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重要后方城市之一，云集了许多社会各界文化人士，其中美术工作者近三百人。他们在桂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美术作品成为抗战宣传的主要工具。中国画中的人物画与漫画、木刻一样最能直观地反映现实、反映时代、动员民众、鼓舞斗志，抗战宣传亦相应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人物画家和绘画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沈逸千、张安治和尹瘦石。
关键词：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中国人物画，丹青人物画三杰。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社会各界许多文化人士来此停留、避难、客居。他们在桂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桂林骤然成为西南抗战文化的堡垒，因此桂林享有了“抗战文化城”的美誉。来桂林的美术工作者近三百人，几乎集中了全国较知名的美术工作者，其中国画家有何香凝、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丰子恺、赵少昂、关山月、李可染、张安治、王涣父、尹瘦石、黄独峰、冯法祀、黎雄才、黄养辉、刘仑、沈逸千、周泽航、张一尊、符罗飞、周千秋、罗鼎华、陈雨田等，另外还有桂籍本地画家林半觉、徐杰民、马万里、帅础坚、张家瑶、梁鼎铭、邓俊群、梁岵庐、罗鼎华、朱培钧、阳太阳等。在大时代背景下，画家们为了宣传抗战及宣泄内心爱国情感，在桂林创作出许多作品，不乏具有时代性的人物画作品。其中主要从事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画家有张安治、尹瘦石、阳太阳、汪子美、刘元、罗鼎华、帅础坚、沈逸千、陆其清、周千秋、朱培钧等。作品题材可分为：历史人物故事、抗战人物事件、百姓苦难生活、百姓民俗生活四大类。这之中以桂林文化城丹青人物画三杰沈逸千、张安治、尹瘦石成就最高、作品数量最多，可以说代表了抗战时期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一、沈逸千：
抗战时期中国现实主义画家第一人
沈逸千（1907・1・17-1944秋）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美术工作者、战地通讯写生记者。历史的尘埃使他现在几乎鲜为人知。其祖上为古代人文荟萃的江浙松江地区的书香门第，其父沈松浦善书画，可谓家学渊源。沈逸千出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江南古镇嘉定。他受家庭的传授和熏陶，儿时就喜爱书画艺术，后到上海师从旅沪日本画师细川立三学习素描，1930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艺术的天份和系统的训练，无疑为他日后从事现实主义绘画创作和表现写实技法奠定了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画出了第一张大幅抗日宣传画。1932年结束美专学习后，他加入了由上海爱国实业界组织的陕西考察团，开始了实地写生的艺术生涯和通讯报道的职业生涯。自1933年起，他历任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团长、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大公报》写生记者、《良友画报》特派记者。
抗战全面爆发后，沈逸千先作为《良友画报》特派记者赴前线采访、写生，其足迹遍及南北各个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日游击区，曾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林伯渠、贺龙、徐向前、关向应、茅盾，以及马占山、冯玉祥、李宗仁、卫立煌等国共军政要人画像，每次都在画作上请被画者签字留名。他一边马不停蹄地到各个根据地和抗日战场写生，一边沿途举办战地写生作品展览。1937年，他应南洋的《星洲日报》、《晨报》和上海的《大公报》之约不断地发回写生通讯报道。 1938年，沈逸千在武汉被推选为“中华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当时武汉印制有一本宣传抗战的《“二一八”武汉光荣的空战》小册子，其中就登有他的漫画《武汉空中凯歌声》。1939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他发起中国抗战艺术出国展览筹备会，被推为总干事。1940年初，他同黄肇昌、彭华士同志（后又有刘一行、金浪、钱辛稻、潘酉辛、朱金楼）组成了“战地写生队”，并任队长。战地写生队在1940年2月和10月两次赴延安，并在鲁迅艺术学院举办了“战地写生画展”。
