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方文献在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地方文献在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地方文献论文 更新：2006-4-8 阅读： 民族——地方文献在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 要:文献作为一种物化了的精神财富资源，是人类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民族一地方文献是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的有机结合，是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创造新文化和促进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由于历史上的战乱和长期以来轻文化、轻文献的错误观念的存在，造成内蒙古自治区各类文献工作部门在民族一地方文献上的大量缺藏，给自治区的各项建设尤其是学术、文化建设带来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也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和人才浪费。因此，在当前民族文化大区的建设中，加强民族一地方文献工作是不可忽视的任务之一。
关键词民族文献；地方文献；民族一地方文献；民族文化大区建设
一、民族一地方文献的定义、价值
人类文化是在历史中创造、传承和发展的，除了民间存留的一些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外，在各个历史时期创作和存留下来的各种文献(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包括纸本、音像、口碑等)和遗存(遗址和实物等)，是其赖以保存并传承、发展的惟一途径。如果没有这些文献和遗存，就很难摸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就失去了根基。文献和遗存各具独到的价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总体而言，由于文献蕴含的信息和存世的数量远远多于遗存，故其作用较后者为大。而且，对遗迹的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最终也要以文献的形式传承于世。由此可见，文献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是构筑文化丰碑不可缺少的原料。从民族与地区来讲，缺乏自身文献的民族和地区在社会进步与发展方面将受到严重制约。
就内蒙古自治区而言，凡记录有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及其先民的信息或知识的文献(不论撰者或语言文字、创作方式等)就是民族文献；凡记录有内蒙古自治区辖境内一切信息或知识的文献(不论撰者或语言文字、创作方式等)和本地区人士的各种著述就是我们的地方文献。前者以民族为标志，故其内容不受地域限制，往往超出内蒙古的现行区划。后者以地方为标志，故其内容不受民族限制，以内蒙古自治区辖境为限。由于历史的原因，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往往有相当大的交叉与重合，大量文献既是民族文献也是地方文献，很难将其截然区分。因此，我们可以把民族文献和地方文献统称为“民族一地方文献”。
在历史的长河中，内蒙古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更是多种文明汇聚、碰撞、融合的地区。丰富多彩的历史造就了汉、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西夏、八思巴、蒙、藏、满和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俄、日、英、法等众多文字的民族一地方文献，它们是我们了解和认知草原文明、认知地方历史文化的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的现实民族一地方文献日益增多，数量巨大，而且大都是用蒙汉文字记载的。它们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形成，反映着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服务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子孙后代了解我们今天历史和文化的重要依据。
二、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一地方文献积累的历史与现状
由于内蒙古历史上经济、文化落后，战乱频仍保存下来的古旧文献相对较少。而且，与本地区和民族有关的许多珍贵文献分散于国内各地甚至国外，本地区保存甚少。以民国时期的地方报刊为例，现存的50余种报纸和百数十种期刊大部分藏于内地各图书馆和档案馆。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绥远省的《绥远日报》、《绥远民国日报》、《绥远社会日报》、《朝报》、《绥闻晚报》、《包头日报》、《奋斗日报》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内蒙古周报》等都见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与自治区有关的历史档案(虽然保存得远不完整)，除了自治区各级档案馆有一定的收藏外，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等邻省的档案馆中亦有大量收藏。至于内容涉及我区的各种书刊，更是散处各地图书馆，数量难以统计。仅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日文书刊中就有不少与内蒙古有关。
这种先天不足的状况，使大力搜集民族一地方文献成为我区加快文化积累和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在抢救和挖掘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做出过不少成绩。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蒙古文历史文献的大力搜集，文学艺术界对蒙古史诗、民歌和二人台的搜采记录，内蒙古档案馆和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搜集或复制民族一地方文献，等等，由于认识的局限和投入不足，这些努力都未能持续和进一步拓展。相反，因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干扰，大量民族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被视为封建糟粕，打人冷官，甚至因无知而将其毁失。在历史学等学科中，也因以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内容而谬误较多，呆板、单调、教条，缺少应有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很难给人以应有的知识和教益。在这种情势下，传承文化的历史文献自然被视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东西，连保存都谈不到，更何况搜寻、整理、研究和出版了。
