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德格尔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释为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活动，由此将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定的基础归结为先验想象力。但是，康德由先验想象力到统觉的退缩和未能阐明认识有限性的存在论后果，显示了此一奠基的不牢靠性。由此，海德格尔从此在的生存论建构出发，实现了形而上学奠基的置换――基础存在论。基础存在论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关键在于具体澄清作为时间性的操心。海德格尔通过源初时间性建构起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从而完成了此在形而上学的奠基。海德格尔所奠基的这一形而上学扭转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取向，将哲学的使命规定为对人的“实际生命”的关涉。
关键词：纯粹理性批判；基础存在论；时间性；形而上学；奠基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6-0043-06
如何看待康德哲学，尤其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成为当代欧陆哲学争论的一个焦点性问题。传统的新康德主义倾向于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看作是一种“数学一自然科学的知识理论”，从而进一步把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转向”视为一场认识论的革命；然而，海德格尔从其存在论的视域，以“基础存在论”的解读对抗新康德主义者所作的认识论阐释。海德格尔式的康德解释引发了一场持久性的哲学论争。奥德布雷希茨、卡西尔等人针对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提出了各种批评。卡西尔甚至还这样评论道：“海德格尔在这里已不再作为一个注释家在说话，而是作为一个篡夺者。他仿佛是在运用武力入侵康德的思想体系，以便使之屈服，使之服务于他自己的问题。”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被扣上了一顶所谓的“阐释的强暴性”的帽子。在这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海德格尔坚持“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释成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活动”。根据海德格尔的论证，这项任务恰恰是由康德的意思而提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纯粹理性批判》所蕴藏的真实任务的一次阐明。
其实，从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一书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就是为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奠基。正如《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述，康德写作此书的时候，形而上学正在走向衰退，“今天，时代的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的鄙视”。因此，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目的不在于嘲笑，而是为了重建。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工作便是：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如何奠基了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批判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海德格尔如何从康德本身的思想推导出另一个天地来？”通过海德格尔对康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批判，探讨形而上学的当代形态与未来走向，这才是研究海德格尔对康德“暴力性阐释”的主旨所在。
一、海德格尔奠基形而上学的立场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所谓“粗暴性”阐释植根于其哲学立场。“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运思之路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指出：“存在是哲学真正的和惟一的主题。这不是我们的杜撰，这一主题设置活跃在古代哲学的起始阶段，并且在黑格尔逻辑学中达到了最辉煌的结果。现在我们只是主张，存在才是哲学真正的和惟一的主题。用否定的方式说：哲学不是关于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者（正如希腊语所表述的）存在论。”可见，海德格尔明确主张存在是哲学真正的和惟一的主题，并且作出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哲学不是关于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者存在论。因此，从海德格尔的观点看来，存在――乃是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始终不变的主题。但是，从柏拉图一直延续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就其实质而言不是关于“存在”的研究，而是关于“存在者”的科学。“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存在者的科学”，就是因为它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的根据的探讨，从而将存在实体化为“存在者”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存在问题被传统形而上学遮蔽了，并且宣称要解除存在问题的“千年之蔽”。海德格尔“存在的遗忘”并不是说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问题，而是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没能寻找到解决存在问题的正确路径。在形而上学的这种际遇之下，海德格尔必须要拯救它。而这项工作的展开始于为“形而上学奠基”。