沈逸千先生曾两度来到桂林。第一次是1942年3月初，他带领战地写生队抵达桂系管辖的桂林，在战时“文化城”举办了战地写生画展，共展出战地速写一千多幅。画展结束后他又风尘仆仆地奔赴滇缅战场写生，接着又到青海、宁夏大西北战场写生。他第二次到桂林是1942年10月底，由兰州抵达桂林，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准备，11月中旬在靖江王府正阳楼的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的教室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半年来战地速写200多幅，得到徐悲鸿等同行们的赞赏。茅盾先生应作者之邀为此次画展撰写了观后感，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沈逸千先生走遍了南北各战场和西南、西北大后方。在文艺工作者之中，他是走路最多、走得最远的一个人。如果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么，他的作品的价值也就可以知道了。但是逸千先生不是在承平时代遨游名山大川，他在抗战五年中，经常是在前方的，太行山、中条山他曾停留过相当久的时候，两次长沙会战，国军远征缅甸，他都及时赶到。他背着画箱，奔走南北，出入战场，不是以一个悠然的写生画家的姿态出现的，他是作为一个抗战宣传的艺术工作者，在后方收罗了后方生活的动态，带给前方将士看；在前方抢救下血淋淋斗争的史料，带回给后方民众看。他是用他的画笔来联系了前方与后方的。因此，他几年来所作的巨量的写生画，实在是应该当做五年抗战的史料来看的，我们应当从这一点去看他的作品，然后意义更深大。”[1]可以说，茅盾先生的这段文字对沈逸千的艺术经历和抗战宣传业绩做了很完整的总结。
沈逸千战地写生多为速写，也有水墨写生。其作品都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内容也是以人物为主，题材基本两大类，一是抗战人物，如《机关枪手》《大刀队队员》《滇缅战场最前线》《飞机场一角》《塞外的粮库》等。二是各地民众生活场景，如《永远的流亡者》《漠北牧羊女》《塞北骑士》《运粮》《新疆骏马》等。今天我们能看到他的代表作有《神枪手》。该作品描绘的是一位抗战士兵，骑在嘶鸣咆哮的战马上举枪瞄准欲射击的瞬间场景。画面构图奇险绝妙，战马腾空跃起近乎90度角，前腿上扬，后腿蹬地，马鬃竖起，马尾狂扫，骑马士兵顺势起身，右手端枪瞄准、左手提缰。背景用大笔施以淡墨，似黑云压顶席卷而来，画面下方劲风吹草。从笔墨造型来看，作者用笔大气坚定，墨色浓淡相宜，人与马的造型准确，动势鲜活。整个画面表达了抗日战士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以英勇还击，誓死保卫家园，与侵略者决战到底的精神面貌，说明了绘画者是带着激情和愤恨一气呵成，充分表达出作者的爱国情怀。窥一般而知全貌。作为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画家来说，能够完成这样的作品应当具备几个因素：一是良好的艺术天份，二是传统的中国画笔墨修养，三是西方严谨的素描造型能力，四是丰富的写生经历，五是饱满的爱国情怀和创作激情。 有美术理论学者评价沈逸千时说，他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部题材绘画的领头羊、现实主义中国画创作的先行者，这样的评价实不为过。“五四运动”以后，鲁迅的现实主义美术思想不仅开启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写实主义”，而更重要的是它引导了整个中国现代绘画走向了现实主义美术之路。如果说鲁迅先生是中国现实主义美术思想的开启者，那么沈逸千先生无疑是中国绘画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第一人。当时的很多名家著文高度评价他的绘画艺术，如田汉在《一个有远志的艺术家》中说：“沈先生自开始就是把艺术服从国难的。其画对黄沙白草间的落后同胞振起了自救的警钟。”[2]阳翰笙在《沈逸千绥蒙画展观后》中写道：“在沈逸千先生的刚健雄浑的笔触下，是很能燃烧起我们抗战救亡的热情，是有把我们带到国防前线的绥蒙去捍卫国土的感动力的！这就是逸千先生的艺术的成功处。”[3]他也曾被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先生赞誉为“画坛怪杰”。
