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基于2011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调查数据，研究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抑郁情绪均有显著影响。社会活动参与越多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表现得越好；抑郁情绪也越少。可见，社会活动参与能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活动理论的观点，即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可以增进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此外，本文还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医疗保险、吸烟、喝酒等变量均对老年人健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健康；影响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5-0055-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5006
Abstract：Based on the national baseline survey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in 2011，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social activities on urban elderly people’s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depression. The more the elderly people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the better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they will have， and the less depressed mood they will get. Visibly，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pport the view that social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 can improve the elder’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health insurance， smoking， drinking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lderly people’s health.
Keywords：urban elderly；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health； influence
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医疗水平也不断进步，人类的预期寿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的一大趋势，我国也不例外。根据预测，203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23亿，2050年老年人口将进一步达到33亿[1]，到时差不多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年龄增长以及时间的推移均呈现负相关关系，尤其是伴随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表现为发病率、伤残率不断上升，自理能力大大下降。根据1993-201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我国城乡居民的两周患病率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老年人的两周患病率不仅高，而且上升趋势尤为明显，1993年城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两周患病率为310‰，2013年上升至736‰；同时段，农村老年人的两周患病率也从216‰上升至488%。可见，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比农村更加严重，如何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追述历史，可以发现20世纪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率先从社会参与的视角研究老龄化[2]，此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逐渐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1982年的《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2002年的《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中均强调应努力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充分融入和参与社会。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也被纳入发展战略，以解决全球加剧的老龄化问题[3]。当前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如何？社会参与对其健康是否有影响？影响程度又怎样？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尤其健康状况较差的城市老年人更值得我们关注。社会参与是否能够改善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亟待论证。
因此，本文的研究，即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通过微观数据，分析当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关于社会活动参与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可以起源于活动理论和疏离理论，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经常活动是保持自尊、获得心理满足和健康长寿的基础与关键，应该保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权力，而不是让他们从一切社会角色中退出来。并且认为保持适当的智力、体力和参加一定社会活动是晚年生活的需要。活动理论鼓励老年人在老年期仍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因为这不仅有利于其身体健康，更有利于其心理健康[4-5]。与之相反的疏离理论则认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脱离原有的社会角色，减少社会活动 [6]。疏离理论把该过程看作老年人适应晚年生活的正常过程，通过与社会的疏离，过上一种平静和令人满意的晚年生活，进而让社会权利交接井然有序，这对社会和老年人本身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它主张老年人减少或不进行社会活动，以更好地适应老年期的生活。鉴于活动理论和疏离理论在解释老年社会参与和健康关系时的差异，连续性理论则综合了两个理论的观点。连续性理论认为，假设某个人在进入老年以后，仍能保持以往的生活习惯和圈子，那么他（她）便会安度晚年。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要适应共同的规范，而是按照自己的个性来制定标准，这是建立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的基础。 从社会活动参与对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来看，国外的研究证明，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尤其是降低抑郁和孤独情绪具有积极的作用[7-12]。参与社会活动较多的老年人，其认知功能更强[13-14]，死亡率更低[15-16]，身体机能更好[17]。厄尔德曼・帕尔莫尔（Erdman Pulmore）在1955-1967年期间对 127人进行了四次访问，通过对男女性别的活动和态度的变化进行比较，其研究结果证明了活动理论的合理性，那些积极参加活动的人生活满意程度最高，而那些减少活动的人生活满意得分较低[2]。