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敲响清帝国丧钟的首次与西方交手的战争，也是封建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英国的第一次兵戎相见，战争的结局是庞大的清帝国军队一败涂地，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面对这一变局，人们不禁发出“七千人击败一个帝国”的慨叹。诚然，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军的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战争的胜负固然与武器装备有莫大关系，但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人的能动性的良好发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尤其是在正义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更需要能动性的良好发挥。然而，这些能动因素却为清政府所忽视，其结果，庞大的清帝国军队最终在这场较量中惨败。回望这场战争，不禁令人扼腕叹息，反思其诱因，又使人感慨良多。
一、决策层对整个战争的判断出现偏差，心存避战求和心理
众所周知，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迫使中国把更多的地方向英国商人开放。而当时的清政府决策层对此认识不到位，仍旧按照传统的抚夷、羁縻逻辑来对待这场战争。
战争期间，作为清廷决策核心人物的道光帝始终抱有“护国体不肯开衅”的思想，只要英国肯表示恭顺就立罢战事，对侵略者的狡猾手法认识不足，而英军恰好利用了道光帝的这种心理，敢于频频向清军开衅。早在1839年5月，英国鸦片趸船“威臣”号进入伶仃洋水域，骄横的船长巴厘自恃有义律撑腰，借口为英王祝贺寿辰悍然下令发炮若干发，至少有一或两发炮弹击中了在附近执行巡逻任务的清军水师战船，如此公然的挑衅行为最后竟因清廷息事宁人而不了了之。同样，9月4日的九龙之战亦是英船首先向中国水师开炮，战争爆发前的种种迹象表明，英国发动战争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奇怪的是，道光帝却未能看清侵略者的丑恶本质，还一味要求清军保持礼仪。在战争爆发将近一年后，道光帝在给负责天津河口防务的琦善等人的上谕中仍告诫地方官吏只需加强对英船的监视即可，如英船不过分挑衅，则不予理会。在战争中，道光帝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当英军宣称战事起因是林则徐私自擅行、迫害英人时，道光帝竟然轻信了，并以仲裁者的口吻回复了英国的照会，表示“天朝大公至正，现据贵国声称受有冤抑，必当代为昭雪”。最终，在英国人的离间下，道光帝对林则徐罢职处理，这正中了英军的诡计。
整个战争期间，道光帝对整个战争进程的把握也很肤浅，在接到靖逆将军奕山谎报在广州打败英军的军情时，他不做证实就武断认为战争已经以清军战胜而结束，随即下令各地撤防。时任两江总督裕谦等认为英人必会兴兵再犯，道光帝不听劝诫，在给裕谦的谕令中反而自以为是地写道：“以该夷前有赴浙报复之言，遽生疑惧。试思该夷果欲报复，岂肯透漏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服，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著裕谦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筹办夷务始末》）从字面上看，道光帝的用心也有合理之处，但在当时条件下，为节省一点军费而导致防务漏洞，这却带来了更严重的灾难。因此，在战争中，未能正确把握全局，政策摇摆不定是指挥层决策的一大失误。
二、一些统兵大员心存猜忌、贪生怕死，指挥调度陷于紊乱
无可否认，在战争中清军也曾涌现了一批奋勇杀敌的英雄将士，但与之相对比的是，一些手握重兵的大员们不懂战事，或盲目指挥或贪生怕死，一遇敌军就溃不成军，使防务形同虚设。
将领的无能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廷曾经倚为栋梁的奕山、奕经、牛鉴等人最终被证实皆为庸碌无能之辈。他们三人同为钦差大臣，分别负责两广、浙江、江苏的防务，而奕山、奕经更为皇帝宗室，其权势可谓高矣。奕山是一个不懂军事的将军，却被皇帝授予“靖逆将军”，他到广州后仅凭几个亲信的一面之词就贸然发动对英军的进攻，结果惨败。一战失利后，他就丧失了斗志，热衷于收受贿赂，看钱派差，导致“将与将不和，兵与兵不睦”。后来他索性把几万大军调入城内，结果英军登陆后畅通无阻，占领四方炮台，向城内俯射，奕山很快投降。
