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亲友命名取字并阐释名字寓意作为一种文人日常文化活动，在宋代社会蔚然成风，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名字说作品。其文体渊源，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冠礼祝词，二是受王昶《诫兄子及子书》的影响，三是受陶渊明《命子》诗的影响，四是受历代改名诏的影响。
关键词：宋代；名字说；文体渊源
名字说并不是发源于宋代，在宋之前，已有完整规范的作品表明这种文体的正式存在，但仅是零星散见，不成规模，名字说主要盛行于宋代，呈现出空前的繁盛状态。
笔者具体通读宋代名字说作品，结合前人的研究，探究其文体渊源，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冠礼祝词，二是受刘昶《诫兄子及子书》的影响，三是受陶渊明《命子》诗的影响，四是受历代改名诏的影响。在这四个因素的集中影响之下，宋代的名字说才得以蓬勃发展，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达到一个新高度，并对后世名字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源于冠礼祝词
在古代传统中，孩子出生满三个月之后，都会由父亲命名。《礼记》中记载：“三月之末……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3]482古人除了名字之外还有表字，两者并不是同时确定的。一般都是先有名而后有字。
《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孩子小时候由父亲命名，而孩子长大之后的表字，却往往是父亲的朋友在冠礼上所肩负的责任。冠礼是古代重要的人生仪式，是孩子长大成人的重要标志，而在这个仪式上，冠礼的正宾会在父亲所起之名的基础上，再为他取一个表字，就如《礼记・曲礼》所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妇许嫁，笄而字。”[3]35无论男女，在冠礼或笄礼上，都会获得自己的表字，这个字，与名相关，更预示了孩子的成年身份，是古代成年人之间的称呼。
成年冠礼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而加冠命字更是重中之重。冠礼的“三加、三醮”都有祝词，特别在命字完成之后，正宾会给行冠礼的男子送上统一的祝词。这段祝词，又称“字辞”，曰：“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自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这段“字辞”，即是名字说的雏形，后世的名字说，在此基础上逐步得到发展。
徐师曾也在《文体明辨序说》中紧紧围绕冠礼、祝词及“字说”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了名字说发展于冠礼祝词。他认为：
“按《仪礼》，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辞，后人因之遂有字说、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辞之滥觞也。虽其文去古甚远，而丁宁训诫之义无大异焉。若夫字辞、祝辞则仿古辞而为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说，故今以说为主，而其它亦并立焉。至于名说、名序则援此意而推广之。”[1]147
徐师曾关于“字说”的定义，明确指出了名字说渊源自冠礼。但是，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并未结合具体的名字说作品展开充分的说明。笔者通过考察并细读宋代名字说作品，较为清晰地认识到名字说与冠礼之间的渊源，详细论述如下：
