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事变爆发后，民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社论和声明，几乎不约而同地谴责张杨的行为，并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舆论和民意走向，从社会层面上给张杨施加了巨大压力。民意的导向直接影响了参与谈判的各政治组织和政治团体，从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知识分子 西安事变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西学的兴起而产生的。兼具公共关怀，具有独立人格和立场的知识分子，通过著书立说、报刊杂志等途径宣传各自和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民国时期，报刊和杂志的种类和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占总人口比例极少数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一公共平台掌握了公共话语权，抨击时弊，启发民智，推动了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西安事变爆发之前，知识分子群体内部针对某一事件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和意见，然而在“双十二事变”爆发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几乎不约而同地谴责张学良和杨虎城，并一致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其中主要政治人物和党史方面的考察，而长期忽略了社会层面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史实，详细考查西安事变爆发后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民国知名知识分子对事件的评价，了解知识分子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及意义。
一、西安事变前的国内外环境
在探讨西安事变爆发后知识分子反应强烈的原因时，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出发，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加深对当时知识分子所处时代环境的了解和认识。
在国际方面，苏联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逐渐恢复了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美国对日本入侵中国持中立的态度，只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仍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中德关系在西安事变爆发时尚处在蜜月期，国民政府透过两国的合作，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大大提高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英法对日本入侵中国基本上持妥协态度。从外部环境来看，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爆发前的这一段时期，面对日本的入侵，国民政府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民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知名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爆发进行强烈批判似乎可以理解，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压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是张学良犯上作乱，严重违反法纪的。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深受地方军阀的困扰，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民国政府中央的指令经常无法顺利下达，在西安事变前夕，地方军阀的实力进一步被削弱，蒋介石将权力收归中央，在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国家正逐步走向统一，富强的道路，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都将成为知识分子和社会舆论攻击的对象。西安事变在当时看来亦是如此，张学良在西安实行“兵谏”，扣压蒋介石的行为让当时的群众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地方军阀的叛乱，是不顾全大局，破坏国家统一的非理性行为。
二、西安事变爆发后知识分子的反应
西安事变爆发后，民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知名知识分子纷纷在各大主流报刊发表社论，表达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和主张。
民国著名报人、政论家张季鸾于12月14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
12月16日，张季鸾在《大公报》上撰写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社评详细分析了国家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局势，并力劝西安方面早日痛改前非。文中还特别提到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发挥作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避免战祸，并强调切勿用轰炸。
12月18日，张季鸾的第三篇社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见诸于《大公报》，本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了作者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强烈愿望。文中以一个报人的立场，言辞恳切地力劝西安军界及时醒悟，释放蒋介石。
他在文中开篇便指出，“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以“无私心”的立场，剀切劝说，并明文指出“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他对东北军的遭遇和现状表示同情，“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他认为东北军的所作所为辜负了蒋介石的信赖，东北军的行为是受到“恶意的幼稚的煽动”，并强调在西安事变爆发以后社会各界及国内外对此事的反应，“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并告之蒋介石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的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他认为当前的局势还有逆转的机会，“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并奉劝军界记住四点：第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第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第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第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讨伐，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希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着给全国同胞报喜。” 这篇社论发表后，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极大重视，并将当日的《大公报》加印了40多万份，并由专机空投至西安市区。可想而知，在当时西安与外界通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张季鸾的这篇社论对当时处在漩涡中心的西安军界造成了重要影响。《大公报》同人陈纪滢曾有这样的记述，公开信在西安上空散发后，“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转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后来笔者遇见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张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
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王卓然，与张学良为挚友，他在记者的采访中表示，“张学良此次叛国，盖以其所主张之‘联俄容共，对日宣战’不能见容，而有劫持统帅，作所谓最后谏争之举。此项事件已经过相当时间之酝酿，当局方在尽力运用政治力量以谋消弥，而卒演成此混沌局面。际此外交紧急、危在眉睫期间，实国家之大不幸。”