三、参战官兵军纪散漫、作战迷信，
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强
战争期间，参战清军大多原是驻守各地的常备兵，由于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他们缺乏训练，军纪散漫。在敌军压境之际，清政府调动各省兵力拼凑成临时大军，由于军纪原本不申，加之频繁的换防调动，清军的军纪更加涣散。
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在上疏中就提到，“以臣近闻山西赵城一事，该处额兵武弁，人人畏缩，在途亦毫无纪律，而带兵武弁，亦逡巡而不敢前，姑息而不能制，是该省戎务之废弛已极，而它省亦大概可推……京城首善之区，京营为天下之表率，理宜严卫密防，加倍整肃……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臣曾任巡城御使，深知盗贼案多而缉获少，推原其故，并由兵役通同作奸，名为捕贼，潜且豢贼。”（黄爵滋，敬陈六事疏，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近代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常居一地尤此，当因战事被调往异地，平时的涣散之相便愈加明显。当时从各地调往战场的军队无军纪约束，劫掠民众，军队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调防而来的各省兵马互不隶属，纪律涣散。在广东之官兵“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更有甚者，当“夷兵抢夺十三洋行，官兵S入其中，肩挑担负遂有无数千百成群竟行遁去者”。军纪如此之差，以至于民众们“心虽知其不可用而q幸其不滋事也”。 同时，在清军将领的指挥中还存在着迷信思想，这使清军原本脆弱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是雪上加霜。如奕经在确定反攻宁波、镇江的时间时，他把时间定在“四寅期”完全是迷信行为。据史料记载，“西湖关帝庙最灵应，元旦将军往祷之，占一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之句。越三日，所调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率其众至，皆戴虎皮帽，将军喜谓收功当在此，特厚赏之。于是军中相效有黄虎头、黑虎头、白虎头、飞虎头等帽。“（贝青乔《咄咄吟》）这种愚昧的指挥方法是可笑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反攻的失败。号称清军骁勇悍将的杨芳则更为愚昧，他到防地后武断地认为“我居宝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求者伏其内”。进而使出了“大粪御敌”的荒诞招数，结果使清军一败涂地。军纪涣散的清军本来就早已难堪重任，如果严加管理和有效使用，或许还能抵御英军的进攻，但实际上，清军将领不仅没有在战时对军队进行有效管理、严肃军纪，反而放纵部队，并在指挥使用这支部队上犯了十分愚昧的错误，这直接导致了清军战斗力急剧下降，在战斗中一再失利。
四、清军训练废弛、战法乏新可陈，
无法适应近代作战需要
清军的训练自乾隆中叶就开始废弛，训练方法毫无创新可言，清代绿营军事训练仍沿用中国传统的战斗方式，注重于阵式，强调作战的整齐度。这种训练方式停留在古代列阵作战的对峙水平上，到清代就更加僵化，追求一种观看效果，重虚文而轻实践。到嘉庆朝，这一状况更为恶化，嘉庆帝曾在一道谕旨中痛斥道：“今绿营积习，于一切技艺率以身法架式为先，弓力软弱取其拽满适观，而放枪时装药下子任意迟缓，中者十无一二，即阵式杂技亦不过炫耀观瞻，于讲武毫无实效。”（《中枢政考》卷二十，转引自罗尔纲《绿营兵制》）后来道光帝也对此严加叱责，要求清军实力操防，改进操练方法。可当时的清军从将到兵大都丧失了进取精神，皇帝的几道谕旨只能是一厢情愿，丝毫不起作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一位目睹了清军训练的外国人这样描绘道：“一声军号声音，一声鼓响之后不久，士兵们立刻中止他们的行动。队伍整齐地停留站着。他们举起大刀和盾牌，高过他们头上，作着攻守的姿势，同时全体一齐大叫起来。一声鼓响，士兵们来了一个大转身，好像是在这边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的样子，同时大叫起来。一声鼓响，士兵们向右边挥动一下大刀，好像是想在这一边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的样子，同时大叫起来。一声鼓响，士兵们恢复原位，同时大叫起来。一声鼓响，士兵们举起大刀与盾牌，保持攻守姿势，前进一步，同时大叫起来。两声鼓响，士兵们向左转，举目注视着张开的军旗。一声鼓响，士兵们拿着大刀和盾牌排列队伍，略作弯腰，遮挡起来。他们背负大刀（近颈项与肩膊处），同时大声呼喊。五声鼓响，每个士兵把身体蜷伏在他的盾牌底下，把自己完全遮蔽着，把他作为支点，前进一步，旋转一周，马上重新站立起来，处于攻击状态。一声鼓响，士兵们前进一步。由右至左及由左至右挥舞着大刀，同时大叫起来。一声鼓响，士兵们把大刀由左向右挥舞，同时大叫起来。”（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这就是当时中国正规军的训练情景，迂腐陈旧可见一斑。