回顾以往，早在土地改革时期，不少公私机构、寺庙及个人收藏的文献被抄没和毁坏，其中不乏珍藏数百年之久的罕见文物。例如，喀喇沁右旗扎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王府的数代珍藏就是在这时毁失和散佚的。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许多日伪统治时期出版的书刊报章被销毁，以致我们今天难以了解当年殖民统治的详情及其罪恶。例如，伪满蒙政部的机关刊《蒙古报》、蒙古会馆的《蒙古新报》、《儿童新闻》、青旗社的《青旗》、《大青旗》、伪蒙疆政府的《蒙古新闻》等报刊，在我区和国内不是完全缺藏就是寥寥无几而在13本却收藏颇富，有的几乎保存完整。就连目前内蒙古图书馆所存国内仅有的10期《青旗》报，都是日本学者赠送的。这也是日本蒙古史学界的相关研究遥遥领先于我们的主要原因之一。
2O世纪7O年代前后，除了一小部分革命文献外，几经劫难而幸存的历史文献大都被当作“封资修”黑货遭到封杀，其中不少被付之一炬，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文革”被否定以后，大量“文革”资料(包括档案)又在我们的无知和偏见中被销毁。相反的是，就在“文革”如火如荼的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或科研机构却在千方百计地花钱购买我们的“文革”小报、传单及其他资料，如今他们豪迈地宣称，他们那里是世界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资料中心。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有的人在金钱的驱动下，把残存于民间的一些民族一地方文献和文物古董拿到黑市交易，也有大量古墓古物被不法分子盗掘盗卖，其中不少还流失到国外，这都使民族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的损失。由于图书馆、档案馆等文献收藏单位和文博部门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经费严重缺乏，再加上自身工作中的缺陷，连相关信息都不能及时掌握，更难以设法挽救了。至于内蒙古自治区一些图书馆、档案馆已收藏的民族一地方文献，也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而得不到正常的利用，有时还因保存条件的限制而受损。
出版是保存、传播和广泛利用文献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内各省区市纷纷整理出版了本地的旧地方志、旧史书、文集等，大大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而我区除了早年出版的《蒙古秘史》、《蒙占源流》、《世界征服者史》、《蒙古及蒙古人》等重要著作外，很少出版古旧文献。日前已不易寻阅的我区旧地方志，如海内孤本《绥远通志稿》(1936年成书)，至今仍得不到整理出版。成书的著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零散的档案文献了。
对文献的漠视还表现在对现实民族一地方文献的态度上。古旧文献因其历经沧桑且较为少见而受人重视，但现实文献却往往因内容浅近、大家司空见惯而被忽视。由于图书馆等文献收藏单位常工作经费严重不足和全社会对文献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大量现实民族一地方文献不能及时人藏，以至最终流散或毁失。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不少地方报刊已无从寻觅；就连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全部详细资料都送给了北京国家图书馆，而区内公共图书馆却没有收藏。尽管在图书馆界的努力下，自治区已有要求地方出版机构无偿呈缴其出版物的地方法规，但因市场经济的影响，各出版社大多执行不力，况且该法规对非出版单位的内部出版物也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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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一地方文献的作用
在人类社会中文化的作用表现得较为间接和潜隐，但作用久远，多在不知不觉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的走向和前途。那么，在我们认识历史、了解今天，把握未来的过程中，民族一地方文献作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和积淀，必将对今天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民族一地方文献的内容包罗万象，是我区草原文化研究和蒙古学、地方史以及语言、文学、哲学、宗教、艺术、民族、民俗等各领域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它的丰富与否，直接决定着这些学术研究的荣枯和生命力。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者盖山林先生，正是受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画石山”记载的启发，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了举世闻名的阴山岩画。这段东西长达300公里，南北宽约20至40公里的岩画群不仅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岩画大国的行列，而且以其起讫达三万年之久的丰富内容，为我们的草原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再如，世界孤本蒙文《阿勒坦汗》的刊布，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蒙古学界对15至16世纪蒙古史的认知和研究，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成果。而内蒙古图书馆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包头《西北民报》(该馆已收购入藏)和刘澜涛主办的《兴和周丰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发现，则为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内容和有力的证据。不仅学术研究是如此，就连对文献依赖较小、较为自由和个性化的文学艺术创作，也常常要从民族一地方文献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如《成吉思汗》、《满都海斯琴》、《嘎达梅林》、《黄敬斋》等许多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或戏剧作品，一些反映民族文化的大型壁画和华美、新颖的民族图案及装饰，都是利用民族一地方文献的结晶。