北平教育界代表蒋梦麟、梅贻琦、徐诵明、李蒸、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玉致电张学良，“西安张汉卿先生鉴：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著名教育家马相伯于12月14日致电张学良时指出，“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为楚人之杀子玉也，望世史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为重，使东西洋各国知中华民族相忍为国之道德，老夫为国说项，非为个人，想世史定能谅解也。”从电文中可以看出，马相伯对张学良表示理解和同情，但是不赞成他的做法。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在《中央周报》上发表了《论张贼叛变》的檄文对张学良进行声讨，傅斯年在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扣压的消息以后，“仿佛头上中了个炸弹一样”，“觉得此一叛变糟到无以复加”，但是他觉得事变发生后“中央的一道命令及几项决议，非常得体。”他强调“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他认为营救蒋介石最有效的方法是“坚定政府的立场，神速的用兵把西安团团围住”，“所以现在最有力量安慰人的，是青年将领的表示，他们的积极的迅速的有步伐的行动是保持蒋公安全，维护中国全局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张学良的行为不会是有国际背景进行的策动，因为俄国的外交原则是“实际政治”，只论国策，无所谓个人的恩怨，“俄国现在决不愿绥远不守，以致影响整个我们的西北，以及外蒙，俄国现在决不愿中国大紊乱，以增加他的最大敌人的势力”，“英美又是绝不愿中国紊乱的”。因此，从国际大环境来讲，作者认为张学良的行为不会受到国际上的支持，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三、知识分子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大多数接受过国外的高等教育，知识技能和专业素养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并兼具公共关怀，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敢于批评时政。他们以知识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通过著书立说，学校任教，并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对时局的看法，阐述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不依附于现存体制，充分保持了应有的“独立性”。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存在为当时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西安事变爆发以前，民国报业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形成和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的记者、报人和撰稿人，他们不畏强权，不惜用生命维护社会正义，坚持言论自由。随着报业的发展，纸质的传播媒介被人们广为接受，成为普通民众了解国情和新闻的主要途径。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各种利益团体和政治组织纷纷发表对事件的看法，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场，坚决拥护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这一点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在西安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逐渐将地方大权收归中央，地方军阀实力不断被削弱，从实力上来讲，尽管“政府领袖”在西安被扣压，但是慑于中央政府的实力，各方不得不有所考量；另外，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绥远的抗战也日益激烈，国内亲日派势力不断得到扩张，西安事变的爆发给当时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上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然而对广大民众而言，在尚不明了事件前因后果的情况下，加之来自西安方面的讯息中断，国统区的报刊杂志成为民众了解西安事变发生经过、性质以及影响等各方面信息的主要途径。除了了解到最基本的新闻信息以外，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尚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素养对事变进行深入的分析，而这一重大的信息空缺历来是民国知识分子议政的主要战场，知识分子的政论不同于新闻报导，新闻报导更加注重第一手资料，讲究时效性，而政论更加突出的是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相比较而言，由知名的社会贤达和教授发表于各大报刊杂志上的政论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民国知识分子的评论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起到了引导作用，这不仅仅是由于撰稿人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他也代表着当时知识阶层对事变的普遍看法。知识阶层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起着无可替代的纽带作用，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了解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将信息反馈给国家的统治者，为统治者制定国家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知识阶层能够及时有效的获取国家层面的信息，例如国家战略规划，知识阶层可以起到开启民智，普及知识的作用。因此，不论是社会层面上的广大民众，或是国家层面上政治精英，都无可避免会受到知识阶层的影响。知识分子的评论对当时的民众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以致于蒋介石获释后，全国各地民间组织纷纷发去贺电，祝贺蒋介石成功“脱险”，更有甚者，广大民众自发鸣放鞭炮，举行庆典。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对民意的引导是直接而且有效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舆论一致将矛头指向张学良，强烈谴责他的行为是“叛国行为”，这令张学良出乎意料，尤其是张季鸾《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评论，被国民政府加印40万份空投至西安，这对当时讯息中断的西安造成了重要影响，西安城内人心惶惶，军心涣散，让张学良和杨虎城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并先后召开多次会议，稳定军心。张学良不得不对民意的走向有所考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并将“人和”置于“天时”和“地利”之首，知识分子引导的舆论走向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出于民意的考虑，中国共产党也不得不改变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杀蒋的政策，加之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中共最后派出周恩来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内亲日派在事件爆发后主张通过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完全不顾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但最终也被大多数人反对，民间强烈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得国民党内亲日派势力得以收敛。因此，从西安事变爆发到最后得到和平解决，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政治立场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所考量和采纳，并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知识分子引导的社会舆论和民意走向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4]王芸生：《寄北方青年》，《国闻周报》，1937年1月4日
[10]傅斯年：《论张贼叛变》，《中央周报》，1936年第4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