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放逐伊甸》再现了诗意的20世纪80年代向功利的90年代演进的过程，描述了受人文主义洗礼的一代人怎样被时代所裹挟、挣扎、失落及顿悟的艰难历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幼被灌输“士”的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肩负着“五四”精神的传承，被铸就了“重精神、轻物质”的人格体系，但在社会价值体系被颠覆下的时代，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生存发展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与裂变，这是一种暂时的精神“短路”，还是一种“现代性”的必然？是一类人的性格悲剧，还是社会历史的悲剧？较之于同类题材的写作，作家的海外身份与哲学、宗教意识观照出了哪些全新的意义？新世纪前十年早已过去，以上问题仍没有答案，反而生发出了更深的意义。
关键词：《放逐伊甸》；知识分子；现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2-0021-06
中国古代“士”的阶层自觉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人文关怀，是“社会良心”的守护者。在西方，特别是在福柯等的“现代性”理念中，知识分子肩负着揭示、阐释“真理”的责任，也把握着社会批判与道德警醒的理论。北美华人女作家施玮的小说《放逐伊甸》生动地描述了受人文主义洗礼的一代“知识人”是怎样被世纪末的社会裂变所裹挟和在时代大潮中挣扎、失落与涅的。他们不仅生于“诗书鼎礼”的中国，接受过“五四”精神的教育，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启蒙时代”，悲悯与关怀成为了其人格的主体。而在“现代性”、“商业化”大潮袭来，理想主义的光辉减弱时，他们似乎“过时”了，面临着被“淘汰”且“找不到出路”的困境，他们无法判断这是时代还是自我的错误，因而困惑挣扎、漂泊无依。那么这是“知识人”一种暂时的精神“短路”，还是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错误？物质文明的繁荣还有多远？他们最终能否找到自己的“救赎”之路？旅居海外多年、坚守中文写作的宗教与哲学博士施玮以自己“回望”的目光对此做出了“审视”与“展望”，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她对同类题材的处理与探索，也具有一定的比较研究意义。
一、“自由”与“自为”缘何不再？
在小说的开始，这一群“知识人”似乎人人有自己的“坚守”：赵溟坚守自己的“良知”，戴航坚守自己的“爱情”，李亚坚守自己的“自由”。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知识分子迅速地失去了神圣经典的解释权和知识的垄断权”〔1〕，其“灵魂的工程师”、“真理传播者”的桂冠被摘了下来，地位也渐趋边缘化，而且这种边缘化导致了这群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业的人逐渐失去了话语特权，面临着事业上的瓶颈。小说中的“作家”要么纷纷下海，要么停止创作，他们的悲哀不仅在于其缺乏科学与商业的技能，无法再以“精神导师”的资格对时代做出判断引导，而且在于其“存在”的必然与“使命”的崇高均被解构了。
小说中人物各异，精神类同，只是挣扎、幻灭、涅的阶段、程度不同而已。作为诗人的李亚本来有其富足、独特的精神，从表面看他“整个人都找不到一点清爽的地方”，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虽“一无所有却仍拥有骄傲的人”〔2〕。他虽住破屋陋巷，却内心平静；一只馒头可佐一餐，社会关系“往来皆鸿儒”，在酒坊茶肆可“笑傲江湖”。李亚把严肃写作与商业写作分开，于前者不允许有任何的“水份”，以创作实绩赢得尊重；后者则是他用来养活自己的手段，内容形式无伤大雅，如果努力，稿费也颇丰。在那个年代，李亚的自得其乐、“特立独行”印证出中国社会“重精神”的一面。
