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也是中国报业的转型时代。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幻，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选择中分化。狄楚青是转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康梁，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戊戌政变后，他背离康梁，由积极参政的政治精英转变为以报馆书局为生的文化精英。伴随着角色的转型，狄楚青的办报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的转变，即从“革新舆论”到“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转变。狄楚青办报思想的演进是清末民初中国新闻业转向的折射，是中国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时代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转型时代；狄楚青；《时报》；办报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6-0091-03
《时报》是近代颇有影响的面向知识界的全国性商业大报，为狄楚青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办。鉴于和保皇派的血缘关系，《时报》的预期设计是“革新舆论”的政论报纸，而在实际的经营中《时报》却越来越脱离保皇派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纯粹为办报而办报的道路，努力塑造独立的民营报纸的形象，以“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见称。狄楚青办报思想的演进，不仅仅是他在时代风云变幻中出于生存的考量。也与他转型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分不开，与中国报业转型的时代语境分不开，有着其合理的逻辑性。
一、清末民初报业转型的时代语境
张灏认为，1895年至1920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的内容或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均有突破性的巨变。从1904年到1921年，狄楚青主持《时报》的17年，正处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转型时代，也是中国报业的转型时代。时局变化、思潮激荡，在狄楚青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1895年后，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时代。也步入了一个危机时代。内忧外患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存亡，传统的政治秩序由动摇而崩溃。带来思想文化上的混乱与虚脱，中国传统的价值中心遭到侵蚀，知识分子失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感。但是儒家的经世理想、救世情怀，促使知识分子投身政治，积极探索摆脱现实深重的危难，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到制度层面的改良或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层层推演、步步深入，各种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催生出各种主义和群体。而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幻，促使每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及时做出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抱残守缺？知识分子群体在选择中分化。
公车上书是维新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它也代表着中国传统“士”阶层的分化――康梁为首的激进分子，开始脱离科举知识分子的行列，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戊戌政变后，康梁等大批维新知识分子流亡日本。在日期间，他们广泛接触了西方学说，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初步形成，基本完成了由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同时，维新知识分子在转化的同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戊戌政变让一些维新知识分子看到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使得他们在保皇问题上与康梁发生分歧。另外，康梁在汉口“自立勤王”起义中“拥资自肥”、“贻误义师”的表现，使得他们在维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政治威信受损。而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影响开始凸显，革命的历史价值开始被人们认可，更加剧了大部分维新知识分子的分化，他们与康梁离心离德，渐行渐远。一些维新知识分子如章太炎等转化为激进的革命党人，还有一些维新知识分子如狄楚青等由积极参政的政治精英转化为以报馆书局为生的文化精英。
二、维新知识分子转型的典型
狄楚青是维新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个典型。戊戌变法时期。凭借时势和文笔，梁启超的追随者众多，狄楚青就是其中一员。狄楚青为前清举人，是“公车上书”时追随康梁的众举子之一。他拜康有为为师，与梁启超结交，成为康门弟子，但戊戌变法之后，狄楚青的政治理想渐渐与康梁背离，甚至被视为“叛党之人”。
狄楚青本江苏溧阳人，早年在上海活动。怀抱革新思想，主张变法。变法失败后，狄楚青流亡日本，1900年回国，与唐才常等联络维新志士，以图救亡。他参与策划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日本，从此“灰心武力运动”，政治态度转向温和。他认为“民智幼稚，欲望改革有成，必先开启民智，遂决定弃武从文，进入言论界”；1904年回国筹建时报馆以图“革新舆论”，“为文字上之鼓吹”。此时国内的时局和社会思潮已发生很大变化：变法维新思想落伍。受“庚子勤王”中唐才常等志士鲜血的警醒，一些徘徊在革命与维新之间的人士思想也趋于激进，整个社会的群体心理倾向革命。康梁等保皇派沦为过气人物。受潮流的影响，自1908年起，狄楚青的《时报》逐渐撤出康梁股份，与康梁划清界限，向社会表明民间报纸的独立身份。