何谓“奠基”？“奠基”原本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概念。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对奠基作了一个形式上的定义：“如果一α个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μ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个α本身需要由一个μ来奠基’，或者也可以说，‘一个α本身需要由一个μ来补充’。”“奠基”或“奠基关系”的概念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的诸多结果最终都可回归为在意向体验的“奠基关系”方面所获得的本质认识。就此而言，奠基意味着，被奠基的构成物如果不回溯到奠基性的构成物上就无法自身被给予。“每一个内容与每一个内容都通过奠基而相互联系，无论这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联系。”这就是胡塞尔所谓的“奠基统一”。借此，他“阐明认识和认识对象之本质”，其目的是把哲学建成严格的科学。为形而上学奠定一个明证性的根基。
但是，海德格尔的“奠基”根本不同于胡塞尔的“奠基”思路。胡塞尔仍然囿于传统主体性哲学的认识论问题，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则是存在论的，奠基于对生命本身的阐释和领会。海德格尔指出：“形而上学虽然不是什么现成的就在那里的建筑物，但却作为‘自然天性’实际存在在所有的人那里。因此，形而上学之奠基或许就可以叫作：为这一自然的形而上学置人一个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用一个新的基础替换掉那旧有的……形而上学奠基，却绝不是对某个体系及其内层的空洞建造。而是对形而上学之内在可能性所进行的建筑术意义上的划界与标明。这也就是说，去具体地规定形而上学的本质。但是，所有的本质规定性却只有在首先对本质根据进行发掘中才可以达到。”在这里，海德格尔的奠基具有双重含义：奠基不仅为形而上学提供新的基础，而且这个新基础将决定形而上学本身的重建。海德格尔所寻找的这个基础是以往一切形而上学赖以立身而又不能达到的那个基础，并且，通过此一奠基能够扬弃和清除传统哲学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力图从更为本原的视野出发来为形而上学的大厦寻找一个坚实的地基。这一地基不仅是对形而上学的奠基，并且规定了形而上学的重建形态。 因此。“奠基”的问题。实际上关涉到对形而上学本身理解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奠基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就会需要什么样的奠基。在《康德书》中，海德格尔详细地剖析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既是“存在物本身的知识”，又是存在物的最高级的类域的知识，存在物的整体从这一最高类域来得到规定。因此，“形而上学乃是对存在物本身和存在物整体的根本性知识”。海德格尔将这一概念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学院概念”，并认为主要有两个动因决定形而上学学院概念的形成。第一个原因涉及到形而上学的内容划分。这源于基督教的世界观念。在基督教的世界观念中，上帝作为造物主处于最高的位置，一切非神的存在物都是被造物：宇宙万物，而在被造物中，人又拥有卓绝的地位。如此，存在物整体就可以划分为上帝、自然和人，相应的研究领域也就被划分为：神学、宇宙学和心理学，这些领域就组成了特殊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相区别，一般形而上学（存在论）就以“一般”存在物作为对象。另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认知方式和方法。形而上学将普遍的存在物与最高的存在物视为其对象，形而上学就成为具有最高荣耀的科学，成为了“科学中的女王”。因此之故，形而上学的知识方式也就必须是最严格的，必须具有绝对的约束力。“数学的”知识正好契合了形而上学的这一知识理想。数学知识，因为其独立于偶然的经验，乃是最高意义上的、理性和先天的知识，这就是说，它是纯粹理性知识。关于一般存在物的知识（一般形而上学）和追求存在物的诸主要领域的知识（特殊形而上学）就这样成了“出自纯粹理性的科学”。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坚守这一形而上学的意图，进而还在特殊的形而上学中把这一意图强化，康德将之称为‘本真的形而上学’、‘终极目的的形而上学”’。
正是在为形而上学“奠基”的路上，海德格尔遇到了康德。海德格尔发现：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发问，第一次使存在论从根本上成了疑难。“康德将存在论的可能性之疑难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对这一提问方式的阐释力求说明，为形而上学的奠基是作为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来进行的。”正是由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才得以开端。这也就是康德哲学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所具有的重要的哲学史意义。
二、先验想象力与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