由于冠礼繁复异常，在历代更迭中，不断地被削弱和简化，甚至废弃消亡。但古老的“字辞”，也就是传统的冠礼祝词，并未随之消亡，而是逐渐演变成为宋代文人中流行的一种文体，并且在字辞的基础上，更多采用了字序、字说等新的表现形式，推动了字辞的发展和变异。鲜明地昭示着宋代的名字说来源于冠礼祝词，并在其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冠礼祝词是宋代名字说的标题、用语形式以及具体内容。
首先，宋代名字说的标题很多直接带有“冠”字。徐经孙的《冠义序付嘉正》、《长孙敏学冠说》、《侄壬泰冠说》、《乙泰冠说》，方逢振的《冠二子说》，黄庭坚的《祝晁深道冠字词》、《徐氏二子冠字词》等等，这些文章标题中的“冠”字，表明了名字说这种文体与冠礼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如徐经孙《长孙敏学冠说》：
正月丙午，吉叶于卜，吾孙敏学肇加元服。古者冠礼三加，弥尊厥初，祝辞训义具存。始加曰‘弃汝幼志’，盖欲其童O之习、痴劣之态，~之而若弃也；再加曰‘敬汝威仪’，盖欲体貌必正、色辞必庄，可象而可畏也；三加曰‘以成厥德’，盖欲其为人子，为人臣，为人弟，而成人之德备矣。三加之礼弥尊，三祝之辞有序，盖必如是而后元服之无愧也。于戏！既庄尔首，毋邪尔思。今尔何盟，是训是彝。今汝何惩？于嬉于随。学以自强，敏以求之。受天之庆，福禄咸宜。
这篇名字说，标题为“冠说”，内容上阐述了自己在长孙冠礼上经过“三加”、“三祝”为其取字“敏学”，同时还通过这篇名字说寄寓了对长孙“学以自强，敏以求之”的期望。
方逢振的《冠二子说》：
《冠义》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冠义》篇，首及礼义，而不先之以冠。礼义备，可矣，未也，必礼义立，然后始及于冠，冠其可以不重乎？冠者，大人之服。古者二十而冠，十九而下皆得为童子。一服大人之服，则与童子辞矣，安得不重之哉！……《士冠礼》三加之祝曰‘弃尔幼志’，又曰‘介尔寿考’，曰‘敬尔威仪’，又曰‘慎尔黄U’。人生之岁月易老，天下之义理无穷，髫龀习之有余，头白行之不足。古人于加冠之始，不得不致丁宁告戒之意，盖终身大人之学方自此发轫，故又终之曰‘冠者礼之始也’。后世冠礼废，童子与先生并行，逊让之节既不防闲于幼a之时，修治之方又不谨严于行冠之始，此人才所以难成，而教道所以戛戛乎难入。愚重有感焉，故于二子之冠，绎其大义而申言之。 正容体，持己处要端俨以守之，使内贼无自而起。齐颜色，接物时要矜庄以莅之，使外贼无自而入。顺辞令。出辞气时要审以发守，如恶言不出，忿言不反，出必顾行，重必然诺 。《大学》曰‘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即此便是不顺。弩有机，谨而后发，知动知微者其为机乎！和孙名汝曰机，字汝可度。户有枢，运则不蠹，知阖知辟者其为枢乎！良孙名汝曰枢，字汝可达。 在这篇长文中，作者从《冠义》入手，“愚重有感焉，故于二子之冠，绎其大义而申言之”，论述了冠礼在人生中的标志性意义，最后在此基础上点出所取之字及其含义。
“冠义序”“冠说”以及“冠某某说”“冠字词”都是常见的名字说命题方式，这里的“冠”，指的就是古代中的“冠礼”，这些写在冠礼上的文章，就跟冠礼上的“字辞”一样，都是一种程序化的祝辞，是对“字辞”的发展。
另外，“冠字词”往往也被称为“祝词”，如《祝晁深道冠字词》、《徐氏二子冠字词》两文在山谷集卷二十中分别题为《晁深道祝词》和《徐氏二子祝词》。而标题为“祝词”“字辞”的作品，在宋代名字说中经常出现，如刘子《字朱熹祝词》、真孕恪独钭孕拮４省贰⒘醭ā墩呕遄执恰贰⒒蒲迤健锻跏隙子字辞》、吕祖谦《潘自厚字辞》等等，从以上这些文章的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宋代名字说中明显的冠礼祝词痕迹。
如刘子《字朱熹祝词》：“如冠而钦名，粤惟古制……”开篇就提出取字作文的原因，乃是源于“古制”，依据前代“冠而钦名”的习俗而为。
刘敞《张诲字辞》也是开篇明义，点明这篇名字说也是因冠礼取字而来：“张诲既冠，谋所以字者。刘子曰：……”。
其次，能够说明宋代名字说与冠礼祝词一脉相承的，是形式上的仿古，这从宋代名字说中还存在的许多四言韵语的祝词、字辞中可见一斑。
这种仿古现象，有的是全文都是四言韵语。
如徐经孙的《乙泰冠说》：
古重冠礼，盛服夙兴。今子既冠，祝辞是听。家学渊源，汝其继承。顾明命，迅如雷霆。有欲必窒，有忿必惩。名曰思，字曰必明。友爱同气，温然如春。佩服斯语，其书诸绅。