沈逸千与张曙两位先生可称得上是“‘文化城’抗战双雄”。张曙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作曲家、歌唱家、音乐社会活动家，上海大学音乐系毕业，一生创作了200多首歌曲，代表作有《洪波曲》《丈夫去当兵》《农夫曲》《日落西山》《我们要报仇》等。1938年12月24日下午1时许，张曙在日本侵略者轰炸桂林城时遇难，年仅35岁。沈逸千是抗战 时期著名的画家、战地美术通讯记者、美术社会活动家，上海美专西画班毕业，其一生绘制的战地速写、创作的人物画作品、举办的抗战宣传画展之多，无人能及。1944年秋，他在重庆筹备出国举办中国抗战美术作品巡回展览前夕被日本特务暗害，享年仅37岁。两位年轻的艺术家都是才华横溢，有着爱国热情，有着相同的受教育背景，有着国难当头之时都在为抗战宣传而东奔西走这样相同的经历，都英年早逝于抗战烽火――一个在桂林文化城遇难，一个在重庆文化城遇难。二位所创作的作品在当时广为流传，唤起了民族精神，鼓舞了中华儿女奋起抗击日寇的斗志。在中国各个抗战的主战场、抗日根据地、抗战文化城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沈逸千的绘画作品和张曙的音乐作品交相辉映，称得上是“‘文化城’抗战双雄”。
二、张安治：
对抗战时期现实社会与百姓生活的关注
张安治（1911・1・21―1990・11・18）是抗战时期居留桂林时间较长的画家，也是在桂林创作作品较多的画家，桂林又是他一生从事美术教育生涯肇始的地方。1928年至1931年，风华正茂的张安治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西画班学习，师从徐悲鸿、吕凤子、潘玉良、蔡任达、宗白华等先生，毕业后任南京市小西湖小学美术教员。1935年夏，他应徐悲鸿之邀，返回中央大学艺术系任助教，曾和吕斯百等带学生赴庐山、杭州写生一个月；1936年春跟随徐悲鸿、张大千赴黄山写生。因抗战初期国民党桂系当局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准备抗战，1936年6月徐悲鸿来到广西，得到李宗仁、黄旭初、白崇禧、李济深等人的热情接待，赞同他在桂林创办一所美术学院，为广西培养地方美术人才，并提供靖江王府的房间筹建校址。是年12月，张安治应徐悲鸿之召来到桂林，协助徐悲鸿筹建桂林美术学院。
“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和具体界定时间，通常是以1938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机构撤退至桂林，到1944年9月长沙陷落桂林大疏散，前后六年时间。而张安治1936年11月来到桂林，到1944年12月经贵阳取道重庆，至此，结束了他在桂林长达八年的绘画创作、抗战创作宣传和美术教育工作。他与欧阳予倩一样，是名符其实的桂林文化城抗战文艺的主将，是抗战美术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在桂林文化城期间，除了文化宣传繁荣外，艺术教育、新闻出版也同样方兴未艾。由于来了许多国画家、油画家，桂林秀美的自然风光给了他们创作灵感，国破家亡的民族仇恨激励出他们的创作激情，自然也就给文化城留下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风貌的作品。张安治在桂林同样创作出很多绘画作品，如：油画《后羿射日》《阳朔晨雾》《漓江秋》《桂林郊区》《夜市》，水彩画《漓江一景》《桂林王府》《全州鸟瞰》，中国画《避难群》《游击队员》《执戈者》《石工》《深山立马》《担草妇》《漓江渔女》《桂林山中》等。虽然他油画、水彩画、中国画样样精通，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从事中国画创作与教学，在中国人物画上的成就最为突出。
《避难群》作于1940年，1991年1月出版的《张安治画集》中载有这幅作品。作品取材于桂林遭到空袭时人们避难的场面，画面中描绘有各种职业和各种年龄的男男女女近四十人，有妇孺老幼相互搀扶、有肩扛手提生活用物，人流从右向左移动，所有人物表情行色匆匆。表现技法上，属于兼工带写。作者从整个人群侧面选取构图，人物刻画系单线简单勾写，有的人物装束施以重墨或淡墨，人物交杂错落，注重人物整体精神情态和局部个性的刻画。这幅画在造型语言上，具有很明显的场景速写形式，与沈逸千战地速写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品右上方题有：“廿九年初夏，写桂林空袭之避难群”。
