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隶属南部侗族方言区，拥有丰富音乐文化资源，高增侗族音乐在其文化体系中处在一个突出而显著的优势位置，在其社会生产生活中，在经济社会交往及社会关系的构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高增；侗族；音乐；地位
“一物品之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所有的意义都是依它在人类活动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所关联的思想，及所有的价值而定。”[1]在从江高增等南部侗族地区，侗族的音乐文化处在一个突出而显著的优势位置，它同时具有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多重功能而在侗族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高增侗族自身对于音乐的认知
高增侗乡可谓是音乐的世界，歌的海洋，在这里“无人不歌，无处不歌，以唱歌为荣，以能唱为尊，以歌唱为乐……”。[2]可以说，音乐在侗族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劳动生产、社会交往、民族团结、祭祀祖先、叙述侗史、节日庆典、男女相恋、婚丧大事、讨米讨油、娱乐逗趣，无不有音乐介入其间，无不印刻着侗族音乐文化的痕迹。凡是要说话的地方，都可以用歌来代替，凡是民间风俗也无一例外的以歌唱方式来参与。
在高增，“饭养身、歌养心”是人们最普遍最流行的说法，2侗家人把音乐与吃饭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把维持生命的物质生活和作为精神生活的音乐活动看作对应和对等的两个方面。余未人在《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谈到高增小黄村的音乐文化时说到：“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歌，但不会像侗族这样离不开侗歌、琵琶、牛腿琴、芦笙等。每个村寨都有自然形成的歌师，并把歌唱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也并不太多。”[3]也就是说，音乐文化在侗族人的社会生活中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的地位，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把侗族的社会生活看作为音乐化的生活，音乐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高增侗家人更是把音乐与人的生命意义，人的社会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在高增就有这样的说法“不会唱歌，难以做人”，“谁不唱歌就像凋谢了的花朵干枯枯，我常唱歌赢得天性活生生”。可见，在高增乡间社会，音乐已不仅仅是满足个体或群体休闲娱乐的精神文化，更是在个人成长、家族繁衍、经济生活、社会交往、村落关系等各个方面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音乐在两种“生产”中的地位
音乐产生于生产劳动，又服务并融入劳动之中。关于侗歌从何而来，高增一带流传着一个朴实而又奇特的传说：在遥远的古代，寨边的大榕树会唱歌，树上的串串榕果被鸟吃了。于是千百万种的鸟也会唱歌了，画眉、啄木鸟唱的就非常好听。大榕树旁住着个萨阳婆婆，她嫌榕树整日整夜不停地唱歌，太烦人了，就把榕树砍倒推到河里去，鱼吃了榕果，满肚子里都是歌，下游有个名叫细崖的人捕鱼回家，剖开鱼肚，见肚子里装满了歌，就用箩筐装着锁进谷仓，后来，他想把歌挑到七百龙图九贯洞的地方去，不料走到兰洞河桥上换肩时，扁担断两截，箩筐里的歌都撒了出来，撒到岸上、水里处处都是，捡也捡不完，即使是著名的歌师，当时也只抓到一把，从此，侗族村寨山河到处一片歌声。[4]榕树唱歌被砍伐，掉进河里的榕树果被鱼吃，而肚子里装满歌的鱼又被从事捕鱼劳动的渔夫散布开来……从这一段关于侗歌起源的精彩的神话传说，似乎描绘出了一副侗族农耕社会的画卷。上山种地、织布纺线、插秧采茶、砍柴柴打铁，侗家人在辛勤的劳作中智慧的创作了山歌、河边歌、木叶歌，农事活动孕育承载着音乐，并促进了音乐的进一步发展。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同的种类：民歌、戏曲、曲艺等，这些蕴含着劳动经验技能的不同的音乐种类的代代传承，使得一代又一代的高增侗家人习得劳动知识和经验技能。
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说：“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5]在人口生产中，侗族音乐也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音乐的学习、练习、配合往往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从小到大的终身学习。如高增小黄侗歌班的学习就是在歌师的指导之下，分为男女歌班和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少儿、青年歌班。大歌在习得之后，村寨之间的男女歌班会在不同的时节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对歌活动。而青年男女也通过这样的音乐活动进行试探、交往、择偶进而产生婚姻行为。这方面的音乐内容主要有情歌、恋爱、婚嫁、培育子女等；青年男女交往的音乐例如：情人歌、失恋歌、单身歌等等。婚姻嫁娶，则要唱酒歌、哭嫁歌等。
