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越窑在东汉时已开始烧制瓷器，但当时技术尚不够成熟，并且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发展到唐代后，越窑工艺成熟，真正盛行起来。本文探讨越窑茶具、贡瓷、实用器、乐器、医药用具、明器等方面探讨越窑与唐人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
[关键词]越窑；唐人；社会生活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唐陆龟蒙《秘色越器》[1]
这首诗乃今可见最早的明确提及“越窑”的文献记载。根据诗人陆龟蒙的生活年代，“越窑”的发迹当至迟在唐僖宗中和年间，约公元881年前后。而1987年陕西凤翔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将越窑发迹的年代提至唐咸通十五年（874）之前。为中晚唐时期越窑在中原的兴盛的又一证据。
此外，这首诗还歌颂了越窑青瓷的色泽之美，其高雅的气节普遍受到士人们的推崇。自此，越窑青瓷的美名享誉于世，绵延唐宋300年之久，越窑也成为一代名窑。
一、唐代越窑
越窑，越，即指越州一带，在天宝年间“领县七”“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萧山，上虞”，也就是现在的绍兴、宁波地区。越窑就是这一带烧制具有独特风格瓷器的窑场，它采用龙窑的窑炉结构。据现在的考古资料表明，越窑至迟在东汉时已开始烧制瓷器，但当时技术尚不够成熟，并且未形成自己的风格。进入唐代以来，越窑的中心转移至上林湖地区，“上林湖”也成为越窑的代名词[2]。此时，邢窑的白瓷一直占据着北方的“市场”，南方则由越窑的青瓷为主，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而越窑的在北方的真正盛行当是在其产出高质量的秘色瓷即中晚唐之后。
根据越窑的生产工艺、出产瓷器及兴盛情况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盛唐时期。窑炉长度较东汉时期大大增加，窑温约1100℃，窑具用垫具和间隔具。烧成瓷器多呈青中带黄，即“艾色”。装饰工艺上运用篦纹、点彩，堆贴，模印及镂孔。简洁朴素。
第二阶段，中唐时期。窑具除垫具、间隔具外，还出现了匣钵，分为覆钵体和支物面微凹的匣钵。装饰工艺上釉上斑块发展成釉下斑块装饰，有写意画、模印及雕塑。朴素古雅。秘色瓷出现，上林湖烧制“贡瓷”。
第三阶段，晚唐时期。窑具种类多，因物制宜，匣钵体分为钵形，碗形，盅形，长筒形，盘形，凹面覆钵体，敞口（直口）碗形，筒形八式，间隔具类分七式。装饰工艺也因物制宜，有雕、堆贴、镂的美化处理，刻、划、印的手法，且有确切年代，以如意纹、云纹为代表的褐彩绘与胶胎技法，金银扣等的各种手法。在各大窑中，以釉取胜。越窑进入发展全盛期，秘色瓷兴盛。[3]
越窑作为唐代民窑，其初衷是为满足百姓日常生活之用，后又为皇家烧制“贡瓷”，其精品远销南亚、西亚、东北亚，现今国内国外各地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晚唐时，越窑与唐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二、越窑茶具与唐人的饮茶风尚
之所以把饮茶的风尚放在首位，是因为越窑的兴起应与唐人前所未有的饮茶盛况息息相关。及至唐代，社会的饮茶风气依然保持着南北朝以来的“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4]”的局面。开元时，“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5]”。
自此，饮茶风气之盛已到达了“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的盛况，歌颂越瓯的文人也比比皆是，其中最负盛名者为陆羽。在他的《茶经》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这里认为“碗，越州上”，越窑处邢窑上，并从品茶的角度列举了三条原因，即越瓯以玉的质地，青的色泽取胜。这主要是因为，唐代饮茶是“先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之类的东西，制成茶团或茶饼，饮用时将茶团捣碎，放上调粉煎煮[6]”及沸，覆有一层白沫，这使得盛茶茶碗的青色与茶的白色相得益彰，故而饮茶以青瓷为上，及至元代人们饮茶方式和审美观念改变，青瓷才逐渐退居其次。