艾尔美多姆（Almedom）的研究也发现参加社会活动能减缓老年人的认知下降过程，有助于保护其心理健康[18]。西尔文（Sirven）和德布朗（Debrand）利用2004年的欧洲SHARE数据，研究50岁及以上群体社会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发现社会参与对健康有显著的贡献[19]。柯瑞森（Croezen）等也是利用欧洲SHARE数据研究发现老年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需要分类区别，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也不一样，参加宗教组织对其健康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0]。国内有关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健康影响的文献，从CNKI的搜索来看，还相对较少。一些学者在研究老年问题时有所涉及，如袁缉辉认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能减缓身体和心理功能下降，从而能保持身心健康[21]。邬沧萍、杨宗传等的研究也提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既有助于继续发挥人才资源的作用，补充人力资源的不足，又可以帮助老年人实现精神寄托和减少孤独感，增进身心健康[22-23]。王德文、叶文振的研究推断较少参与户外休闲生活是老年女性健康状况低下的原因之一，因此提出要鼓励老年女性多参加社会活动[24]。曾毅、顾大男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社会和休闲活动越多，越有助于其健康，以及降低残障发生率，其认知功能障碍也越低，死亡风险也更低[25]。刘西国的研究发现社会活动中的社交活动，能够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症倾向，提升其生活满意度[26]。国内的研究也认为社会参与与老年健康之间有正向关系，但是大多数都是定性或者简单的相关性分析。
以往的学者主要研究了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对生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社会参与对健康的影响存在一个相互的过程。到底是社会参与影响健康，还是健康影响社会参与，值得研究。本文将引入工具变量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以往学者鲜有使用的。专门研究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影响的文献屈指可数，且仅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对于系统的实证研究相当缺乏。因此，通过工具变量法来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值得研究。
三、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从活动理论来看，是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的，但是从疏离理论分析却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生活，连续性理论则不明确。本文认为社会活动参与能够让老年人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减缓其衰老的过程。同时，这也体现了“老有所为”的价值，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反映。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人的需求层次由低到高分为五级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或情感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既是社交或情感的需要，也是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传统的观念认为老年人只要“老有所养”就解决了老龄化问题，尤其是在农村这种观念至今还很盛行。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已基本保障，尤其是城市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等精神性需求在老年人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此外，老年人的社会活动越多，也是其社会适应能力强的表现。基于以上研究逻辑，本文提出以下三点研究假设。
假设1：城市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对其身体健康有正向影响。
假设2：城市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心理健康也有正向影响。
假设3：城市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对其社会适应也有正向影响。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该问卷调查由北京大学组织实施，目的在于收集45岁及以上中老年个人和家庭的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问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问题。CHARLS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家庭和社区几大方面，涉及工作、收入、消费、资产、健康、医疗、退休和保险，以及社区环境等。该调查覆盖全国150个县中450个村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本文研究对象为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包括农村户籍常住城市的老年人，剔除无关及缺失样本后，有效样本量为1670个。其中，男性811人，占比为4856%；女性859人，占比为5144%。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为994人，占比为5952%；70-79岁的中龄老年人为542人，占比为3246%；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为134人，占比达802%。
3.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城市老年人健康。
城市老年人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由于本调查数据缺乏社会适应方面的数据，因此，本文只研究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测量，本文选取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心理健康的测量，选取了抑郁情绪（D）。ADL是指与坐、站、行走等有关的身体活动，如吃饭、穿衣、保持个人卫生等，它能较好地反映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抑郁是指心情长期低落，甚至悲观厌世，出现幻觉、幻听，严重的还有自杀或杀他的倾向，这是反映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的测量涉及“穿衣、洗澡、吃饭、起床下床、上厕所、大小便”六个问题，是否困难和困难程度。选项均为“没有困难、有困难但仍可以完成、有困难需要帮助、无法完成”。对应的得分依次为0分、1分、2分、3分。六个问题的得分相加等于0分表示日常生活活动能完全自理，分值越高表示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差。从1670位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得分来看，得分为0分，即代表ADL方面没有问题的比重为8467%。可见，大多数的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方面还是能自理的。 抑郁情绪（D）：抑郁状况信息是通过 CHARLS 问卷中被访者对流行病研究中心抑郁量表简表（CES D10）[27]的回答得到的。抑郁量表的10个项目中，8个项目为消极陈述，2个项目为积极陈述。采用4点评定：有关您上周的感觉及行为，不足1天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2 天为“不太多”，3-4天为“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5-7 天为“大多数的时间”，以消极陈述为正向题，对应的赋分依次为：0分、1分、2分、3分。积极的陈述刚好相反，对应的赋分依次为：3分、2分、1分、0分。从而CES D10的得分范围在0-30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0-10分为正常，11-30分为抑郁。从调查对象的抑郁得分来看，0-10分的老年人比重为7619%，11-30分的老年人比重为2381%，即城市老年人的抑郁发生率为2381%。