整篇文章都是四言韵语，简洁有力，押韵易记。
有的是交代写作的时间、缘由等背景之后，其余部分都用四言韵语写成。如
吕祖谦的《潘自厚身甫字说》：
吕伯恭括苍潘景宪叔度名其子自厚，谋字于其友吕某。某复之日：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是图豫也。后世先礼而冠，盖有先冠而字者矣。视名考义，莫e身甫，申之以词，俟讲冠礼而用焉，其词曰：
令月吉辰，秩簋蠲尊。乃加尔服，念厥本根。人生厚，百世一原。迁厚居薄，夺毗昏。孰堑尔衢，孰键尔门。反身而诚，尔本尔存。相彼狐貉，大挚聿温。尔服逖遗，义用不敦。相彼^，大飨聿。厚于小体，跖弟F昆。厚子大体，尧墙舜藩。众万错陈，磅礴昆仑。非物非体，不合而浑。身斯绎斯，尔名式尊。曰伯身甫，永矢弗谖。
在说明写作的相关背景之后，正文皆用四字韵语。
还有的情况是四字韵语与其它语式并用，但四言韵语为多。如黄庭坚的《祝晁深道冠字词》：
“吉月谷旦，晁氏深之，字尔深道，发书祝之：咨尔深道，圣学无蚤。与其闯于门，不若观于奥。昔在圣人，行深道时，照处空，万物君之。鱼涔在渊，深则不获；井有寒泉，短绠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农，深利者贾，世守者为宗。宗其一家，出门则病焉；深于道者不官，三宗者听焉。穷则带索，达则华衮。惟学无止，自深其本。”
除了题目中直接带有“冠”字以外，在正文表述上，文中四言韵语所占比例甚多。
其它的名字说文章，虽然不是以四言韵语写成，但是，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四字韵语，仿照冠礼中“字辞”的形式来写作。
最后，宋代名字说及冠礼祝词的相关性还表现在具体内容上。在宋代的很多名字说中，虽然标题上并没有提及冠礼，但在内容上却多有论及冠礼，甚至直接说明该文是为冠礼取字而作的。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作者会在正文中具体说明受字者行冠礼的日期、冠礼的具体形式等内容。
如王柏《叶涵字说》：
咸淳庚午二月吉日，通斋叶先生命其友人王某冠其子涵。既筮矣，宿矣，期矣，而某以微恙不果就列，敢推涵之义以字之。曰：涵者清明之也。夫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虚灵知觉，所以妙众理而应万事，此所谓清明之所以能涵者，得此气之灵也，其所涵者即此性之善也。仁义礼智乃为之纲，百行万善皆从此出。必使之寂然凝然、湛然粲然于方寸之中，感而遂应，则不失其所涵之善。不然，则声色或得以诱之，利欲或得以挠之，贫贱富贵或得以移之，百念动摇，则吾之所涵者昏矣。今子既冠，成人之责自此始。必开之以学问之道，澄之以静定之功，俾所者常清明而不昧，酬酢万变，泛应曲当，始可以为成人。周子曰：‘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汩则乱。’朱子曰：‘山静泉清，所以全其未发之善，故其行可果。’请字之以无垢，过庭次，幸以此说求正焉。
文章既交代了冠礼的具体时间，又概括地介绍了冠礼邀请亲友列席观礼的一般情形。
但详细论及冠礼及行冠过程的名字说很少，更多的是以一句话简略说明该文是为受字者行冠而取字。如王庭《送刘天游字序》：“方冠，时请字于余，余字之曰天游。”陈淳《庄氏子名字说》：“庄氏子冠，请命于余。”阳P《存礼次子仲防字说》则云：“存礼仲子必，乃祖先字以大防，取堤堰之义。今将冠，父改字仲防，属某演其说。”陈宓《字圭子说》：“圭年十八，既冠，予字之曰‘表夫’。”基本上，在每一篇交代写作缘由的名字说中，很大部分都提及冠礼取字。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情况是预先取字以备日后冠礼所用。如陆九渊《二张名字说》提及：“番阳张季海见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宾，字以清父。其二曰樾卿，字以宏父。”熊庆胄《刘子冶字说》谈及：“刘氏子炼生十有五年而不改童心，厥明年，乃以父命而加冠焉。......今欲以子冶训而字，敢申序针义焉。”
