，把卢卡奇和科尔施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撕开来看，最终获得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重新理解。
一、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葛兰西以意大利革命为直接背景，研究思考革命所遇到的问题，并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得出只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论断。一方面，当时的革命的民众的现状是分裂开来的，这种分裂体现在思想和行动的违和甚至是对立上。尽管在革命运动中有一次次的反抗、流血和牺牲，但工人们却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思想，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其行为的真正意义，也无力打破统治阶级所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对生活的理解，思想与革命本身有着很大的差距。在马克思的文本中，革命本身意味着对各种各样特殊利益的扬弃。革命不是简单地通过剥削剥削者而成为新的剥削者。但在当时的革命者身上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也不会去思考他们在这种灵光乍现般的群体性运动中所迈出的新的一步与其身处其中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内部关联。另一方面，当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理论家们没有能力与代表眼前生活秩序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搏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正力量――实践哲学被唯心主义思想家继承了。
葛兰西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化道路的判断是：现代化道路走着精英与大众遥相分离的路线。一方面是置于社会顶层的精英，他们代表着现代化的原则；另一方面是与精英分离的大众，他们组织的现代化运动是没有精英参与的，没有思想的民众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走的路线是通过诉诸大众的常识的立场来谋求所谓的群众性，这里的大众是当下背景下与精英完全分离的大众。因而，他们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也不能对这个时代的既有现状有所突破。在意大利的思想界实践哲学真正的继承者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队伍中尚未出现。这就是困扰意大利革命的最关键的难题，即根本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
围绕究竟什么是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和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有何区别的问题，葛兰西进一步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与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概念相反，葛兰西认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没有思想的劳动，“甚至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葛兰西完全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讲知识分子，在他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能够把碎片般散落开来的革命民众统一起来，同时使得革命的民众不仅仅是社会当中的特殊群体，而且是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性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统一和组织的社会功能，把散落开来的革命民众统一起来，变成有力量的要素，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性；他们有阶级的性质，由特殊的阶级转变成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阶级；他们是有原则和思想的同一群体，达到整个社会的高度，代表着当下社会。而现存社会中已经具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以思想为业，代表着某种永恒的原则的一种特殊群体，他们是超越阶级，超越历史的。区分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的是：知识分子承担的社会使命和社会功能是什么。葛兰西认为重要的不是有机知识分子代替以往的传统知识分子，而是把传统的知识分子包容进革命的队伍中。
二、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
一个阶级之所以能垄断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在它的上层建设的领域中有一个独特的市民社会的领域。知识分子正是在这里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统治阶层可以在这个领域获得社会所有成员的同意。统治阶级对于这个社会的统治并不是简单的通过强制，也不是国家及其所代表的暴力的工具所实现的对每一个人的强制，究其原因，是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它已经得到了对全体的社会成员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是通过主动同意的方式实现的，国家机器只是在对于不能满足同意原则的成员进行强制，于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中产生了重要领域――市民社会，在这里他们把自己阶层的独特利益整合在一起，获得统一性，使他们的利益成为全社会的利益。
有机知识分子占领这个社会领域就占领了社会的领导权，意味着新的突破，重塑整个社会接受的新的原则，这里所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性的关联。领导权归根结底就是要塑造革命主体两个特点：普遍性和创造性。普遍性是指代表经济基础领域的统一的原则，而且进入上层建筑的领域，完成升华，进而代表整个社会。创造性是指在已经进入上层建筑领域后，进一步和原本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旧的社会关系发生直接的碰撞。
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的真正的建立意味着展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在葛兰西身上得以具体化的体现正是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能实现统一与组织功能的知识分子所要完成的使命是：塑造差别意识，以及包括了差别意识的自我意识，这种差别意识意味着在经济基础的领域中把正在发生着的这样一个新的倾向清清楚楚的表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革命者和现存的生活秩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对差别的自我意识的方式得到理解的。换言之，任何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的群体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明白自己和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这个差别意识如果不进一步升华，进一步知道所代表的新的原则和已经具有的社会原则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如果他不能占领现存社会的最高思想成就，从而把握新的原则与现存社会的内在关系，就不是真正进入了上层建筑的领域。
在上层建筑领域掌握文化领导权必须能够和代表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进行对话，不仅如此，必须实现对他的包容、扬弃，在这种包容、扬弃中才能达到真正的普遍性。这样一个过程，在葛兰西看来，就要以政党为中介实现知识分子和大众间的辩证法。葛兰西认为政党的作用就在于一方面促成了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成，另一方面吸纳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没有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吸纳就不能实现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成。政党完成新知识分子生成和吸纳传统知识分子的双重使命背后的前提是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永远不能被斩断。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真实意义是实现自文艺复兴以来整个现代欧洲世界都没有实现的任务，即在于彻底把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距离弥合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