（2）关注自变量：社会活动参与。
本文有关社会活动参与情况的数据来自于CHARLS 问卷中的“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活动（可多选）”，答案有：“
（1）串门、跟朋友交往；
（2）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
（3）无偿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
（4）去公园或者其他场所跳舞、健身、练气功等；
（5）参加社团组织活动；
（6）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
（7）无偿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
（8）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
（9）炒股（基金及其他金融证券）；
（10）上网；
（11）其他；
（12）以上均没有。”对于选择“
（12）以上均没有”的老年人认定为没有参与社会活动。对于参与了
（1）-
（10）题的老年人，进一步提问：“过去一个月，您每隔多长时间会做刚才说的这些活动：差不多每天，差不多每周或不经常？”三个答：差不多每天，差不多每周，不经常，分别赋分3分，2分，1分。对于没有参加的赋分0分。从统计数据来看，被调查的1670位城市老年人中，有929位老年人在上一个月有参与社会活动，占比为5563%。可见，没有参与社会活动的城市老年人口比重很高。
（3）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健康方面的文献，本文的自变量除了关注变量社会活动参与外，还选取了可能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其他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吸烟、喝酒。
4.研究方法
CHARLS数据是以dta格式保存的，本文所有数据均使用Stata130进行处理。核心变量社会活动参与和老年人健康的测量既可以看成是连续变量处理，也可以作为二分类变量处理。因此，本文使用了线性回归OLS（最小二乘法）和概率模型probit两种估计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进行估计之前需要分析关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是否存在内生性。而产生内生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变量遗漏、自选择偏误、样本选择偏误、联立性偏误[28]。为了解决因变量遗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尽量将可能成为遗漏变量的因子纳入模型。为解决可能存在的从健康到社会活动参与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该问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ivprobit进行估计。有效的工具变量应与回归方程的残差项不相关，同时与内生自变量高度相关，但不会直接影响因变量老年健康[29]。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根据老年人的社会关系与存款。其中：①社会关系的间接测量为：“如果以后您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照顾，比如吃饭、穿衣，有亲人（除了配偶以外）或朋友能长期照顾您吗？”答案为是和否；②经济状况的测量为您目前在金融机构有（记在您名下的）存款吗？答案也为是和否。社会关系和存款都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且往往是正向的影响。
（1）式为二阶段回归式，其中，因变量Hi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Xi为内生自变量社会活动参与，Zji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
（2）式为一阶段回归式，内生变量成为因变量，C1i与C2i为两个工具变量。我们将根据一阶段回归式中工具变量的 F值（excluded F statistic）判断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由于工具变量个数大于内生变量个数，我们还将利用过度识别检验（overidentification test）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同理，当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处理时，使用probit模型估计也会导致系数估计不一致，本文将利用iv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以解决因变量和关注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还要将关注自变量（社会活动参与）做二分类变量处理，即参与=1，未参与=0；自变量年龄作为三分类变量处理，60-69岁=1，70-79岁=2，80岁及以上=3。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1.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表1是将因变量（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作为连续性变量的OLS（最小二乘估计）回归结果，表2是将因变量作为二分类变量处理的probit回归结果。两个模型中，第一个假设社会活动参与为外生自变量，第二个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社会活动参与的内生性问题。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均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的方向符合我们的预期，即社会关系和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有正向的影响。表1显示，第一阶段F值达到201647，可判定不存在弱工具问题。同时，过度识别检验中，检验的P值为00583，5%的条件下不显著，说明没有过度识别问题，即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ADL得分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社会活动参与越多的老年人ADL得分越少，即这方面越健康。2SLS估计的系数为-01957，普通OLS估计的系数为-00707，即说明使用工具变量后，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ADL的作用更加显现，参与社会活动越积极，老年人的ADL会更好。此外，还发现年龄、养老保险两个变量对老年人的ADL均有显著作用。年龄对老年人ADL得分影响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年龄越大的老年人ADL方面能自理的可能性更低。养老保险对老年人ADL得分的影响为负，即说明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ADL得分越低，即ADL方面能自理的可能性更高。与OLS回归相比，2SLS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有所下降。 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ADL影响的probit和ivprobit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工具变量的内生性
检验表明，P值