除了在生活方式与创作上的坚守外，施玮还赋予了李亚“你还有什么能不辜负的呢”的潇洒气质和说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勇气。他珍视这份“独立不倚”，什么也没有，但谁也不靠的“自由”。破帽遮颜过闹市，躲进陋室独写字，“思考”是他“生命中的最奢侈品”，一种“金不换”。这种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使得“诗人李亚”高高在上，俯瞰众人，也使他获得友谊，吸引爱情，他似乎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代表。穿过京城最繁华的路段，目睹朋友出国、发财、拍电影，众生喧哗，他没有一点儿动摇。李亚的行为颇有孔子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意味。
从人的存在的意义去看，李亚拥有一种自然人格。他的存在似乎说明，只要具备了基本生存能力，人就可以“自在”地生存，“自为”地工作，再有了身份的“自觉”，就能与世俗、浮华保持相当的距离。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李亚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失去了意义？这群职业尚存、没有大的生存之虑的“知识人”，在象牙塔中的“观世相者”为什么坐不稳自己的书斋了呢？
应该是“重商抑士”的潮流席卷而来，冲击了“士”的阶层的存在状态，让他们对自己的“坚守”产生了深深的怀疑。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似乎“全民皆商”，几天就出一个暴发户，“财富精英”很快取代“知识精英”而成为了时代的翘楚。李亚、戴航、赵溟作为诗人、作家、编剧尚不至于穷困，但他们的“发声”却不再被重视，因而他们没有了归属感。于是一向“独领风骚”的李亚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决定要到商场上去搏一搏，大赚一笔，“以商养诗”。他认为自己不过到商海中溜一圈，将来“出海”时他还是他，商海还是商海，“对钱，我想我还是能保有一份无所谓的心态的。可我不认为我有权力鄙视它。对于一个你从未曾战胜过，也从未曾赢取过的事物，你是无权去鄙视的”〔2〕。但他却大大低估了“商海”作为“染缸”的作用。
“俯首从商”后，李亚首先尝到了“劳动”的快乐，对“商”刮目相看了：“一本书从输入到校对，从印刷到装帧，再运往各地，由人寒冬酷暑地守摊儿卖，其间有多少的辛苦？”“这是件多么‘严重’的事，恐怕绝大多数的写书人没想过这个问题。或是依着兴儿写着自己得意，或是高高在上地以为是赏赐了些真理给众人。依李亚这几天的见识，凡写书的人都该来做做书、卖卖书。”〔2〕
书商李亚开始忽略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点了，自认为具有对人类精神提升的义务。他开始把“严肃写作”与“商品制造”混成一团，有意忽略二者的分工，忽略靠“文学”获利是与文学宗旨相悖的事实。小说《放逐伊甸》写这种精神的转变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李亚马不停蹄，努力敬业，“跑印刷、办发货、再征订、再加印”，“业务”越来越熟练。当他在小旅馆过“数钱”的瘾时那种“忘乎所以”，似乎在证明这堆钱不仅是他的“劳动成果”，还预示了他的“转型成功”――向“新我”迈进的成功。从前朋友们接济他，往他手里塞钱的时候，他都“像触电似地立刻推了回去”，他对名利的态度曾使戴航倾心爱慕，“李亚咧嘴笑了笑，牙齿在黑暗中亮亮地闪了闪。”现在，与他一起“数钱”的戴航感到这个“书商李亚”的陌生，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了，现在的他认为从前的自己就像现在所谓的“知识精英”一样，已经“过了时、长了绿霉毛”了，“酸腐”得可怜。 在商海中“浪遏飞舟”的李亚并没有爱上金钱，却被它所带来的“简单”规则所折服。在“书商李亚”眼里，“知识人”变成了“没用的闲人”，戴航的那种万里长征曲里拐弯的“爱情”表达，也显得多么的“女文青”，成了大观园中林黛玉的“奢侈的无聊”。金钱买来的享受多么噼里啪啦，简洁明快，好“痛快”的人生啊！小说借李亚“物极必反”的性格和他对财富前倨后恭的态度揭示了“现代性”的残酷：时代更迭，社会的价值系统必经摧毁。或许过一段时期后价值体系可以被重建，但重构后的它还会不会是原来那个呢？