此外，唐人对茶具的讲究更加促进了越窑的兴盛。被后世奉为“茶圣”的陆羽，在《茶经》中说到“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认为必须二十四件茶具全备，才能算是真正的饮茶，也就是说，他是强调饮茶的过程的，这也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茶道和现代社会的饮茶方式。其结果必然使得作为二十四器之一的茶碗中的“一等品”越窑青瓷的需求量迅速增大，越窑规模扩大，生产工艺创新。
因此，在唐代饮茶风尚所提供的广大市场同大运河的便捷交通、以及匣钵装烧技术的出现与运用、统治者的政策一起，构成了唐代越窑兴盛的重要因素。
越窑茶具有茶碗、托具。在中晚唐时，还出现了托盏。可以感受，当歌舞升平、雅士聚会之时，捧着古雅的青瓷越瓯，尝着沫沫茶的芳香，这不仅仅是达官贵人的休闲方式，更是文人墨客的高雅情趣。
三、越窑贡瓷与唐人的宫廷、宗教生活
越窑贡瓷，指上林湖贡窑烧造的秘色瓷器。后人对“秘色”的误解始于宋人的《高斋漫录》“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实际上“秘”从禾从必，是“”的异体字，宋代的《广韵》说“，密也，神也。俗作秘”，秘色瓷即为越窑的精品瓷器。《新唐书・地理志》说：“越州……土贡：宝花，……，瓷器，纸，笔。”这表明越州已有贡窑。又已出土的一些纪年瓷的铭文上如1977年在上林湖吴家溪窑边唐墓中，出土的墓志罐中有“唐故河涧郡之府君陵氏墓铭……光启三年（887）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7]点明了贡窑的当在上林湖一带。 除上述发现之外，目前秘色瓷的发现还有：法门寺地宫的咸通十五年青瓷、宁波市义和路（码头）等遗址的大中二年青瓷、绍兴县古城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的元和五年青瓷等等。[8]
据以上出土的越窑贡瓷资料，大致可以将已知的唐代越窑贡瓷分为几个类型：执壶、吐盂、盘、盒、罂、碗、瓶、墓志罐、盏、托具、罐、灯、香炉、坛等。主要是生活用品、宗教用具、摆设的艺术品和明器，又以前两者为最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越窑进贡的秘色瓷一部分留于宫廷之用，还有一部分则赠送给王公大臣，另有作为佛教供奉之用的。
这些越窑的精品瓷器进贡给大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成为唐人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的一个部分，同时，又随着统治者对瓷器的指配和馈赠，进入到了王宫贵族和宗教领域，作为高雅的摆设和宗教供奉，见证了大唐帝国宽容的“儒释道”并重的宗教政策。
四、越窑实用器与唐人的日常生活
实用器，乃出土越窑青瓷中的大宗。分为盛食器，水器，酒器，装饰品和摆件，文房用具等等。多出土于显贵的墓中，平民墓亦少量出土，质量差距大。当是在市面购得或统治者赏赐而随葬于墓中。
盛食器，有碗、盘、碟、钵等。多仿莲花形状，有刻花。盘的形制有方形、圆形，多素面；碗有荷叶形、莲瓣形、斗笠形等等，依造型变化纹饰不同；碟多有刻花，花纹多为莲瓣、荷叶等；罐中有一扣金，金上饰鱼籽地蔓枝纹，口侈面刻有“国泰民安”篆文[9]，乃后来的“芒口瓷”之发端。盛食器种类之多，纹饰之大方贴近生活足以体现唐人生活之精致。
水器、酒器，有壶、瓶、盆、杯等。壶有瓜棱型等，流多六角、八角。盆有卷口。此类器物一般作盛水之用。多素面，乃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
装饰品和摆件，最典型的当属各式各样的青瓷粉盒，有鸟纹、云纹、莲瓣纹、婴戏踩花纹，亦有无装饰者，可见化妆的风气已扩散到下层百姓。
文房用具，此类出土的以水盂最多，另有印泥、多足砚等。水盂多是出径四足，素面，乃用笔时蘸水、滴水之用。砚则多足，且足上有纹饰，环槽，实用美观。印泥，有盖，饰弦纹，印玺之用。