至于领导决策、经济建设、发展旅游和文化产业等等，表面看似与历史无关，实际上却往往离不开对民族一地方文献的依赖和参考。甚至某些陈旧的历史文献，也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重大作用。例如，满洲里地方志办公室在修志过程中就遇到了无法弄清1945年以后苏联究竟占有满洲里多大一块领土的难题。相关人员跑遍东北各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都未查明原有边界的具体位置，最后靠内蒙古图书馆收藏的清末《呼伦贝尔边境全图》(晒蓝本)才得以解决。1984年l0月，天津卫戍区为弄清“文革”期间原独立二师(时驻防内蒙古，后调天津)战士邰得胜死亡案件，派人到内蒙古军区查找当年的《红色战士》报，结果片纸无存，最后靠内蒙古图书馆保存的10余张该报解决了问题。1994年，内蒙古多伦县十五号乡与河北省沽源县大二号乡30余年的边界纠纷发展成严重冲突，双方各不相让，令中央政府难以裁断。而内蒙古图书馆收藏的一份上世纪30年代的《多伦县图》使国家民政部做出了内蒙古胜诉的公正裁决，从而结束了这场纷争。凉城县酒厂依靠上世纪30年代《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的相关记载，使老牌产品“鸿茅酒”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在整顿酒业混乱时对传统名牌的甄别鉴定。显然，民族一地区文献无论对研究过去，还是服务于现实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四、以往的经验和今后应采取的对策
民族一地方文献的大量缺藏给我区的各项建设尤其是学术、文化建设带来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也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和人才浪费。
例如，内蒙古最具特色的蒙古学研究，虽然已有较长的历史和较强的科研队伍，但由于文献的不足，仍存在着不少研究盲点和薄弱领域；已有的一些成果亦因此而受到相当的限制，面世不久就需要改写或修正。上世纪70年代末．在学者们的呼吁下，自治区党政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改变我国蒙古学研究落后于外国的尴尬局面，提出在呼和浩特建立蒙古学资料中心的设想，以便尽快使呼和浩特成为世界蒙古学研究中心。但最终因未受到真正重视和投入以及后来市场经济的冲击而归于沉寂。到如今，政府虽斥巨资编纂世界首部《蒙古学百科全书》，但影响其进度和质量的最大障碍仍然是缺乏相关的文献资料。
由于文献的缺乏，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还有许多难以深入的空白。仓不仅政治、社会历史的研究不能尽如人意，而且还没有本地区的美术、音乐、戏剧、新闻、出版、医药、商业、宗教、民俗等专门史；就是对着力较多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也认识不深。许多经过多年努力才具有颇深功力的学者，亦因文献缺乏而无法尽展才华，不能获得一生中本该取得的成绩，不仅自己报恨终身，也给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失。
总而言之，民族一地方文献的缺乏是导致自治区文化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级党政部门和全社会(包括图书馆、档案馆等)都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否则．我们的民族一地方文献不仅难以积累，还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会永远消亡，给子孙后代和人类文化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民族文化大区建设过程中，当积极改进以往的不利状况。
第一，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必须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但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是前提。倘若没有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没有对内蒙古文化现状的准确把握和理智思考，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许多内容就难以实现。我们应从长远考虑，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长期加强对文化本质和民族一地方文献重要性的教育，以提高全社会对文化积累和民族一地方文献搜集工作的重视。这方面，各种媒体是大有作为的。
第二．加强执法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严格监督执行《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2000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第十五条“面向社会出版发行出版物的出版单位，应当自出版物正式出版发行之日起30日内将出版物向当地盟市以上公共图书馆呈缴1～3册(份)”的规定。尽快出台新的补充法规，将所有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出刊的各种出版物(无论公开与否)都纳人呈缴之列。
第三，在自治区若干个图书馆和档案馆分别设立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一地方文献基地和内蒙古自治区档案收藏中心，每年投入专项资金，专门进行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尤其要有计划地整理和出版珍稀或重要的文献资料、专题档案资料汇编，以利于原始文献的保存和方便社会各界利用。
第四，以往的经验证明，只要领导真正重视，民族一地方文献工作就能取得丰硕成果。今后要把民族一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作为考核各级文献档案工作的重要指标，以确保各级相关领导都能真正重视此项工作，使所有文献资源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为自治区的文化积累、创新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只有搜集和保存好记录我们历史和文化的民族一地方文献，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可供汲取营养的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能以卓越的文化创造赢得崇高的荣誉。文化是历史的积淀，需要长期的积累，它不会像时来运转的穷汉或投机取巧的商人那样“一夜暴富”。我们需要的是远大的目光和脚踏实地的长期努力，同时也要努力排除功利主义和短视的干扰。
参考文献
[1]盖山林．阴山岩画．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2]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呼和浩特，1979．
(德力格尔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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