正是基于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是形而上学奠基而非单纯认识论的理解，海德格尔指出，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讨论时，这并不是其目的本身。毋宁说，康德是要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思考中获得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洞察。“我们对于康德的真正理解只能从按其本质就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开始，即从关于存在的理论或存在论开始。”因此，康德所揭示的人的认识的有限性正是人的存在之有限性的集中体现。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即使不是现实地作为科学，但却是现实地作为自然倾向而存在。因为人类理性并非单纯由博学的虚荣心所推动，而是由自己的需要所驱动而不停顿地前进到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通过理性的经验运用、也不是通过由此借来的原则所能回答的，因此在一切人类中，只要他们的理性扩展到了思辨的地步，则任何时代都现实地存在过、并还将永远存在某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是理性之自然倾向。当康德如此界定形而上学的时候，就决定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奠基只能是在理性领域的认识论奠基。“形而上学至少就其目的而言是由纯粹先天综合命题所构成的。”针对怀疑论的挑战，康德要为理性的合法性地位进行辩护，即对象以我们的认知为准。这样哲学意义上的知识问题不再是认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认识，以保证知识的可靠性和必然性，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革命”；面对独断论，他提出必须要限制理性的僭越，为理性划界，即人的认识只能达到现象界，而永远不可能达到物自体，这就是康德式的“不可知论”。“‘理性’要走出‘独断’的阴影，而又要保持自己的‘权力”’，这就是康德在哲学中要做的主要工作――“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构成了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路径。
海德格尔指出，在康德那里知识一般首先是直观，“一种知识不论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它借以和对象发生直接关系、并且一切思维作为手段以之为目的的，还是直观”。康德站在批判的知识论的立场指出，上帝、神作为原始的存在者，其直观属于创造性的直观或者理智直观，即他在直观中不受制于任何思想而能直接创造出他的对象，此种神秘的认识方式对于作为存在者的人来说是不能想象的。因为人的直观按其本性来说只能是接受性的，这种直观不能创造它的对象，只能接受向它显示的对象，属于派生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不是本源的，就是说，不是这样一种本身就使直观的客体之存有被给予出来的直观方式。而是一种依赖于客体的存有、因而只有通过主体的表象能力为客体所刺激才有可能的直观方式”。人类的全部认识始于直观，有限的直观给定了我们认识的视界，这首先表明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本质。海德格尔指出，康德从一开始就是强调知识的有限性，即知识只有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
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出发，康德承认知识始于经验，先于经验我们没有知识。但是，源于经验、始于直观的知识又如何获得普遍必然性呢？按照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康德的论证思路是这样的：有限知识的发源地就确定于“心灵的两个基源”――人类自身先验所具有的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给予，通过后者对象被思维，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源头的这种双重性，又如何联结起来使知识成为可能的？“提供时空观念的感性形式”和“提供判断形式的知性范畴”并不是“单纯的比肩并列”，相反，只有在这种由其结构所规定的两者合一即“综合”中，某种有限的知识才会达到其本质性的存在。这一“综合”必发自某种“共同之根”。海德格尔根据《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得出结论说，这一“共同之根”乃是先验的想象力。在这个层面上，海德格尔借康德之口赋予先验想象力以结构性和实质性的本原地位：“一般综合只不过是想像力的结果，即灵魂的一种盲目的、尽管是不可缺少的机能的结果，没有它，我们就绝对不会有什么知识，但我们很少哪怕有一次意识到它。”正是立足于此，康德通过先天综合判断使知识获得了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对此，海德格尔说道：“在我看来，重要的地方在于指出，在此作为科学理论而被提出的东西对康德来说并不重要。康德并不想给出任何自然科学的理论，而是要指出形而上学的疑难索问，更确切地说是存在论的疑难索问。将《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一具有积极性的主要部分的核心内容，以正面的方式植入到存在论之中。”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通过哲学史上的这一“哥白尼革命”探求的正是存在论的根源问题。因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正蕴含着这样的思想：在知识中已包含有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先行领会。这种先行领会即是理性对自然的“预先拟订的计划”，它在先地决定了存在者的存在。康德认为，“理性只会看出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决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襻带牵引而行”；“理性必须一手执着自己的原则。另一手执着它按照这些原则设想出来的试验，而走向自然”。对存在的先行领会在康德的意义上，就是理性对自然“预先拟定的计划”，就是康德“哥白尼革命”的主体性原则。正是对存在的先行领会即存在论的知识，使得关于存在者的知识得以可能。“形而上学的奠基在整体上就叫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而它之所以是真正的，因为它是形而上学的。”因此海德格尔说，《纯粹理性批判》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知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
