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与哲学方法论关系密切。哲学转型需要哲学方法论的支持，而哲学方法论的定位又需要反思哲学转型所蕴含的哲学观的基本问题。这正如成中英所言，中国哲学现代转型需要将对哲学的批判与自哲学的批判，相结合。目前，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命题引发了学界热议，其发问之实质所关涉的正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哲学方法论问题。由此，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进行一番方法论检视便愈显必要。
哲学乃爱智之学，这是对哲学是什么问题具有普遍性的回答，但如果对其深究，则颇需玩味。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智慧属于神，而人至多称得上是爱智者，他说:智慧者，这个名称只有神才当得起，至于对人称他们为爱智者，或类似的名称，倒和他们很相称。在苏格拉底看来，由于智慧是至高至大、超人而神圣的，人虽得不到智慧，但有追求智慧的本性和激情。
若顺着苏格拉底再追问下去，智慧对人来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从而显得至高至大而力不能逮呢?对此，一个较合理的解释或许是:这个目标不会是个别的、部分的，而应该是整体的、无限的，用形而上的话说，就是整全、总体、大全、大一、无限这类词语之所指。哲学追求存在整体，哲学是整体智慧，它是一个永恒探索的过程，这是能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的哲学观。对这一哲学观，西方哲学史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出了纠结心态，展现出一个在认肯与否定之间摇摆不定的行进轨迹。
二
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现代.既是一个时间尺度，也是一个价值尺度。从时间来看，它始于五四时期;从价值来看，它指区别于传统的新精神，即科学理性。结合这两个尺度，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就是指中国哲学在现代发生历史性转变、生成现代哲学形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阶段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40年代。此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也从不同方面推进并深化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
20世纪30 - 40年代，中国哲学界产生了一批重要哲学成果，如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毛泽东的实践论、张岱年的天人五论，等等。这一阶段，中国哲学无论从内容上(主要吸收实证哲学、非理性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形式上(主要是有了严密的论证形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现代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哲学方法的创造性发展。中国哲学转型中的哲学方法总的特点，是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同时结合文化传统进行综合创造，代表人物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
三
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深化发展，如果就整体哲学的理念来看，诠释学和实践哲学是两个大有可为的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发展有两个优势:一是契合了哲学追求整体智慧的目标，二是关联着中国哲学的深厚传统。前者是从哲学的普遍性着眼的方向优势，后者是从中国哲学现代化发展的文化生长点与历史接合点着眼的资源优势。
整体智慧的追求需要的是广义认识论，它不限于知识的理论;同时，研究智慧的学说，还需研究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广义的认识是整体理性，在这种理性作用中，认识会在实现认识、实践、人格相统一的基础上，生成理性直观的智慧。康德形而上学困难的根菱就在于无视理论与德性的统一，而只是将德性之知视为信仰之事，信仰是理性在把对理论知识来说难以达到的东西认其为真时的道德思维方式由此，便无法证成康德形而上学所需要的理性直观，而当今哲学需要突破的关键恰恰于此。诠释学与实践哲学正可在这个关键之处大有作为。
实践哲学的本质是在方法论上承认理论的有限性。这一根本性质也特别契合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实践理性的特点。由于马克思哲学也属于实践哲学的理路，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实践哲学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意义不言而喻。实际上，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实践哲学的早期论著。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或将成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深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