从宋代名字说的标题、形式以及内容可见，宋代的名字说与传统的冠礼祝词息息相关。即使在冠礼不断简化逐渐衰亡的过程中，名字说与冠礼祝词的关系依然是不可分割的。虽然“幼名冠字，朋友字之”的古代礼制已经崩溃，取字的人员、时间和方式都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但是，名字说的发展，总是围绕着冠礼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仪式而发展。 名字说滥觞于古代冠礼祝词，不容置疑。但笔者仔细分析搜集到的五百多篇宋代名字说作品，却可以发现，虽然名字说起源并发展于冠礼祝词，可在宋代的空前发展中，有些作者却能另辟疆域，师法它途，又或者推陈出新，跳出窠臼，将名字说的发展推向更宽广的层面。特别要注意的是，大概而言宋代名字说包括字说和名说两大类，而名说主要是因取名而创作，一般不论及字，故与冠礼是几乎不相关的。名说这一大类与冠礼字辞毫无关系的名字说作品应该有着其它的文体渊源，结合对宋代名字说作品的具体解读，笔者认为，宋代名字说除了来源于冠礼祝词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刘昶《诫兄子及子书》、陶渊明《命子》诗及历代改名诏的影响，从而使得宋代的名字说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获得了精彩纷呈的空前发展。
二、王昶《诫兄子及子书》的影响
宋前最广为人知的名字说作品，是唐代刘禹锡的《名子说》，全文如下：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谊，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则书绅铭器，孰若发言必称之乎？今余名尔：长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M，字敬臣。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从而众说，其庶几乎？夫忠孝之于人，如食与衣，不可斯须离也。岂俟余哉？仁义道裕非训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职也。顾名？所在，遂从而释之。孝始于亲，终于事君，偕曰臣，知终也。
在这篇《名子说》[4]中，刘禹锡提到自己给儿子起名作说，乃是受到“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谊，咸得立身之要”的启发。刘禹锡所云“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谊”是指《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中所收录的王昶《诫兄子及子书》，《传》曰：“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
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着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咨。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f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
……
这篇家训作品篇幅颇长，其中上引论及为子弟取名的一段，可以看作是名字说的雏形。“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f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说明以名为诫以教育子弟是其伟子弟取名之根本目的，文中的关爱之情与教育之义非常明显，是作者的教育思想之所在。
从王昶的这篇文章，以及刘禹锡的分析可以看出，以名为诫用以教育子弟是作名字说之一大目的。刘禹锡的《名子说》一文之所以提及王昶命名，便是看重王昶为子弟命名时的训诫意义，刘禹锡自己给长子取名咸允，字信臣；给次子取名同M，字敬臣，这其中也蕴含了他教育儿子要诚信、敬重为人的训诫思想。