二、现实与理想孰轻孰重？
戴航在小说中是一个宽容平和的人，她成为作家是因为她聪慧、虚心、敏感、多思，善于汲取新知识，观察世相仔细透辟；她长存纯朴之心，因为她有才华、成就，有爱情，还享有母亲一贯的呵护。但走在大街上，她突然觉得自己找不到“北”了，因为传统的制约与现实的逼迫让她处于一种“失重”的“悬浮”状态：“那与肉体牢牢粘合的灵魂随着风中飘散的头发，向上腾飞……灵魂重新回到她身体中时，她的肉体正浮游在污浊、浑沌的空气里。”〔2〕她被“时代”拔了头发，耳边生风，脚却不能触地，手无所握，心无所归。小说中对身体“悬空”的隐喻是多重的：因为“那么多年来，她没有自己的屋子，没有可锁的抽屉，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秘密”〔2〕；因为“慈爱”与“文明”的母亲天天“关心”，时时“呵护”，对她精神监视，行为限制，她在母亲眼里仍是个完全需要给予精神引导与知识保护的没有长大的“少女”，在母亲面前她仿佛是“透明”的，母亲所讲的“道理”与她所受的“教养”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她。戴航的生活代表了都市人的精神状态：没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就不能达到精神的“独立”，这也许是她羡慕李亚的原因之一。
戴航的失望还在于她纯净的创作心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打破了，只要还坚持严肃写作，她的事业就必然陷入瓶颈，事业上的瓶颈与其“爱情”理想的破灭，都是“时代大潮”所致。戴航始终珍视自己与李亚感情的纯粹无瑕：二人都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处为对方着想。“浪子”李亚故意隐含的深切关怀增加了这情爱的神秘与温雅，似乎是灰色天空下、变幻的风云中一尾理想的“诺亚方舟”。她理解李亚为坚守创作而从大学退学、为不驱名利而慨然离婚等一系列举动，欣赏他醉酒时真心、清醒时弃绝浮华、“只取一瓢饮”的坚守。他们有诗意的浪漫回忆――凌晨三点牵手过马路，分享着劳动的艰辛与成果。但时代的浪潮就是要打碎一切虚妄的泡沫，因为商品与文学可以交换，她的书才“待价而沽”；因为放弃了精神坚守，李亚才挣到了钱；因目睹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一堆自己所挣的钱，李亚才有了表达与纵情的勇气。是商业旋风中的异域风光，罪恶城市的微醺夜色制造了这场浪漫，但也击碎了爱情的泡沫――这情爱和着钱的铜臭的味道。此前的关系，现在看起来有多么虚幻：相爱的两个人不愿意被婚姻捆绑，不敢走向天长日久，那些欲迎还拒、万般回避，确实是出于倾心、真心与甘心吗？往事滔滔云共雾，此刻男人脸上的得意倒显出一种不争的真实：借财富来壮胆，借夜色来恣肆。这种现象对于戴航一向认为的真挚与纯洁，难道不是一种荒谬与讽刺吗？
清醒后的恋人们看到了情感的虚妄：自己与他都不愿意负起责任，只是借了一个“相互尊重”的幌子，妄言给对方选择的自由。就此分手，李亚躲到了更加放浪形骸的财富生涯中，戴航逃到了南方，去追寻父母婚姻的秘密，她对缺席的“父爱”尚有期待。但在故乡，那个“幻想”里“慈爱而伟大”的父亲，不但是一个沉浸于棋局、烟酒的无赖，还是个借助于时代的专政工具公器私用的狭隘的报复心理严重的小人。
事业、爱情、亲情的破灭，给已经处于悬浮状态的戴航更加沉重的打击，她认识到此前自己的清高是自命的虚妄，理想的“乐园”并不存在。她一度看着那些跳进商海、跑到国外的朋友不为所动，认为只要自己不浮躁，静下心，塌下身子，文学作为自己的“田园”，爱情作为自己的“家园”，理想作为灵魂，“乐园”就永在，不会垮塌。但在现实面前她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与“时代”脱了节的。自己一直认为清晰的“outsider”状态是自己存在的最好的方式，而今看来自己的人生状态看似是一种自由的旁观，实则是一种无根的漂泊，一种无处皈依的悬浮。戴航的作品因与时代不合拍，不符合“读者”大众的需求而被出版社责令修改，最后她不得不换掉了严肃的主题，并改了书名。修改后的作品在经过三进三出的流通后，已经面目全非，最终却进了销售的“排行榜”，进入了高速“流通”的行列。最后，这部“掺了水”、改了主题的小说居然被导演一眼看中拍成了电视剧，而她也阴差阳错地扮演了一回“女主角”，并从一个身怀责任的人文作家变为了“写而优则演”的时尚“明星”。戴航内心的“失重”感，身份的“悬浮”感愈来愈重，她离那个她理想的自我――美丽纯净的“利百加”越来越远了。