《劫后孤女》也是张安治1940年在桂林所作，此画属于水墨人物画。画面刻画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女孩，手挽着竹篮，神情恍惚无助地背靠在墙上。日寇飞机的多次轰炸使桂林几乎成为废墟，也使得小女孩家破人亡。她清瘦疲倦的身上含有一种令人同情与怜悯的悲情。战时的桂林，无法在数字上忽视流浪到街头的逃难人，画家捕捉到现实生活中这个女孩不幸的一瞬间，只是抗战时期无数流离失所的中国人的一个现实映射与缩影。此画在笔法上虽属于兼工带写，但画面中垃圾箱和人物投射在墙上的背影，以及整幅画面呈现出的黑白灰关系与空间感，明显看出作者“以西润中”，把素描的光影塑造关系与中国画的笔墨联系起来。
《运木工》作于1941年，记述的是1939年全国抗战吃紧，由于桂林是中国南方的军事重镇，因而多次遭到敌机的空袭。为了疏散市区里的市民，和安置数以万计的外来避难人口，桂系政府决定在漓江上建造一座木桥。桂林城原来仅在漓江左岸，漓江的右岸是乡下农田，还有许多坟墓。搭建的这座桥，一头连接城中心的靖江王府正门楼横向大街，另一头连接城外的七星岩。当时数以万计的难民和文化人士很多都住在七星岩附近。徐悲鸿带来的多年十余箱收藏品曾一度存放在七星岩下的石头洞里。该桥建成后，以当时国家统帅蒋介石的名字命名为“中正桥”。张安治的这幅《运木工》描绘的就是桂林军民为搭建木桥运送木料的场景。画面捕捉了一群运木工人搬运山中木材的一瞬间。他们坚强有力的肢体动作，反映出内心的爱国情怀与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 《担草妇》是张安治1942年创作的作品。画面描绘的是三位乡村妇女在稻田里，收割稻草后稍做休息的瞬间场面。画中三人似祖孙三代，老婆婆神情木纳，脚穿草鞋；中年妇女赤脚斜靠在捆好的稻草边。画面下方是背对画面，坐在草堆上的小姑娘。画面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年龄、动势、表情各异。画的上方用简练的笔墨勾画出流淌的小河，及河边上供人行走的石头和岸边的老树。整个画面沉稳、宁静，在绘制的三个妇女的身上透露着一种中国百姓勤劳朴素的自然之美。画面左边中间位置题款写有“民国三十一年春安治写于桂林”。
从张安治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桂林文化城军民抗战和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各个场景。这种关注现实的鲜明主题和质朴的绘画风格使得画作具有典型的现实性绘画特征。张安治的每幅作品都来源于社会生活，画中的人物形象均来自写生观察，作品内容真实，明显具有情节性、纪实性。张安治是在用自己的画笔积极反映时代的心声。其绘画技法运用西方绘画的透视、写实的理性方法，与中国的笔墨语言形式相融合，使每幅作品都呈现出一种中国审美韵味的新时期风格。
张安治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美术教育家。张安治在桂林承担有油画、水彩、中国画专业课教学任务，也开有速写和素描这样的专业基础课。从他当年给学生上课时画的一些范画及创作作品，可以看出他是位多才多艺多能的画家。而且他受徐悲鸿写实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样主张作品产生于对现实的观察和提炼。如他撰写的《中国绘画的民族形式》中说：“绘画的伟大题材，跟其它诸艺术的题材一样，唯有从现实生活里面去摄取，这是毫无意义的，要创造民族形式的绘画更不是凭空虚构所能成功，画家们应该用敏锐的眼光，从现实生活中搜寻那可以代表民族风格与生活特色的题材，再用新鲜的形式去表现它。”[4]他用中国画笔墨工具创作的人物画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历史文献价值。
三、尹瘦石：
作品中的历史英雄情怀与内在精神展现
尹瘦石（1919・01・12―1998・04・14）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居留达四年之久，是专攻人物画的画家。其作品以历史人物画见长，是当时来桂的画家中人物画成就最高、历史人物画作品最多、绘画水平最高的画家。他的作品内容始终紧紧踏着时代的节拍而描绘，深得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熊佛西、田汉、徐悲鸿、欧阳予倩、朱荫龙等文化名人的赞誉。尹瘦石出生于江苏宜兴周铁桥镇，1933年入江苏省立宜兴陶瓷职业学校学习陶艺、绘画、书法。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背井离乡流亡武汉，1938年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学习期间，他根据自己流亡经历（在逃难过程中经过安徽、江西等地，可谓生死劫难，一路看到饿殍遍野），创作出《流亡图》。此画让他在抗战期间的美术界崭露头角，也使他决心此后倾全力于人物画创作。