除了刘禹锡的《名子说》之外，宋代的名字说作品也深受王昶《诫兄子及子书》的影响，其中直接提到王昶取名的宋代名字说作品就有高登的《命诸子名字说》以及黄彦平的《王氏二子字辞》两篇。
高登《命诸子名字说》云：
名字所以相识别，未尝有义。自《左氏》载德命、类命之说，后世因取义焉。如王昶命子以默、沈、渊、深，见意于冲、虚、谦、静。谢庄名子以扬、F、佟㈠，寓文于风、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属亦异。痛念王室凌迟，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鸿业，然此志未遂也，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裘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桴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听之，汝称名而心维之，勉效两全之节，毋使后人笑吾昧于知子而遣蚊负山也。
指出王昶在赋予名字以教育意义上的突破，并学习王昶的方式取字。
黄彦平《王氏二子字辞》：
王侯太初，嗜好诗书。见其二子，骥种凤雏。群从制名，皆取于水。尔其从之，有本于是。濯字忠父，在诗远酌，自事吉蠲，神歆其约。仲浩直父，孟子是师，不枉不挠，达于无疵。海隅诸州，桑荫接畛，琅琊诸王，尔族为近。魏先正昶，为子命名，沈深浑湛，戒莫之争。水有胜复，淮终不~；世有污隆，德终不灭。咨尔忠父，三复尔诗，毋曰不显，神之听之。咨尔直父，勇义果德，毋以一毫，易吾之直。子之事父，闻礼闻诗；母之育子，恩斯勤斯。未闻万物，能裕两仪。行成于勤，业荒于嬉。令月吉日，授尔祝祠。知天知性，永受保之！
作者在为二子取字之后，更直言要学习王昶借命名来教育儿子“戒莫之争”的做法，对二子提出为学做事的要求。
正如高登在《命诸子名字说》中谈论到的，王昶《诫兄子及子书》最重要的在于其通过命名取字，凸显了命名取字者对受名受字者的教育训诫之意。
如孙应时《李生名字说》文末谈及：“古之人盘盂有铭，几杖有戒，所以存之目志之心而不敢忘也。名字之于人，从其美者而命之，其视盘盂、几杖也不愈近矣乎。”说明名字说的重要作用在于其教育意义，这与王昶的《诫兄子及子书》目的一致，其中关联不言而喻，甚至连行文用词都几无二样。
又如强至《卢君字序》开篇即言：“古之人有所志且戒，或寓文铭器以自谨，有时而泯也，岂若名在己、称于口而终身焉？名不徒立，具见君子之志。善哉，卢君之名正臣也，其志于忠者欤！”从古人以名显志的传统，自然过渡到写作对象字义的议论，自然贴切，也彰显了名字说训诫意义对其影响。 所以说，王昶的《诫兄子及子书》虽然在当时看来仅是一般的书信体，但文中所论及命名的一段内容不仅阐释了名与字的含义、名与字的联系，更强调了命名者寄寓其中的训诫教育意义，因此，它可以看做后代名字说的雏形，对后代名字说的发展，特别是对宋代名字说作品训诫意义的确立并不断加强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了宋代名字说作品的主要文体渊源之一。
三、陶渊明《命子》诗的影响
《命子》[5]诗写于393年陶渊明给长子俨命名之际，全诗一共十章，每章八句。诗歌的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顾惭华鬓，负影只立。
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常庶其企而！
厉夜生子，遂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日居月诸，渐免子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对于这首用四言写成的家谱与训诫相结合的命名诗歌，虽然一些学者并不承认其为正式的名字说作品笔者案：周方《论宋代“名字说”》及马黎丽《论宋代名字序的文体渊源》两文论及宋前名字说作品时都只提及唐刘禹锡《名子说》一文，而没有论及陶渊明的《命子》诗，可见他们并不认可其为正式的名字说作品。，但其在宋代的名字说发展历程中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了宋代名字说的一个主要文体渊源。