同样碰到“瓶颈”、在“现代”漩涡中“失重”的不止戴航一人，小说中赵溟、王玲、萧苇无不进退维谷：赵溟活在自己假想的道德完善中，创作上却早已搁笔；王玲嫁给了心仪的“梦一样的男人”，却不得不为这个造梦的男人构建巢穴；萧苇看似潇洒，实则为了名钱利与各个阶层纠缠不清；兴安、熊兵、王京表面上有“文学梦”，实则离商业越来越近，距文学“梦想”越来越远。“文学博士”王京在美国的大部分时光都拼在各种餐馆里，回国后只能靠在海外“修炼的本领”开一家“好一口”连锁饺子馆了。兴安们个个成了自己企业的“President”，但“费尽心血、拼却性命追求得到的竟然是自己当初最不屑最不甘心屈从的枷锁”〔3〕。这些曾经的“文学青年”们个个灵魂游离肉体，在城市的喧嚣中醉生梦死，时代没有为他们的精神搭好“浮桥”，他们就只好一直在“驳船”上飘着，不能停泊，到不了对岸，离“真正的自我”越来越远。
但他们离“现实”越来越近，“书、酒、女人这三样李亚最喜欢的东西，如今都和金钱做了最紧密、最简单、然而又最为‘真理’性的结合。”〔2〕。与“时代”“合谋”后，李亚的灵魂不羁、“精神自由”都变了味儿。从表相看，财富的自由使他更多了自信、力量，他换了朋友、女人，每天觥筹交错，在“堕落”的小圈子里难以自拔。但“痛快的买卖”的另一面是你也免不了被别人“占有”。书商王瑛喜欢李亚，从前真正的“文化人”都不正眼瞧她，现在“诗人李亚”“下凡”，她自然不会放过。而要想让这个突然落到地上、落到面前的“‘天使’不再飞走，就只有剪掉他的翅膀”，于是她宠着李亚，惯着李亚，不容他有“思考”的空隙，让男人李亚感到“习惯于享受别人的服侍和娇纵真是件很容易的事”〔2〕。 应该说李亚等知识分子“下海”的行为，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与时俱进”，一种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勇气。如李亚所言：只有熟悉了商业社会的规则，尊重这种规则，才有资格挑战这种规则。这似乎是“知识人”重新做回“时代代言人”的一条必经之路。李亚的行为还带有浓郁的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的色彩。为了精神上的一点坚守，他曾经从大学退学、离婚和与家人疏远。他“下海”，是一贯的“愤青”式的反戈，也是对朋友们纷纷下海的一种呼应――在现实中“入伙儿”。“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他一贯的自负，他要让自己的钱包与朋友们的一样鼓，也认为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谈尊严，谈爱情。
但“转型”与“反抗”的结局却与李亚的初衷南辕北辙，“知识人”在“现代”的铁律下失算了，认输了。“诗人李亚”变为“书商李亚”后，“自由”的内容变了味儿，爱情也变成了“被服待和娇纵”，“爱情”的精神纯粹、斯文尔雅被弃之如敝屐，“地上”的“情爱”就是将身体沦陷在“人钱两讫”的温柔乡里，现实中“简单”的规则将他推向了“堕落”甚至“罪恶”。堕落与腐烂充斥了城市，孤零的生命陷入其中，这种状况并非今天才有，不止李亚一人遭遇，但“时代”充当了“腐烂”与“孤零”的催化剂，这样带来的结果便是“知识人”的“坚守”与“新生”均被解构，无论是“现代”的“自为”还是“精神坚守”的“自在”，都失去了本初的意义。
三、“救赎”与“着陆”能否实现？
“书商李亚”的形象说明在“全民皆商”的时代，“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留在“象牙塔”中做“壁上观”的，“时代”的席卷不可抗拒。小说中“酒吧老板”兴安、“导演”王旗、“名媛”萧苇们像一只只“陀螺般被抽得乱转”。似乎只有“作家”赵溟能老僧入定，“其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这种“恒定”能否保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倾巢之下”岂能有“完卵”，“在神圣轰然倒塌的世俗化时代，原来以价值、理性、意义为核心的目的论宇宙观彻底解体了”〔4〕。静坐于书桌而写不出反映时代的作品，一个作家怎能生存与发展？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是脆弱的，妻子王玲的长直发变为“大波浪”就能使“作家”赵溟终日不安，因为这表明一个“恒定”的“贤妻良母”将要走出“围城”，传统的家庭结构必然会出现“变化”。