为00419，故可在5%水平上认为社会活动参与为内生变量，第一步回归结果也显示，选用的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社会活动参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也论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活动参与对ADL得分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在ADL方面能自理的可能性更高，且ivprobit估计显示社会活动参与的作用更加明显。年龄对老年人ADL得分的影响也是显著正向的，即高龄老年人在ADL方面能自理的可能性更低。与OLS回归不同的是probit和ivprobit估计均显示户籍对老年人ADL得分的影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城市户籍老年人在ADL方面能自理的可能性更低。吸烟对老年人ADL得分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吸烟的老年人在ADL方面能自理的比重更低。这也间接反映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从以上研究还可以发现，无论是线性还是离散回归，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医疗保险、喝酒这四个变量均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没有显著影响。
2.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表3是将因变量（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得分）作为连续性变量的OLS（最小二乘估计）回归结果，表4是将因变量作为二分类变量处理的probit估计回归结果。两个模型中，第一个也是假设社会活动参与为外生自变量，第二个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社会活动参与的内生性问题。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均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且社会关系和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有正向的影响。表3显示，第一阶段F值达到201647，大于10，可判定不存在弱工具问题。同时，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为01784，大于005，说明没有过度识别问题，即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抑郁情绪得分的影响为负，即社会活动参与越多的老年人抑郁情绪越少，也即越健康。2SLS估计的系数为-20527，普通OLS的系数为-03596，即说明使用工具变量后，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作用更加显现，参与社会活动越多的老年人抑郁情绪会更少。此外，还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医疗保险三个变量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也均有显著影响。性别对老年人抑郁量表得分影响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男性老年人的抑郁得分更低，说明男性抑郁发生相对女性更少。婚姻状况对老年人抑郁得分的影响也为负，即相比无配偶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抑郁得分更低，抑郁情绪更少。医疗保险对老年人抑郁得分有正向影响，即相比无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有医疗保险的抑郁得分更高，说明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抑郁更明显。与OLS回归相比，2SLS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增强，医疗保险的作用变得显著。
社会活动参与对城市老年人抑郁情绪影响的probit和ivprobit估计结果见表4。内生性检验进一步显示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研究结果也得到与线性回归类似的结论。社会活动参与对城市老年抑郁得分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降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发生，且ivprobit估计显示社会活动参与的作用更加明显。性别依然与老年人抑郁得分有负向关系，ivprobit估计结果更加明显，女性抑郁发生率更高。与OLS回归不同的是，ivprobit估计显示年龄对老年人抑郁得分有显著负向影响，即高年龄组抑郁发生率较低，低年龄组抑郁发生率较高。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也有显著负向作用，即相比无配偶的老年人，有配偶的抑郁情绪更轻。吸烟对老年人抑郁情绪得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吸烟的老年人抑郁情绪更高，这也间接反映吸烟不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从以上研究还可以发现，无论是线性还是离散回归，受教育程度、户籍、养老保险、喝酒这四个变量均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没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调查数据，研究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根据问卷内容选取了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测量指标：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和抑郁（D）。对于因变量和关注自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传统OSL和probit估计会出现偏倚，因此在使用工具变量后的2SLS和ivprobit估计能使研究结论更加科学真实。
利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抑郁情绪得分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活动参与越多的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越少，即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强。社会活动参与越多的老年人抑郁情绪得分也越少，即抑郁情绪越少。使用工具变量后，社会活动参与对二者的影响程度明显增大。可见，如果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身体健康的促进作用会被显著地低估。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活动理论的观点，即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积极地进行社会互动，可以增进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也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的成立，假设3因为缺少社会适应相关数据，所以没有论证，这也是本文的一大不足。此外，还发现：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女性；高年龄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明显较低年龄组差；有配偶的老年人心理健康好于无配偶老年人；城市户籍的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较农村户籍的差；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吸烟的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均更差；喝酒的老年人身体更健康。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宽了以往的研究视野，也更加科学地论证了城市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积极作用，可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研究和实践提供重要的支撑和解释，同时，也为国家积极老龄化政策的推进提供了支持。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童玉芬.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J]. 人口研究， 2014
（2）： 52-60. [2]戴维・L.德克尔. 老年社会学 [M].沈健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299.