在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中，先验的客观的知识从根源上讲就是由“先验的想象力”这种唯一的根本能力保证的。“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追问的是存在论知识的本质统一之内在可能性的基础问题。康德奠基的基础就是超越论的想象力。超越论的想象力，完全不同于作为开端的心灵的两个基源（感性和知性），它作为居间能力脱颖而出。”在第一批判中，想象力是一种盲目的遵循规则的综合，在认识理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先验想象力要解决的问题是直观和概念的结合问题，这个问题既是说明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关键，也是服务于证明先天知识的先验演绎的。先验想象力是直观和概念的“共同之根”。因此，它在康德进行形而上学奠基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而海德格尔认为，先验的想象力这种可能性正是得益于源初的时间。“那源初起统合作用的东西，那似乎仅仅是中介性的超越论想象力的居间能力，无非就是源生性的时间。惟有借助于这种在时间中的扎根，超越想象力之一般才能够成为超越之根柢。”因此，源初性的时间使得先验想象力成为可能。
先验想象力与时间的关系或者说“时间”概念是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进行解读的关键所在。也正是以源初的时间性为依据，海德格尔深刻地区分了康德的“自我”与笛卡尔的“我思”。“然而，在康德那里，时间的这种必然的核心功能最先总是仅仅作为一切表象的普遍形式来表现宣示和介绍的。但关键的地方仍然在于，这是在什么样的关联情景下发生的？”康德仅仅把“时间”看作是感性直观的形式，意即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表象的普遍形式”。正是在此，海德格尔找到了其存在论研究的切入点。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既非卡西尔所说的是“粗暴的”侵占和“篡改”，也非单单为了争得康德研究的学术荣誉。海德格尔明确表示。他是要从康德文本已说的东西中揭示出康德本人想说而尚未说出的东西。
三、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奠基与形而上学的未来
海德格尔指出，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作为根本能力是通过所谓的“图型化”过程实现的。“图型”是概念与直观的结合，是使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桥梁。而概念与直观的综合正是在时间性中进行的。“只有当时间状态成问题之处已经确定了的时候，才能成功地引进光线来照亮图型说的晦暗之处。”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正是时间在“先验的想象力”的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先验的想象力通过其综合功能，构造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三个维度，也即创造了时间。先验的想象力作为自我的中心，使自我获得了统一性。海德格尔将康德的自我与时间性联结在一起，对柏拉图式的、笛卡尔式的主体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指责笛卡尔的“我思”只是一个先行的设置，而实际上“只有规定了我在的存在。才能够把捉我思的存在方式”。相对于笛卡尔封闭的“我思”概念而言。康德的“自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当康德把时间作为“自我”的基本结构时，他至少意识到了时间问题的重要性。就此，海德格尔高度评价了康德，“曾经向时间性这一度探索了一程的第一人与唯一一人，或者说，曾经让自己被现象本身所迫而走到这条道路上的第一人与唯一一人，是康德”⑤。
但是，康德不仅没有进一步探索先验想象力所植根的源初时间性，反而将先验想象力退回到了统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康德认为，先验想象力比“统觉”更本原、也更在先，是人的本质的更充分的表达。但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将先验想象力已取得的独立和突出的地位取消了，并使之作为低一级的能力隶属于“统觉”。原因可能在于康德所确立的先验想象力的中心地位。违背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强调主体性认知能力的强大传统，面对传统主体哲学的这一威胁，他不得不选择“退缩”；另外，康德在其以后的思想中并没有深究人的认识有限性的存在论后果。人的认识的有限性正是人的存在之有限性的集中体现，“把有限性的最内在本质的强调凸显出来，这乃是形而上学奠基活动的要求”。因此，海德格尔断言，康德为形而上学所确立的根基并不牢靠。沿着存在论形而上学的理路，海德格尔进一步追究了作为有限性的人是如何在一个源初的时间性中揭示出存在的意义的。由此，海德格尔开始了其形而上学的构建，而康德所找到的奠基起点被海德格尔置换为“基础存在论”。
基础存在论之所以基础，是因为存在不仅与此在相关联，而且把时间作为了言说存在的境域。“基础存在论建构的优越之处就在于：这一建构活动应当要将掌握着所有此在的最熟悉的东西的内在可能性开放出来，尽管这一最熟悉的东西还是无规定性的，甚至是太过自明的。”海德格尔又将这一建构活动理解为“此在的出击（Angriff）”，实际上指的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在海德格尔看来，“操心”是人的存在样态，但是“将操心作为此在超越论的基本法相凸显出来，这仅仅是基础存在论的第一阶段”，“生存论分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下一步骤，就是具体澄清作为时间性的操心”。 因此，海德格尔在谈到《存在与时间》的意图及目标时写道，“具体而微地把‘存在’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是本书的意图。其初步目标则是对时间进行阐释，表明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时间”构成了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问题的视域。同时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此在存在方式的“操心的结构的源始统一在于时间性”。这就决定了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工作是从实际被抛的生存本身的“具体性”出发，以便把时间性作为使生存成为可能的源始的东西揭示出来。海德格尔是从生存本身的“具体出发”，去建立起时间与存在的关系的。一旦“时间”与此在之“生存”联系起来，时间就变成了“时间性”。