如果说王玲的变化代表着人们精神理念的渐变，那么北京小街道上的一场大火终于揭示出整个社会――知识分子“伊甸园”之外的世界早已被颠覆。这场发生在赵溟饮酒的小饭馆隔街的“大火”成了一个杠杆，丈量出“道德”、“良心”在“现代”民众精神与生活里的比重。
当出现大火时，赵溟的第一感受是“不知烧着人没有？赶紧打火警电话吧”，这说明他是以“人”的生命为第一关注点的。其实这只是一辆普通的出租车被撞翻了后的自燃，按常理应该有人报警，但偏偏是大家都想别人会报警而自己不用报警，这种想法使火警与120都没能及时赶到。人们不上前救火，还各有各的“理由”：饭馆老板娘不让说“着火了”，是因为她的“生意”不能冷落；传话的小伙子衣袋里借了别人的钱，救火会烧了衣衫；更多的人只是围观，皆认为全家人都指望自己养活，是“死不得的”。大火吞噬了车里的女孩，吞噬了滚出车外火球样的女人，给世人枯燥的生活提供了特殊的“景观”：围观者上百，目光“只盯在她赤裸的胸前”；“兴奋的人群从他们敞开的门前经过，热烈地说着，就像电影院散场一样”。场景里的描述充满了讽刺，“现代”人为个人与整个群体的自私自利都找到了充分的借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早已被打碎与践踏。
赵溟看到了“时代”的真相，对整个人类的麻木与冷酷不寒而栗。更让他惊异的是，“原来人的心中有着这样的冷漠，却又是这样地不以罪为罪，不以耻为耻……凭着亲疏、贵贱、种族等等，把同样的生命分划成了不同的价值，并公开地把它写进法律，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精粹来骄傲着”〔2〕。高高在上、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自己竟然还认为自己是精神“贵族”与“导师”，手握着批判社会与“指点江山”的特权。“自以为义”的自己与“上百的围观者”“有什么大的区别”？“坐在那里吃着喝着，高谈阔论着的他是对这个女孩、对这个母亲负罪的”。一种深深的谴责使他警醒，他的“罪感”一点点复苏，这种“复苏”让他万分惊恐，不堪重负：他不能忍受自己重新回到那冷漠、“自义”的意识中去。为此，他将女孩的父亲带进电视剧摄制组，道出了自己的忏悔，并去医院看女孩的母亲。在这个露了乳房、死了女儿、疯了的女人眼里，他是那些见死不救、欣然旁观的如此“正常”的人之一。女人眼里的恶毒与诅咒让他震惊，她一声尖叫在他俩之间竖起了“一片不可逾越的‘恨’与不信任”〔2〕。在这里施玮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尚存吗？被人群淹没在小酒馆里的“知识人”赵溟能有什么“启蒙”的作用呢？他灵魂的不安会因为忏悔而消除吗？见死不救的城市人还在乎能不能得到灵魂的救赎吗？告别了“故我”是否就意味着告别了“传统”？现代人的“现代”与“新我”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赵溟曾将妻子、女儿都隔离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而独自沉浸于诗歌、小说的写作中，现在却终于意识到自己与家人越隔越远。住房紧张，女儿只好寄养在老家；京城消费太高，他力主回家乡创业，但这是没有与妻子充分沟通下的臆想。用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臆想和现实隔膜的“精神贵族”立场与激变的社会单打独斗，结局是无须质疑的必然：没能达到“此山之外”的冷静，反而会因内心的浮躁走火入魔。换言之，妻子与他同样有一份职业，为家庭分忧，凭什么他的身份就比妻子更加高尚，凭什么妻子的长直发不能偶尔烫为鬈发，因为他是一个“知识者”，就有“启蒙”别人的特权吗？