尹瘦石在1940年9月1日由湖南益阳抵达桂林，在欧阳予倩组持的省立艺术馆美术部工作，主要配合抗战绘制宣传画和漫画用以介绍时事，作品张挂在桂林城中心的解放西路的十字街口广场壁报上展出，图文并茂，半个月换一次牌子。作为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画家，可以说，桂林是激励出他绘画天赋的地方。欧阳予倩给了他一个成长的平台，抗战救亡运动给了他创作激情，爱国进步人士柳亚子、何香凝等前辈给予了他教益和熏陶。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以历史英雄人物为内容、以当时杰出爱国人士为题材、以及反映积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人物画作品。如：《屈原》《郑成功立海师规取留都图》《史可法督师扬州图》《文天祥正气歌》《瞿张二公殉国史话》《伯夷叔齐》《总裁马上雄姿》《漓江祝嘏图》《樱都跃马图卷》《留园雅集图》《潇湘妃子》《巨赞法师像》《柳亚子画像》《沈钧儒画像》《爷从军去》《老游记战士》等。这些作品不仅质量高，还具有时代创新价值和意义。
尹瘦石到桂林后，创作的第一张人物画是《屈原》。画中主人公以诗人柳亚子风骨为原型而作。画面中屈原逆风行走在路上，风吹起了他飘扬的衣服和头发，表情在坚毅中又带些忧伤和悲痛，生动表现出屈原忧国忧民、一心为国的精神。画作以此映射作者自己，以及当时的一大批为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备感担忧的文化志士们。这幅作品整体上属于中国传统绘画风格，但是在人物的表现技法上结合了西方绘画表现方法，具有时代性的提高与进步；这是因为他早年学过西方素描，并很好地运用到中国画表现语言之中。郭沫若见到这幅画时，欣然在该画上题写了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1939年所作的《诗人节题屈原遗像》，诗曰：“屈子沉江日，贾声痛苦年。欲寻人外世，为问古时天。悄悄复仇志，悠悠独醒篇。诗人今不作，此意更谁传？”[5]沈钧儒在这首诗中对屈原的内在精神作了深刻的揭示。沈钧儒所作的《诗人节题屈原遗像》、尹瘦石创作的绘画作品《屈原》与郭沫若1942年1月创作的戏剧《屈原》，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塑造、讴歌了象征中华民族灵魂的屈原形象，借古喻今。该幅作品熔铸了郭沫若书法，沈钧儒诗作，尹瘦石的绘画。它诞生在桂林文化特殊的历史年代，其价值与意义无以言表。
1944年4月17日，尹瘦石在桂林新建的艺术馆展览厅展出了两年来创作的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其中《瞿、张二公殉国史画》最吸引观众。作品以十四辐组画刻画了明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瞿式耜和兵部右侍郎张同敞的历史事迹。每幅作品取景各异，注重人物动作、形象及内在精神的刻画，笔墨造型写实与传统写意相结合，场面生动。特别是瞿、张二公大义凛然、成仁就义的这幅作品，画面背景尤为出色，远处桂林的青山屹立、雄厚、寂静，衬托出画面情节动感之中又兼具肃穆、庄严。当时田汉看到尹瘦石的这些作品后，大加赞赏，道：“宜兴并带两神工，瘦石悲鸿意境同。”[6]虽然尹瘦石当时还仅仅是位24岁出头的青年画家，但田汉把他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相提并论，这是对他的鼓励和殷切希望，同时也说明尹瘦石其时的绘画造诣是超群的。