[3]李宗华. 近30年来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的综述 [J]. 东岳论丛， 2009
（8）： 60-64.
[4]HAVIGHURST R J， ALBRECHT R. Older people [M]. Oxford： Longmans， Green， 1953：5-10.
[5]LEMON B W， BENGTSON V L， PETERSON J A. An exploration of the activity theory of aging： activity type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inmovers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72， 27
（4）： 511- 523.
[6]CUMMING E， HENRY W E. Growing old： 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99-100.
[7]PHILLIPS D L.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happi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7： 479-488.
[8]GRANEY M J. Happines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aging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75， 30
（6）： 701-706.
[9]SIEGRIST J， WAHRENDORF M. Participation in socially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arly old age： findings from SHARE [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09， 19
（4）： 317-326.
[10]HONG S I， HASCHE L， BOWLAND S.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activities and longitudin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J]. Gerontologist， 2009， 49
（1）： 1-11.
[11]FOLLAND S. Doe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contribute to population health [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7， 64
（11）： 2342-2354.
[12]MARTIN M. 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 [J].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05， 40
（4）： 459-465.
[13]GLEI D A， LANDAU D A， GOLDMAN N， et al.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activities helps preserve cognitive function： an analysis of a longitudi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the elderl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5， 34
（4）： 864-871.
[14]HO S C， WOO J， SHAM A， et al. A 3-year followup study of social， lifestyle and health predictor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 Chinese older cohor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1， 30
（6）： 1389-1396.
[15]GLASS T A， LEON C M D， MAROTTOLI R A， et al. Population based study of social and productive activities as predictors of survival among elderly Americans [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9， 319
（8）： 478-483.
[16]HSU H C. Does social participation by the elderly reduce mortalit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J]. Aging & Mental Health， 2007， 11
（6）： 699-707.
[17]JANG Y， MORTIMER J A， HALEY W E， et al. The role of social engagement in life satisfaction： its significance among older inspaniduals with disease and disability [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2004， 23
（3）： 266-278. [18]ALMEDOM A M.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of primary evidence [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5， 61
（5）： 943-964.
[19]SIRVEN N， DEBRAND 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y ageing：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using SHARE data [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8， 67
（12）： 2017-2026.
[20]CROEZEN S， AVENDANO M， BURDORF A， et al.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depression in old age： a fixedeffects analysis in 10 European countr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5， 182
（2）：168-176.
[21]袁缉辉. 社会老年学教程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59.
[22]邬沧萍，杜鹏，姚远，等. 社会老年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32.
[23]杨宗传. 再论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 [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0
（1）： 61-66.
[24]王德文， 叶文振. 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J]. 妇女研究论丛， 2006
（4）： 21-26.
[25]曾毅， 顾大男. 社会经济与环境因素对老年健康和死亡的影响 [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4
（6）： 53-62.
[26]刘西国. 社交活动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J]. 人口与经济， 2016
（2）：40-47.
[27]ANDRESSEN E M， MALMGREN J A， CARTER W B， et al.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in well older adults： evaluation of a short form of the CESD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994， 10
（2）： 77-84.
[28]陈云松， 范晓光. 社会学定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 估测社会互动的因果效应研究综述[J]. 社会， 2010
（4）： 91-117.
[29]沈可， 程令国. 空巢是否损害了老年健康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2
（2）： 89-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