宋代名字说作者中受到陶渊明《命子诗》影响最明显的是南宋的黄仲元。黄仲元多次在文章中直接提及陶渊明，高度肯定了陶渊明《命子》诗对宋人的影响。如《林于{三子字祝辞引》中，黄仲元借朋友之口说出了宋人对陶渊明命名的推崇：
前进士年家子林于{之子伯肖祖，仲肩祖，叔肯祖，幼而知学。娄语叟曰：‘晋人呼名为小字，柴桑翁之子孩名之曰俨，字之求思。余欲援陶例为三子请所以字，先生其惠教之。’叟诺而未暇，一日过于{所，呼三子前诲之曰：材i宗薄公，而大父也；松湖宰公，而大父也。而知尔父名汝之意否？”叟为若各训以字而祝以辞，若其听之毋忽。
在朋友的多次请求之下，黄仲元仿照陶渊明的《命子》诗，分别为朋友的三个儿子，写下了三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命子》诗极其类似的祝辞：
（1）《师说祝辞・肖祖字》
昔傅氏说，审象惟肖。待以师臣，置之廊庙。问答三篇，如天两曜。典学二言，君道体要。矧人子者，聿念厥绍。诗礼传家，用功在少。敬内义外，父教师诏。毋侗好佚，毋浪谑笑。字尔师说，期尔英妙。庶肖而祖，之才之p。
（2）《师孔祝辞・肩祖字》
昔端木赐，喻墙及肩。卫圣人道，日月与天。虽未至孔，得孔之传。性及闻道，晚异早年。矧人子者，笔耕书田。养正于？，习惯自然。毋为物诱，毋为欲迁。必？必毅，任重力！Ｗ侄师孔，期尔圣贤。庶肩而祖，复旧家毡。
（3）《师旦祝辞・肯祖字》
昔周公旦，堂播曰肯。大诰告王，明训炳炳。特友其辞，以教以儆。俾无弃基，s年有永。矧人子者，学为本领。礼戒四非，日常三省。透善恶关，造圣贤境。当仁不让，做第一等。字汝师旦，期汝忠鲠。庶肯而祖，盛名鼎鼎。
在形式上，这三首祝辞和陶渊明的《命子》都是通篇四言韵语，而在内容上，这三首祝辞同样也都是先描述前任的丰功伟绩，再结合命字，训诫兄弟三人要遵守敬内仪外、任重力专、日常三省等等规则，为家族争光、为家庭奋斗，和陶渊明的《命子》诗一样流露出浓厚的绍祖思想，更绝的是，陶渊明名子曰俨字求思，典出《礼记・曲礼》“俨若思”之句，诗中明言“尚想孔常庶其企而。”可见陶渊明为儿子取名命字有向孔子之孙孔常ㄗ肿铀迹┭习之意，而黄仲元的这三篇名字说作品，不仅内容和形式都与陶渊明《命子》诗几无二致，连取名都同样是仰慕古人，这绝不能称之为巧合，而应是有意的模仿，可见陶渊明《命子》诗对宋人的名字说作品重要影响。
另外，黄仲元还在《乔年字训》中提到，自己在生日之时为孙子取名，在三岁之日为孙子取字，可惜却没有“援陶翁制子例”给孙子作名字诗，遗憾之际，只能趁着微醺，“快着数语”。
由黄仲元的例子可见，陶渊明的《命子》诗在宋代被一些作者看作名字说的最早典范，是宋人作名字说时模仿的经典。宋代名字说对陶渊明《命子诗》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内容和体裁两个方面。
内容方面，《命子》诗中这种历数祖辈辉煌以激励子孙的家谱式的写法，使得宋人在取名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绍祖思想和追慕古人之风。
如李吕《诸子命名序》一文就是历数各代祖宗所取的成就，以勉励后辈。
追慕古人的如晁补之《李相如字师蔺序》
司马子慕蔺相如之为人，故以其名自名。蔺相如面叱秦王，退让廉颇，名重太山。使强秦不敢加兵于赵，以两人在也。吾甥李子慕昔人，以相如名，愿吾甥文采如司马子，忠孝节义凛凛似蔺君，因以‘师蔺’字之。
陶渊明名子曰俨字求思，典出《礼记・曲记》：“俨若思。”，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孔子之孙学习。而晁补之为外甥取字“师蔺”，主要是期望他能“师从古人”，成为一个像蔺相如那样的人。这种对古人的追慕，对取字对象的期望，两者非常类似。
从黄仲元的推崇，以及后人在内容上的借鉴，可以推断，陶渊明的《命子》诗也是宋代名字说文体渊源中的一种。
四、历代改名诏的影响
名字说在宋代才基本成形并得以发展，但是，在宋代以前，存在着历代皇帝颁发的改名诏令，这些诏令是古代帝王对有功臣子的一种极高的奖赏，已经初步具备了名字说这一文体的基本要素，对此，周方《论宋代“名字说”》一文亦有论述。 如魏宣武帝《改元亮名字诏》[6]：
仕明风神运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体相伦之美。