三、音乐在高增侗族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音乐作为一种劳动创造，一种精神财富，一种文化产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因为其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特性，而具有经济意义。在市场化的社会，音乐通过舞台表演，通过门票收入获得经济的表达。余未人曾在2001年记录了小黄戏师贾福英3的一段话：“有个侗戏叫《潘万梅》……，国营林场请我们去演过两次.一次演十多天。每天开钱给我们，一个人一天5元，他们管饭，后来，他们请从江文工队去演，群众不喜欢，还是要看我们的戏。”[6]表明侗戏虽然主要是作为礼物进行交换的，但即便是在以前，也有收费的情况。当然，在非市场化的社会，其经济意义则更多的是以互惠和礼物交换的形式。村寨之间的集体做客，为也、为嘿等，各自提供的音乐节目就具有互惠和礼物交换的意义。又如侗戏剧本的产生过程，它不仅需要戏师对于剧本的编写，戏班子的学习排练所付出的劳动和劳动时间，还有演出时产生的服装、化妆、道具等的费用。作为礼物进行交换的侗戏，在表演过程中使受众获得精神享受的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行为。
当然，音乐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很模糊而又不确定的问题。音乐活动作为劳动产品无疑是具有经济意义的，但作为休闲娱乐，它又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享受，是对劳动之后身体的调节，是体力、精力、精神的恢复，因而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也就不具有经济意义。从另外的意义讲，音乐也作为维持生命休闲的一部分，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及维持生命的活动内容，与休息、吃喝、娱乐等结合在一起发挥着恢复生理、心理的平衡的作用，因而也可纳入劳动和生产体系中获得经济的意义。进一步，它作为一种消费的时候，又可纳入经济活动体系之中，成为整个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环节，成为经济的一个内容而获得经济的表达。
四、音乐在侗族社会交往及构建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高增侗族大量的音乐活动都与社会交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地盛行的村寨之间相互走访的集体做客――“为也”，其主要内容有唱侗歌、跳舞、侗戏演出、斗牛等。笔者于2013年“榕从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中目睹了高增小黄与三宝侗寨“为也”活动的全过程：“伴随着炮声、芦笙队的吹奏声，身着节日盛装的小黄歌队到达三宝侗寨的鼓楼坪前，到达目的地之后，早做准备的主寨――三宝侗寨已摆开对歌阵势。紧接着主客寨双方唱拦路歌和开路歌，有旁观者喝彩助兴。以此作为“为也”活动的开场。随后的对歌、赛歌、演戏、踩堂歌舞等节目一一展开。”在高增逢年过节或村寨之间集体做客都有侗戏的表演，演出长达十天或半个月。逢年过节相互走访中，“耶堂对歌”也极为盛行。村寨芦笙队之间经常相邀比赛，每次都有数十个芦笙队参加，热闹非凡。在高增一带，节日、聚会、婚丧嫁娶、新居落成、添丁贺喜，音乐都在其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重大集会上，表演者和参观者，如海如潮，场面宏大壮观。在侗族传统社会中，以婚恋为中心的交往在生活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寨之间青年男女约定时间的群体社交活动被称为“外顶”，轮流相邀、结伴走寨，歌乐相随。人们倚歌择配、以歌走访结交，以歌划定婚姻圈。于是，在高增侗乡形成了“行歌坐月”、“走同年”、“种公地”、“月也”等独特的婚恋交往方式。
高增至今仍保留着“为也”的习俗，这是一种以音乐活动方式而整合起来契约式的社会组织。高增各村都有许多歌队和戏班子，这也是一种围绕音乐而建立的组织形式，并通过比赛活动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和社区边界。在高增侗乡，人们还以“行歌坐月”等婚恋交际方式构建亲属关系，等等。侗族音乐活动也是一种礼仪性、社会性的活动，人们又可在这样的活动中构建其身份和社会秩序。音乐文化已经与高增本土的生活关系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交融在一起，通过音乐在侗族文化中被“全民习得”，并通过“全民参与”其相关音乐行为的方式而达到“全民互动”，由此而参与在地方文化的整体建构。[7]
总之，音乐在侗族社会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作为一种艺术，它产生、存在并融入社会劳动生产之中；它又作为一种劳动创造，一种精神财富，一种文化产品而参与经济社会的运行；同时它也参与了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及社会组织体系的构建，并对侗族人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侗族音乐是侗家人智慧的结晶，历史社会的变迁使得音乐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它将继续作为侗族生产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