正规军尚且如此，对于那些战时临时征集的几乎没经过训练的士兵来说，其状况就更难以想象了。同样，在与英军经历了近一年的交战后，清军的状况仍没有得到改善，在琦善与懿律会晤时，一名随从的外国人这样描述了他的中国军营见闻，“在这一天当中，一些旗军卫士举行刀剑操和其他的表演来逗起我们的乐趣。这种表演宁可说是滑稽可笑，不能说是使用兵器，但据说是可以吓走敌人的。当我们在更南边的舟山和宁波时，见到许多华兵穿着缝制成并涂绘上虎形的制服，也许是同样的理由，即能吓走敌人，这里的旗兵身穿白色棉衣，头戴黑帽;兵器是大刀和火绳枪或弓箭。他们是被看作是中国军队中属于皇帝警卫军中的精锐，并相信是和皇帝同出一族的。”（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清军的训练和作战不仅远远落后于时代，而且带有很浓重的迷信色彩，作为战争主体的士兵的主观能动性被禁锢了，这种儿戏般的训法和战法在与英军的作战中迅速地被现实所击碎。
五、统治集团畏民如虎实行片面抗战，抑制了民众参战热情
清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实行了片面的军队抗战路线，没有与广大民众结成广泛的军民抗战联盟。相反，清政府对民众的自发抗战却采取压制态度，排斥民众参与军队的战斗。
清政府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消除对民众的猜疑。因此，清军在战争中只能靠频繁调动各省军队来充实防务，但这种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往往劳而无功。因为英军是在海上巡弋的，经常趁清军尚未完成集结的时候发动攻击，而当清军得知消息慌忙向战争地集中时，英军早已扬帆离去，攻击防御力量薄弱的其他地区。纵观整个战争期间，清军虽然兴师动众，但很难在某一战役中取得对英军哪怕是人数上的优势，最终被各个击败。
另一方面，各地民众的抗英斗争却日渐高涨，沿海各地的民众自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过，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和宁波人民组织的“黑水党”抗英斗争更是把民众抗英斗争推向高潮。可气的是，统治者对人民的爱国运动却不给予支持，相反，还严令地方政府进行压制，在军队与民众之间制造隔阂，起到了助纣为虐的负面作用。尽管统治阶层中出现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张“民心可用”的开明官僚，但整个清政府的指导思想却是敌视人民，认为民不堪用，污蔑贬低人民。事实果真如此吗？魏源给我们做出了回答：“沿海民风强悍，岂无数千可用之义勇？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江浙虽无汉奸，而民多柔弱。则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然则各省之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原足捍一省之疆圉。”（筹海篇・议守下，《海国图志》卷一，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近代研究所《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在战争期间，主张募民以自卫者有之，但都被清政府所拒绝，把战争的砝码全部放在军队上，实行片面抗战。可惜的是，此时的清军早非当年那支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雄师劲旅，经过长期和平积习的浸染，战时的清军蜕化得既僵化保守又盲目自大，决策层判断屡屡失误，很多的统兵大员迂腐怕死、战术战法的陈旧落后、士气的消极低落，这些军事上的大忌都一股脑地在清军身上得到展现。在这种暮气中，清军失去了从战争中磨砺自己洗礼自己壮大自己的机会，从而无可挽回地接受了屈辱的战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