脱离了时代的赵溟像《子夜》中的吴老夫子，动辄在大街上被急匆匆的路人撞一个趔趄，遭一个白眼。他指责导演王旗换演员，说他的行为像一个“无情无义的大骗子，是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畏强凌弱的小人”，却不明白王旗的行为合情合理，那个在他面前表演“简单清纯”的“小女孩”事实上是一个“圆熟”的女人，圆熟到不能胜任演小镇上“文化梦”尚存的角色。“长直发”成了一种假象，一种讽刺，赵溟式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判断能力只停留在表象，如果其思想与技术、知识与能力不再更新，这一代“工程师”早晚会“下岗”。不能与时代同步的人，必然会在“现代化”浪潮中不断地“打旋儿”，被潮流倾覆或吞噬。 一个居于商业大潮、信息时代里的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超凡脱俗、遗世独立呢？赵溟与王玲的例子说明，必须有物质、技术、精神的种种保障，单个的人才可能有所坚守。但随着各种物质、精神之度量衡的更新，他的基本物质与精神安居的指标也在不断地刷新，即使能独善其身，其家人也必受牵连，或遭时代裹挟。遵循新的秩序、新的规则，才可能在现实中游刃有余，如赵溟的“坚守”就是以妻子王玲的突围、巨变、艰难谋生为前提的，她必须为他的精神坚守提供物质的保障。赵溟形象的启示意义在于：比堕落与毁灭更残酷的是信念的丧失，“‘梦想’的神殿也已坍塌了。只是他还处在祭奠的哀伤中，并没有甚至也绝不想另奉新神，另拜金殿”〔2〕。转型中的中国正处于千年的传统与现代的人文理念被打破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还没有建构起来的时候。
施玮的文笔不仅融入了西班牙的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意象，“伊甸”等的隐喻还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复活”主题异曲同工，探讨了人性的“流浪”、“回归”与“救赎”。戴航在宗教与哲学省思中寻找着答案，赵溟在“士”的责任意识里自我挽救，大病初愈、浪子回头的李亚回到了陋巷中的蜗居。萧苇出国了，王玲在商业大潮中练就了自立，洪京涛的电视剧终于放映了，这一群“知识人”顺利在“现代”的语境中“着陆”了。赵溟在奋笔疾书着，书写着自己在这段漂泊、悬浮中经历的不安与恐慌，倾诉着对灵魂复归的等待。李亚经历了死亡的临近，意识到“精神病院”作为“复乐园”是何等荒唐，现实中任何隔绝的“家园”都是一种孤独与绝望的存在，带给人的心灵的只能是更加隔绝与死亡的感觉。在与“死亡”临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无比眷恋着“生”，超自然力量让他渴盼并得到拯救，病床前的父亲幻化为放下“天梯”的“父亲”，其“亲情”超出了父子关系的世俗的温暖，有了“观照”的意义。人生有多少应该珍视的东西曾经被无谓地放弃，被“放逐”了的人与“乐园”或“家园”或“伊甸园”之间并没有被完全隔绝，“驳船”上的“浮桥”与“踏板”仍在，李亚“获得了一份渴求已久的平安，一份这个世界无法摇动的真平安”，是一种真正的归途。戴航在看见父亲给母亲写的信的时候，才明白自己长期逃避的“恨”确实存在，但在面对即将死亡的父亲时，她放下了“憎恨”的包袱，让宽容在赞美诗的歌声里酝酿开来，“那照耀着利百加的光正在她的头顶闪耀”。施玮在小说的结尾处使人物凭着亲情――血脉相连的父爱，爱情――两个人将要建立的“家”，完成了浮游、隔岸、观望、到岸的历程。但细读这部2007年的小说，其描述与近十年之后的现实相对照，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不禁要问：“现代人”的各种精神“回归”，灵魂的“救赎”，身份的“着陆”，精神的“到岸”，真的实现了吗？
参考文献：〔1〕
何天云.论知识分子的“后现代性”命运〔J〕.人文杂志，2000，（5）：8.
〔2〕施玮.放逐伊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30，86，124，1，24，157，165，57，261，204.
〔3〕张鹤.漂泊的宿命和回归的坦途――谈施玮的《放逐伊甸》〔EB/OL〕.（2007-03-27）〔2014-12-06〕.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1671010008c9.html.
〔4〕孙谦.“知识分子”该如何镜像自我――小说的叙事伦理考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4）：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