另外，还有渣斗、灯盏等日常生活用具。与以上器物相似，有素面与装饰之分，因此可以推断，唐时使用越窑青瓷的主要人群有贵族亦有普通百姓，并且，越窑瓷器的销售当是因人而异的，即贵族使用高质量的、精致的，具有审美和实用价值的，而普通百姓所使用的越窑瓷器则更加倾向于实用价值。
五、越窑乐器与唐人的艺术造诣
越窑乐器，因越窑青瓷响声清脆，多是后来人为组合而成，目前未出土唐代越窑乐器。
《乐府杂录》载“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大兴县丞郭道源，善击瓯。用越瓯，邢瓯十有二，以筋击之，其音韵妙于方响”[10]。可见，当时用作乐器的瓷器还有邢瓯。“又有马处士者，善此技，建击瓯楼，张曙有赋”，表明当时击瓯之风的兴盛。
击瓯的方法是“瓯中用水加减，以调宫商也，习于者而聪者能之”。而从击瓯的人来看，这些“乐器”当是宫廷赏赐，或权贵的收藏。
越瓯作为乐器体现了唐人多彩的艺术生活，敲击的技艺之高又表现了唐人的音乐造诣，而这种“创新”的艺术形式也展现了唐人的创新精神。
六、越窑医药用具与唐人的医疗卫生
唐代越窑出土的医药用具主要有脉枕、药碾碗、碾轮、药壶、香薰等。
脉枕有伏兽型、虎型、缺座等。有灵芝草、花纹等纹饰。把脉之用。
药碾碗有敞口型等。有弦纹、锥刺纹等。自石臼演变而来，碾药之用。
药壶有敞口型等。无纹饰。带銎口可插入木柄，温药之用。
香薰有铭文或镂孔装饰。可放置檀香、芸香之类的中药来去除秽气。[11]
越窑的医疗用具结合其实用价值和装饰艺术，伏兽、灵芝草、“渐康”铭文等的装饰迎合了患者的心理，体现出唐代的精神治疗结合物质治疗的观念。
七、越窑明器与唐人的丧葬文化
明器，即冥器，用以供人在死后的世界里使用的随葬品。在目前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多有出土，唐时最有名的莫过于“唐三彩”，同时，有些墓葬中还出土了越窑的瓷俑。此外，青瓷墓志罐是流行于江南一带明器中独特的一类。还有一些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瓷器，这里不再赘述。
众多考古发掘表明，陶俑的数量与质量随着墓葬等级的不同有所区别。目前出土的瓷俑有兵马俑、文官俑、武官俑、执法俑、内侍俑、信使俑、持物俑、乐舞俑、骑士俑、卫士俑、少数民族文臣俑、使节俑等人物俑，以及青瓷母鸡、青瓷牛、青瓷犬等动物俑。仅从俑的种类来看，文官武官，军队司法，文化娱乐，外交礼节无所不包，足可见唐代社会之繁荣。可谓是唐代社会在地下世界的一个“倒影”。其中唐早期兵马俑组合，包括了迦陵频伽图腾、将军王、文臣武官、内侍歌妓、仕女俑、乐俑、门卫俑、执法俑、东洋使节俑等，体现唐早期虽然军事政治上一统，但一些地方仍存在称雄一方之势。[12]也体现了唐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然而，在墓葬中最为普遍的是青瓷墓志罐的出土。这些墓志罐有莲花型等等，且腹部皆有大段铭文，最少也有几十字，这些铭文多记载了当时下葬的日期等等，为瓷器的绝对年代和标准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最为珍贵的是唐光启三年的墓志罐，其上确切记载了贡瓷的烧造地点，上面已经说过，不赘述。这种青瓷墓志的出土，多见于江南一带，从中可以窥见江南一带瓷器之盛，而唐代北人的墓志观念也已影响到这个地区。
越窑明器尤其是青瓷墓志罐上的文字、纹饰、造型的信息，仍待我们的进一步探索。它所体现的唐人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唐人的生死观和丧葬观念仍需进一步研究。
除了上面提及的各类越窑瓷器之外，唐代的仿金银器的越窑青瓷执壶、唐刻花皮囊穿戴瓶，更加体现了唐时的高度的东西文化交流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唐代，以她的兼容并蓄开启了一个盛世辉煌。而以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工艺美术，不仅仅是高度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亦作为一个文明的载体，折射出的这个文明开放创新的社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