这个改名字诏的段落，既交代了取名的依据，又点名了改名的期望，与宋代名字说在内容上相当接近。
唐玄宗李隆基《皇太子诸王改名敕》[7]：
古之名子，必由象类，人道之大，可无慎乎！皇太子鸿及庆王潭以下，往所制名，或亦未当，今以德命，悉宜更之。太子鸿为瑛，庆王潭为琮，忠王浚为_，棣王洽为琰，鄂王渭为瑶，荣王混为琬，光王粑琚，仪王潍为j，颍王肺d，永王泽为U，寿王清为瑁，延王洇为玢，盛王沐为琦，济王溢为环，信王沔为，义王y为n，陈王涣为，丰王澄为珙，恒王_为，凉王Y为璇，汴王滔为`，及惠宁太子惠宣太子之子，皆改从玉。
这篇改名敕先交代更名的原因，“古之名子，必由象类”、“今以德命，悉宜更之”，然后再一一为皇太子及各王更名。其基本内容与宋代成熟的名字说差异不大。
到了宋代，皇帝改名更名的特例依然存在。如韩元吉《郑光锡字说》：
郑僖靖王之孙、和州防御使，始名兴宗，字光祖。今年春，将命朔庭，还未数舍，驿吏中夜驰呼，曰御所有金牌书，郑侯启缄下拜，则天子亲洒宸翰，更其名曰兴裔也。某适与侯同使事，顾而叹曰，古之氏族，继祖而别则谓之宗，世守而传则谓之裔。宗者子之支也，裔则统言之矣。且郑之得姓甚着，武庄为周卿士，见于《缁衣》之诗，汉则当时 、康成，唐则瑜、余庆，声名事业，磊落相望。今君奋自戚畹，而才力表表，受知圣主，持节七闽，析利病而明臧否，风采凛然动一路，上之用君，将不特此而已也。故d圭宝玉不以为荣，路车乘马不以为宠，而锡兹美名，俾振起其氏族，在本朝诸公间，被此赐者不过一二数，所以期君远且大矣。然而君之字亦未安，某请易曰光锡可乎？光以彰君之德，锡以昭上所赐也。郑侯曰：诺。吾惧弗称尔，愿书而志之。于是 为之说以赠。干道九年四月甲戌，颍川韩某述。
文中指出郑光锡原名兴宗，原字光祖，在他将命硕庭之时，天子亲洒宸翰，更其名曰兴裔。作者同时也指出“在本朝诸公间，被此赐者不过一二数”，受诏的人非常少。
但是，到了宋代，命名取字权利不再局限于皇帝、贵族或者德高望重的人，几乎任何人，特别是文人，都可以为人命名取字。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人们对名字深刻含义与美好象征的追求不断提高。而又有历代皇帝改名赐名作为先例，宋人意识到可以根据对人的认识和期望重新更改名字，于是，一股改名更字的风气在宋代盛行，并在改名诏的影响下，发展出名字说的另一种形式“改名说”。
这种历代改名诏带来的影响从宋代名字说标题中即可窥见。如欧阳修《郑荀改名序》、苏颂《李惟几改字说》、汪藻《张光祖改名字盈之序》、郑刚中《陈仲余改名序》、楼钥《从子h改字景刘说》、周南《滕m改名说》、释契嵩《与月上人更字序》、释契嵩《周感之更字序》、朱熹《李存诚更名序》、朱熹《周深父更名序》、陆九渊《朱氏子更名字说》、吕午《陈德父更名字说》等等。
对比历代改名诏和宋代改名更字的名字说，两者的主体部分都是说明名和字的含义，或者论说名和字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自己对受字者的关爱与期望。在结构上，也多是先直述改名的原因，再点出所取之名或字，最后重点解释其意义。由此可知，历代改名诏已经具备了名字说的关键要素，也可算是宋代名字说的文体渊源之一，对宋代因更名改字而创作的名字说作品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2] 周方.论宋代“名字说” [D].广州：中山大学，2009.
[4] 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二十）：名子说[A].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 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一）：命子[A].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 后魏宣武帝.改元亮名字诏[A].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魏文卷九）[C].北京：中华书局，1958.
[7] 李隆基.皇太子诸王改名赦[A]. 全唐文（文卷三十五）[C].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