海德格尔从时间性去理解存在，这使得他避免了流俗的时间理解。“此在由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必须这样本然地领会时间。为了摆明这一层，我们须得源源始始地解说时间性之为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所以，与其说是时间构成了海德格尔解说存在的视野，不如说是从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海德格尔指出，“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只有当此在被规定为时间性，它才为它本身使先行决心的已经标明的本真的能整体存在成为可能。时间性绽露为本真的操心的意义”。“时间性”是“曾在”、“将来”和“当前化”三者的统一。但是把“时间性”这一语词用作术语时，海德格尔要求首先必须远离一切从流俗的时间概念里涌上前来的“将来”、“过去”和“当前”的含义。也必须远离“主观的”和“客观的”或“内在的”和“超越的”“时间”概念。为此，海德格尔区分了“本真的时间性”和“非本真的时间性”。“将来”、“过去”和“当前”这些概念首先是从非本真的时间领会中生出的。所以，必须把时间放在此在的展开状态中来理解。因为，这个展开过程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基轴进行的，即把本真的存在与非本真的存在分离开，把源始的时间与流俗的时间分离开。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流俗的时间领会来说时间就显现为一系列始终‘现成在手的’、一面逝去一面来临的现在。时间被领会为前后相续，被领会为现在之‘流’，或‘时间长河”’。流俗解释把时间规定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前后相续，把时间当作一种无终的、逝去者的、不可逆转的现在序列。这种流俗的时间描述源自沉沦着的此在的时间性。与此相应，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对源始而本真时间性的分析概括为下面几个命题：“时间源始地作为时间性的到时存在；作为这种到时，时间使操心的结构之建制成为可能。时间性在本质上是绽出的。时间性源始地从将来到时。源始的时间是有终的。”这一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源始时间性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几个命题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并且是针对着流俗的时间概念提出来的。所以，海德格尔认为：“探索工作反倒必须先熟悉源始的时间性现象，以便从这一现象出发烛照流俗时间领会的源流的必然性和方式，以及它占有统治地位的根据。”在本真的时间性的烛照下，非本真的、流俗的时间概念会更加清楚地向我们显现出来，反之亦然。
此在源始的存在论上的生存论结构的根据乃是时间性。时间使操心的结构之建构成为可能。正是这种“时间性使生存论建构、实际性与沉沦能够统一。并以这种源始的方式组建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到时的“时间性”在建构“操心之整体结构”的同时，也显示出自己的“绽出”特性。海德格尔指出，“将来、曾在与当前显示出‘向自身’、‘回到’、‘让照面’的现象性质。‘向…’‘到…’‘寓于…’等现象干干脆脆地把时间性公开为绽出。时间性是源始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本身。因而我们把上面描述的将来、曾在、当前等现象称作时间性的绽出。时间性并非先是一存在者，而后才从自身中走出来：而是：时间性的本质即是在诸种绽出的统一中到时”。“到时”是在绽出的统一中到时。“时间性在每一种绽出样式中都整体地到时，即：生存、实际性与沉沦的结构整体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操心之结构的统一，奠基于时间性当下完整到时的绽出统一性。”时间性的绽出统一性，亦即在将来、曾在状态与当前这诸种样式中“出离自己”的统一性。至此，海德格尔通过源初时间性建构起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从而完成了此在形而上学的奠基。
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诠释是两个哲学家之间的一场意味深长的“思想的对话”，是其奠基形而上学途中的一个准备性的阐明。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工作予以了这样的评价：“至于康德自己是否达到了对这一问题的完全澄清，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说康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并首先将它提了出来，就已经足够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意识到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亦即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并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康德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严格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知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但这种形而上学依然行进在笛卡尔所开辟的形而上学的“我思”之路上。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康德耽搁了一件本质性的大事：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相对于康德，海德格尔要构建的则是真正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当海德格尔宣称“唯当此在在，才有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显示了他形而上学的理论本性。“形而上学决不仅仅是人所‘创造’的体系和学说，毋宁说，存在之领悟、领悟之筹划和被抛在此在本身中发生。‘形而上学’就是在突破进入存在物之际所发生的基本事件，而这一突破与人这样的东西的实际生存同时发生。”因此，海德格尔主张：“其它一切存在论所源出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奠基，也就是海德格尔所奠基的形而上学。从海德格尔所奠基的形而上学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问题关涉实际生命的存在”，“哲学问题关涉那种在当下被称呼存在和被解释存在之方式中的实际生命的存在”。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只不过是对实际生命的明确解释而已”。