在1906年清廷预备“仿行宪政”的背景下，狄楚青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与江浙立宪派交往密切。预备立宪公会虽然对清政府表现为亲和性，但它更像是一个注重学理研究与宪政宣传的民间学术性社团，其主要工作实以宣传立宪与地方自治知识，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为重点，与梁启超等人组建的同样是立宪团体的政闻社有所不同。后者以“奋起而谋政党之组织”为宗旨，表现出急切的参政愿望。可见，狄楚青与康梁在政治上已是持疏离的态势。
从公车上书追随康梁开始。早期的狄楚青一直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孜孜以求，文字鼓吹、自立“勤王”，冒生命之危险，担流亡之颠沛。此时他还称不上纯粹的职业报人。办报只是他政治生活的附庸。与其说他是报人，不如说他是政治家。在梁启超的预先设计中，狄楚青创办的《时报》是肩负着保皇派在国内的机关报的使命。但随着狄楚青思想的转型，《时报》的离心倾向让海外保皇派大为不满，曾遭梁启超斥责：“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而狄楚青在将“扩张党势于内地”的政治使命卸下后。开始转变为一个纯粹的职业报人。 甲午战后至辛亥革命。是中国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传统报人逐渐向新式职业报人转变。甲午之前，报界规模影响有限，生存窘迫，报人职业认同尴尬，被左宗棠评为“江浙文人无赖，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在西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开始解体。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仕进阶梯中断，复又脱离乡土，流寓异地，变成社会上脱了根的游离分子”。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办报、译书、出版、办学等最初由买办知识分子经营的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转向的选择。他们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后，在文化生产领域，成长为有影响的精英阶层。狄楚青创《时报》馆，设有正书局，从政治领域退居文化领域，甚至最后完全退出俗世。潜心研究佛法。作为一名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狄楚青的角色转向，是极具时代特征的。
三、从“革新舆论”到“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
伴随着角色的转型，狄楚青的办报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政论本位到新闻专业主义本位的转变，即从“革新舆论”到“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转变。
甲午战后，中国兴起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也是一次政论报的办报高潮，维新派成为办报的主角。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卓越的精英知识分子，首开政治家办报先河。康有为的办报思路简括为：办报一开会一合大群一开风气一变法，意即：要救国必须变法自强；要变法自强必须开通风气、广联人才；要开通风气，广联人才非开会（指组织团体）不可。“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从中可以得知康梁积极投身报业的终极目的是变法，办报只是“革新舆论”的工具，即变法的工具。
康梁体系报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组织严密。以师生关系为纽带。1904年梁启超秘密抵沪，亲自过问《时报》筹办一事。如前所述，《时报》在经费上是得到了康梁支持的，《时报》的“资本由狄葆贤（即狄楚青）独自筹措，其主要款项一部分来自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的粮台余款，另有约十分之三来自康、梁”⑤。同时梁启超亲自为《时报》撰写了发刊词；在人事方面，梁启超也进行遥控。初期的《时报》由狄楚青任总经理，康门弟子罗孝高任总主笔，康有为还力荐两位广东先生为《时报》撰写论说，以达到监督《时报》的目的，欲使其成为保皇派在国内的重要喉舌，在内地进一步扩大保皇派的影响。
然而实践中狄楚青却没有善尽“革新舆论”的使命，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梁启超曾指《时报》“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言论毫不一致，大损本党名誉”。《时报》创办初期还曾经抵制过保皇党派来的总主笔，辛亥革命后，《时报》由狄楚青独自经营，则完全摆脱康梁的控制，这份早期在时人心目中视为保皇党派的报纸转变为了一份纯粹的商业报纸。
“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思想正是以新闻为本位的办报思想的体现，也是狄楚青作为职业报人的立身之本。民营报纸以盈利为重要目的，如何避免同质竞争。通过产品差异化实现错位竞争，正是《时报》“革新代表舆论的报界”的“革新”思路。
戊戌政变后，内地报馆除《国闻报》、《知新报》等两三份外，其余都封禁无存。但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逐步放开报禁与言禁，掀起报业扩展的第二次高潮，一直持续到1912年。在这一时期，中国民营报业蓬勃发展。总数增幅很大。报业市场结构的变化给《时报》的发展带来契机。
《时报》的革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读者定位于知识界，注重评论，经常配合当天发生的新闻发表议论，篇幅短，时效性强，很引人看；在新闻方面以速为主，从各地发来的要闻专电很受读者欢迎：为满足文学爱好者辟设了《小说》专栏，介绍了不少世界名著，传诵一时。二是《时报》打破书册式成例，首创“对开报纸，分为四版、两面印刷”的现代型版式，辛亥革命后为各报纷纷效仿，包括老牌的《申报》、《新闻报》等。《时报》的老报人包天笑回忆说：“狄氏的创设《时报》，在上海新闻界不为无功，那正是申、新两报暮气已深的当儿，无论如何，不肯有一些改革。他们以为改革以后，读者将不欢迎，而且对于广告有窒碍。这两个老爷报，都执持一见，他们原以广告为养生之源也。但人心总是喜新而厌故，《时报》出版，突然似放一异彩，虽然销数还远不及申、新两报，却大有新生之犊不畏虎的意气。它注意于文艺界、教育界，当时的知识阶级，便非看《时报》不可了。”
“议政而不参政”，止于“言”的层面。而不进入“行”的阶段，这是狄楚青后期的办报思想与之前以政治为功利的“文字之鼓吹”的本质区别，但议政的热情在狄楚青的思想里仍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寄托于报馆，狄楚青并没有把报馆仅仅当成谋生的饭碗，《时报》不忘借助报馆这一公共话语平台，针砭时弊，在1905年抵制《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的舆论声浪中引人瞩目；1911年狄楚青已经转而倾向革命，武昌首义后的第三天起，《时报》发表多篇时评抨击专制统治，讴歌革命的正当性。虽然已退出政治舞台，儒家以政治为本位的经世理想在狄楚青心中却一直没有泯灭，它化身为了冷峻、犀利的报章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