当时在桂林同时展出的尹瘦石较为大幅的代表作还有《郑成功立海师规取留都图》和《史可法督师扬州图》。郑成功和史可法都是明末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尹瘦石在作品中总是借助历史人物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爱国精神与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风亮节来彰显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奋斗不息的优秀传统，并寄托了他的民族振兴的思想愿望。这些画作以史鉴今，鼓舞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斗志。 尹瘦石还为来桂的一些爱国文人志士画了肖像，如《巨赞法师像》《柳亚子画像》《沈钧儒画像》《朱荫龙画像》等。这些人物肖像在写生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形式加工和提炼，升华为具有独创意味的写意人物作品，并注重对画中的人物倾注更多的内在精神的刻画。如《巨赞法师像》和《朱荫龙画像》，画中人物伫立在风中挺胸昂首，充满着学者风度及超然物外的精神面貌。再如《柳亚子画像》与《沈钧儒画像》，虽仅系人物头像，却生动逼真，尽显儒雅之风。这些单幅的名人肖像，画面简单、凝练，用笔沉稳，对形体的把握特别严谨、精确，明显体现出作者高超的素描功底。每幅画上都有被画者书写的题跋，与作品相得益彰。尹瘦石的写实性人物画，在20世纪30―40年代代表了中国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另外，尹瘦石还创作了一批以现实生活为题材、鼓舞人们抗战的作品，如《爷从军去》《盲群》《防空洞中》《老游击战士》等。画中以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为着力点，用笔墨语言描述出来，意在揭露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的斗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尹瘦石是位具有个人特色而取得较高成就的画家。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人物画作品，基本创作于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他的人物画注重以形写神，人物性格、气质、特征流于笔下；在绘画技法上，则用适合于时代所需的表现方法和笔墨语言去反映现实。正如端木蕻良在回忆中所写：“瘦石的画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给人一种真诚的感人的力量。尽管画面上是那样平静无华，但却使人感到沸腾的热血无时无刻不周流在他的体内。而在每一刻爆发的瞬间，都会倾泻出炽热的赤焰，赤焰的每一星点，都和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7]
总而言之，抗战特殊年代，民族危亡时期，很多国画家呼吁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画家也应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和义务，并强调他们不但是画家，也是美术工作者，抗日救国的大课题也便成了众多国画家的画笔所致力的方向。人物画是最现实、最直接的题材，因此这一时期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人物画，以历史英雄人物和当代杰出爱国人士为题材的人物画遂盛行开来。三位丹青人物画家沈逸千、张安治、尹瘦石在人物画方面成就最高， 他们的人物画作品均创作于抗战时期，其作品具有抗日救亡爱国进步意义，内容感人至深，令人鼓舞。同时，这些人物画在表现技法和绘画思想方面已引入西方现实主义绘画的写实因素。其作品是用西方绘画理念融入中国绘画创作形式的成功尝试，并且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三位画家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找到了艺术与时代的契合点，他们的人物画作品在整体上可以说是一部时代的史诗。
注释：
[1][4]杨益群.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728；432.
[2][3]裔萼《抗战写生画家深逸千》――《中国文化报・美术周刊》[N].2009-07-09.
[5]沈钧儒.寥寥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91.
[6]魏华龄，李建平.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659 .
[7]尹瘦石《尹瘦石书画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